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存金：捧读父亲
父亲是在轰轰烈烈人欢马叫的1959年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年他年仅24岁，我则不满5岁。岁月的烟云早已湮没了父亲短暂平凡的人生轨迹，使其成为一部尘封的书。或许这部单薄的书过于沉重，以至于我写了许多悼念母亲的文字，却始终不愿意触动这部书的内容，不忍心惊扰父亲的在天之灵。
我担心稚嫩的眼光读不懂父亲。
父亲生前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给我的直接印象是那样的淡薄，那样的遥远，那样的朦胧，定格下来，竟没有一片清晰的图像。认识父亲，大多是从母亲简短的回忆里和长辈零星的叙述中。
父亲生于战乱频仍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伴随童年的多是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襁褓中的父亲就随着祖父祖母四处逃难，偌大个世界，竟没有一处安全的栖身之地。逃难途中，祖母被日本人空投的炸弹夺去年轻的生命。年仅4岁的父亲虽然幸免于难，却从此与孤独相伴，尝尽了失去母爱的般般困苦。
直到家乡解放，党和政府创造了和平安定当家做主的环境，父亲才获得了新生，也赢得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学校与我家仅一墙之隔，正是昔日孟母不惜三迁而寻求的良宅佳邻。也许是坎坷的生活经历淬炼了父亲坚忍的意志，也许是困难的家庭境遇使父亲懂得求学机遇的难得。也许是比邻而居的地理优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父亲从一上学就十分刻苦用功。经常最先到校，最后一个离开，把宝贵的时间最大限度的用到学习上。有时候，祖父做好饭仍不见父亲归来，隔墙相望，却发现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他一人还在潜心读书。父亲自幼性格温和，心地良善，同学们相处都很融洽。平时，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同学随父亲到家来玩。碰上雨雪天气，父亲便邀路远的同学来家吃饭住宿，邻校而居也为同学们提供了诸多方便。由于家庭劳力短缺，祖父只供父亲读完了小学。可以想象，他是怎样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校园，又是怎样面对一墙难隔的读书声而苦苦做着求学的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学的父亲忽然喜欢上了绘画，尤其喜爱各色花鸟虫鱼和动物。他照着古代画谱上的样子，一天到晚刻意描绘，反复临摹，虽是条件简陋，却也无师自通，进步很快。笔下的荷花亭亭玉立，喜鹊振翅欲翔，蝈蝈栩栩如生，奔马动态各异，初步显露了父亲师法自然描情状物的灵气和才情。
父亲结婚后，心灵手巧的母亲把这个长期没有女人照管的家庭料理得井然有序，焕然一新。从此，父亲的诚实灵动，母亲的勤劳聪慧，加上祖父的忠厚淳朴，共同营造了这个家庭的欢乐和睦。我和弟弟相继出生，更给这个四世单传的家庭带来勃勃生机和活力。优越的社会制度，健康的社会风气，和谐的家庭氛围，为父亲、母亲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父亲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绘画创作，母亲纺纱织布，管理家务，这种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的农家生活，其乐融融。这个时期，应当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最惬意的时期。
父亲当时的画作，早已随着岁月的动荡流失殆尽，如今仅存的，只有父亲和母亲合作创造的那幅蚊帐沿儿。在一幅长约6尺的漂白布上，父亲先用彩笔描绘出四季花卉的图案，母亲再用七彩丝线，一针一线绣出色彩斑斓的形状。牡丹花丰润妩媚，石榴花娇艳活泼，菊花芬芳秀丽，梅花冷俏端庄，再加上飞舞花闻的蝴蝶、蜜蜂，活灵活现，相映成趣。这幅作品虽然被生活的烟尘浸染得有些陈旧，但却是父亲母亲才情的展现和恩爱的结晶，是家庭生活温馨和谐的象征和标志，也是那个历史时段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纪念。
时代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期，那股弄虚作假浮夸蛮干的歪风，把晴朗的天空刮得有些迷茫。正是这个时候，父亲随村里精壮劳力一起，参加了一次挖河工程。工地远离家乡，父亲和民工吃住都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工头是一个从小在关东混大的蛮子，沾染了日本人的冷酷和野蛮。原本一个月的工期，非要15天完成。为了尽早报捷放卫星，施工实行昼夜24小时连轴转，一个人一天要干十五六个钟头的活。吃的黑面窝头还要限量，只能半饥半饱。要把河底的泥土运到大堤上，需爬几十米高的陡坡，三四个人拉一辆地排车，拼尽全力才能前行，稍一松懈，就会连人带车翻落河底。以饥饿之体，承此繁重之劳，时间不长，一些民工就饥困交加，累倒在地。加上人员密集，难以左右相顾，经常出现险情。有的人不堪重负，索性趁黑夜偷偷逃离。
