信马由缰话当年·我的生活琐记（七）
本文作者：张孝
我的小学时光
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音乡的蒙独脑包村度过的。我家在村的南头，再往前二三百米是一所一至四年级独人班初级小学。除本村学生外，周边喜家卜、黑土坡、南梁、脑包洼的学生也在此就读。看着孩子们挎着书包兴高采烈地上下学，打心眼里羡慕。大概我五六岁的时候，秋季刚开学，姐姐哥哥拿着新书回来，让我看鲜艳的五星红旗，雄伟的天安门，还给我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不懂啥意思，把本地话的“国”误听成“瓜”，心想，这种瓜一定好吃。
这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学生刚到校，老天就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花好大，像无数白色纸屑从空中撒下来。只一个来钟头的时间，蓬松的积雪就有三四寸厚。我望着学校，看着积雪，突发奇想，拿着扫帚出了家门，在学生必经之路开始扫雪。我扫的不是直道，而是“之”形的弯道。两弯之间的距离也有设计，不能让他们迈步跨过，只能顺着我扫开的小道蜿蜒前行。扫出四五十米后，带着满身大汗回了家，只等放学时的好看。好不容易盼到放学，学生们顺着弯道跑步回家，边跑边笑。人流弯弯曲曲，像蛇窜一般，我既得意又开心。拽着妈妈出来，她看了笑得合不拢嘴：“这孩子，真能生法儿！”
50年代农村小学校舍
1955年秋季，我也挎着书包走进了学堂。学费一块半，书费几毛钱，极个别的特殊困难户可以缓交或减免。学校是一排正房，没有院墙，前面是开阔的操场。西把边单间是老师办公室，东边是掏空三四间的大教室。屋内北边留出不太宽的过道，供人们出入、上下炕和老师讲课之用，后墙是一块大黑板。南边顺窗户是一条东西向的大炕，炕上南北向摆着一排排带抽屉的私家炕桌。学生们盘腿坐在炕上，侧着身子听老师讲课。老师是一个严重谢顶络腮白胡子的关南老先生，名叫李植森。他一个人承担了四个年级的全部课程，十分辛苦。白天讲课，晚上在带玻璃罩的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直到深夜。
1952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一册
1952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第一册扉页
主要课程是语文和算术，学的是繁体字。我现在读繁体字文章比较流畅，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早自习那才叫热闹，同学们身子前仰后合，似读似唱地阅读或背诵课文，“一开学，二上学，三学校里的同学很多”……不管句子长短，都能恰到好处地用固定曲调唱读出来，颇有点鲁迅先生笔下“三味书屋”的味道。除语文和算术外，还有同学们感兴趣的手工课，用纸编小鸟、飞机、小船、衣帽等。再就是写仿，一人一个砚台，倒上水，拿着“金不换”牌的墨棒研磨，浓淡合适后，把一尺见方的麻纸对折，拓上老师写的仿引，用毛笔一笔一画地书写。老师批阅时，写得不好的字旁边竖着划个红杠。写得好的，划个红圈。特别好的，给个双圈。
到了三四年级，又增加了珠算课。俗有“学会四七归，走遍天下不吃亏”之说，鼓励孩子们认真学习。所谓四七归，就是在算盘上用四、七作除数的一种算法。四年级就是村里的文化人了，年底村里大集体搞决算，还聘请珠算好的学生参加，我哥张忠就受邀参加过。家长高兴，老师满意。我们用的墨水，开始是“驼鸟”牌57毫升的蓝黑墨水。用玩后空瓶不扔，买上正痛片大小的墨精块，用水化开，就是一瓶藏蓝色墨水，省钱热闹。音乐课比较简单，唱的是《两只老虎》《二郎山》《纸老虎》《三套黄牛》等。还学唱《国歌》，老师告诉我们，《国歌》在十分严肃的场合才能唱，平时不允许随便乱唱。体育活动主要是跳绳，滚铁环，还有一项娱乐性的活动叫“丢猴”。同学们在操场围成一个圆圈，席地而坐，拍着手，唱着歌。一个同学拿着类似沙包一样被称作“猴”的东西，在同学背后绕圈或走或跑，趁某一同学不注意，把猴丢在他（她）背后，转一圈回来，未被发现，被丢猴的同学就得受罚，到场中央给大伙儿唱首歌。唱完歌，拿着猴再去丢。如同学发现，起身直追，一圈之内追上，受罚的就成了丢猴的了。
学校条件简陋，但过得十分快活。作业在校完成，放学后除帮家长做点力所能及的营生外，就是尽情地玩耍，那才叫无忧无虑呢！在校期间，有件事让我终生难忘。一年冬天，我右脸长了一大片脓疮，热敷抹药都不管用。一次记不清是因为什么，我与李福生吵着吵着动了手。他弟弟比我还大一岁，力量对比悬殊，一拳正打在有疮的脸上。打得我满目金星，两眼生泪，一脸脓血。大概印证了辩证法讲的矛盾对立统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原理吧，打那以后，脓血渐止，结痂脱皮，不治而愈，没留疤痕。现在回想起来，真该向李福生同学说声谢谢。