父亲文弱之躯，承受的压力更大。本来有很多离走的机会，但善良和忠诚的秉性使他不愿意选择那种临阵脱逃的方式，只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勉强坚持。当毅力再支撑不住身体的空虚时，他也倒在了河道里。像其他许多累倒的民工一样，只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蛮工头就用皮带威吓着强行赶到工地继续干活。父亲筋疲力尽，又受风寒侵袭，浑身酸痛无力，头重脚轻，走路就像在云里雾中。终于有一天，他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连车一起翻到了河沟里。
父亲醒转过来时，已经被民工抬进了窝棚。父亲只觉得头像炸裂一样疼，嗓子干得着了火，两腿就像抽了筋，脊背时热时冷，浑身骨头都散了架。同住的民工喂了几口水，清醒一阵，很快又迷糊过去。父亲就这样一连三天三夜没得到救治，昏迷不醒，水米未进。第三天傍晚，蛮工头领着庸河医吵吵嚷嚷地走了进来。河医慑于工头淫威，便昧着良心说“没病”。正为民工大量逃走影响受奖而恼恨交加的工头，一边挥动皮带，一边声色俱厉地尖声嚎叫：“装什么病，只要脑袋瓜热乎，三脚跺起来就能架车子，走，干活去！”边说便抬起穿着牛皮鞋的脚，欲向父亲踢去。此时，围拢窝棚内外的民工们忍无可忍，齐声发出怒吼，那只要命的脚才没有落在父亲身上。蛮工头和庸医看到民工喷火的眼睛，料到众怒难犯，不得已悄悄离开了窝棚。大伙看着父亲病情危急，便自发地连夜把他偷偷送回家里。
父亲生龙活虎般站着离家，气息奄奄地躺着归来。母亲和家人还没有弄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就极不情愿地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生命，一个具有顽强创造力的生命，一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生命，一个承载着义务和责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一副薄棺陪伴着父亲去了那个阴冷孤寂的世界，棺板虽薄，却永远地隔断了我们的父子情缘，却永远隔不断儿子对父亲由衷的思念。
时过40多年，早已做了父亲的我，虔诚地翻开父亲这部尘封已久的书，小心地拂去蒙在书上的灰尘，深深地感触到了他的丰厚，他的沉重。
捧读父亲，我感慨万端。
父亲是善良的，他向以善良之心去成全世间的一切美好。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只要能够坚持就不想逃走，只要能够忍受就不愿倒下。忍辱负重的初衷，是为了守住自己安守本分的名节，是为了成就水利工程的圆满，甚至也是为了成全工头好大喜功的奢望。然而，阴差阳错，善良却遭遇了邪恶，其结果是悲剧的发生。这场悲剧不仅仅扼杀了一个善良的生命，而且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老年丧子、青年丧夫，幼年丧父的哀痛和灾难，也给社会增加了沉重的责任和负担。这是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于家庭，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于社会，是无法弥补的缺憾。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那个时期的这类事件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方面的教训早已成为建设文明小康社会的警世之钟和前车之鉴。对人类生命的关爱已经成为当前的社会共识。但愿这样的悲剧不会重演。
父亲是有才华的，他的绘画在村里已崭露头角。但是才华必须有适宜的机遇才能得以施展。遭遇工头的惨无人道，对父亲来说虽然是生命中的偶然，但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为它毁灭了一个人的才智和希望。倘若父亲能赶上今天这样政治清明、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才华或许会有发展的广阔空间。可是，历史不容假设。
父亲的意外蒙祸，也显示了人类生命的脆弱。父亲尚未来得及履行做父亲的职责，就不得已撒手而去，把做父亲的责任无情地转给了母亲，这是父亲的不幸和无奈。与此相关的是，父爱的缺失，也使我没有理解和实践好“怎样做父亲”这门人生功课，审视对子女的关怀教育，许多方面都存在不应有的责任缺位。好在儿女们悟性尚可，靠自我完善可以弥补教养中的一些缺陷。
捧读父亲，让我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也让我获得了新的精神资源。
2003年8月12日于古曹州
作者简介
张存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菏泽市作协名誉主席，曾任菏泽市副市长，菏泽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