李老师书教得好，一大缺点是过分严厉，恨铁不成钢。头天教的东西，第二天回答不上来，叫到地上，就用一米来长、指头粗细的红色柳条教鞭一顿好打。被他打的学生不在少数，庆幸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这种情况上级知道后，很快制止。过了不长时间，不知是退休还是解聘，一个叫席存的年轻老师取代了他。席老师教了不长时间就调走了，接替他的是一位叫高举的师范生。高老师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教育学生，人们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教室土炕拆除，换成泥桌泥凳。办公室南门堵上，从教室里边开了新门，成为套间。还买回一个大皮球，皮球外层留有三四寸长带眼的口子，里边放一个有气嘴的内胆，打足气后，把气嘴掖回去，用牛皮细绳像系鞋带一样把口子扎好。与现在的皮球相比，重量过之，弹性不及。皮球不仅是学生的活动器材，也给村里社员带来了欢乐。夏天晚饭后，年轻人就到学校，与大一点的学生混在一起玩皮球。人们分成两伙，传球，抢断，声声呐喊，阵阵欢笑，直到认灯时分才结束，在南海卜一片蛙声的陪伴下，人们度过一个甜甜的夜晚。这位高老师一直教到我四年级毕业。为了促进教学，乡里搞过一次四年级会考。我语文95，算术100，考了第一名，为学校争了光，为老师长了脸。
四年级毕业，我如愿考上了小堂地（现在的平原村）完小，班主任是年轻漂亮的张桂香老师。课程增加了地理、自然、历史，还有农业常识。学习继续努力不用说，过早的住校，一切都得自理，就是必须闯过的一大关。就说吃饭，学校每天一顿块垒，我用家里带去的大碗先盛上一碗，等到吃完再盛时，同学们都盛两次，盆也空了。后来改变做法，先盛半碗，吃完再盛一碗，这就一碗吃成一碗半了。这样的时间不长，很快变成按人打份了。后来我居然当上伙食委员，收面过秤入库，伙房打面出库。这些都是白尽义务，学校不给一分补助，伙房也没给多吃一个馒头。我们住的是基本不过火的土炕，夏天好说，冬天难过，不生火太冷，生火又怕煤气中毒。学校与村里多次商量，想出个学生下户的办法，就是把住校生分配到社员家住宿过夜。我与红土湾比我高一届的王阔到了郭世华同学家。虽说他们家也并不十分暖和，但毕竟身下是过火的热炕，条件好了许多。
1961年初，因搬家我转学到乌素图公社大房子小学，走读六年级，班主任是清水河口音的段和平老师。别看我年纪小，却是村里年级最高的学生，比我大3岁的才读五年级，与我同岁的只读三年级。作为转学生，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一下难以融入这个新的集体。有两件事，让我改变了被动局面。一次解算术应用题，全班同学都是同一种算法，我则是另一种算法，另一种结果。一些人劝我改过来，我认为自己正确，坚持不改。第二天老师点评作业，说全班只有一个做对的，这一来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了。又一次是老师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又增加了我的人气指数，于是我较快地融入到了这个生机勃勃的班集体之中。
快毕业时，需要毕业照，张鼎禄校长领着我们全班同学抄近路步行70里到科布尔镇照相。照相馆的摄影室不算太大，屋顶用玻璃做成，下面横着拉一层布帘，通过布帘的闭合调节光线。摄影的是一位叫欢义子的小眼睛后生，一口地道的忻州话，十分逗趣。轮到我们照时，放一个长条板凳，坐满5人为一组，一次完成。可惜没照一张全班合影，留下终生遗憾。晚上住在北门赵宝山车马大店，师生中除到亲戚家的外，其余不分男女都住同一条大炕。大家胡乱吃点自带的干粮，和衣躺下，头枕胳膊，朦朦胧胧地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自由结伴，原路返回。贪玩，是少年的天性。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玩。看到坡度较陡的山头，争先恐后爬上山顶，喘着粗气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环顾四周，极目远眺，阡陌纵横，沃野葱茏，让人心旷神怡。山头上空气清新，沁人心脾。一阵凉风吹来，觉得浑身舒坦。搬块大石头滚下去，那石块蹦着跳着越滚越快，就像被老鹰追着的野兔拼命狂奔，动感十足，非常好看。夏季天长，我们半后晌就到家了。我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水缸，一看还有半缸水，悬着的心落地了。父亲在大队种菜园，很少回家，到辘轳井上担水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由于回来的不时不晌，午饭已过，晚饭未到，一个冷馒头下肚，就出门找朋友玩去了。眼看临近考试，我与同学们以当无然，没有压力，也不紧张，到了该玩的时候，照样玩得不亦乐乎。
60年代课余时间干农活的小学生
就在升学考试前几天，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因超龄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在小升初考试中，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铁沙盖中学。
充满童趣的小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一去不复返了。60年过去，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挥之不去。尽管年龄渐长，但印象似乎更加清晰。留给我的，只有静静的回忆，深深的思念，真诚地告诫自己及晚辈，珍惜岁月，不枉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