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上最恶劣的一次剽窃，为他们带来了诺奖
多年来，科学界忽视了英国学者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对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贡献，这是大多数人都了解的事实。但一位美国科学史教授在自己的新书中指出，事实真相更像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阴谋”，这项为现代科学奠定基石的重要发现，是科学史上最恶劣的一次剽窃。
图片来源：Pixabay
撰文 KEVIN BERGER
翻译 周舒义
编辑 魏潇
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曾说，他通往 1962 年诺贝尔奖的道路始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 1951 年的一次会议上，沃森结识了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这位生物物理学家与沃森、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因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而分享了诺贝尔奖。与威尔金斯会面是他“第一次意识到 DNA 问题或许是可解的”，沃森说。“这改变了我的人生。”
对于教科书来说，这是一则不错的轶闻。但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医学史教授、作家霍华德·马克尔（Howard Markel）在新书《生命的秘密》（The Secret of Life）中写道，“这出好戏有一个肮脏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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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沃森 22 岁，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做博士后，是个笨拙傲慢的愣头青。沃森的生物实验室主任赫尔曼·卡尔卡（Herman Kalckar）邀请他和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员——芭芭拉·莱特（Barbara Wright）陪同参加在那不勒斯召开的会议。自信、好胜的沃森对莱特的工作不以为然。她的研究“相当粗糙，”他挖苦道。不过沃森很高兴受邀参加这趟旅行。“这应该很令人兴奋，”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会议上的报告令沃森昏昏欲睡。不过，当威尔金斯展示 DNA 的 X 射线晶体衍射照片时，他精神为之一振。新照片显示，这种分子具有晶体结构。沃森后来试图在鸡尾酒会上与威尔金斯搭讪，但不善交际的威尔金斯竭力避开了这个傲慢的美国人。当沃森发现威尔金斯在和他的妹妹聊天时，他以为这是个好机会。但是当沃森走近他们时，威尔金斯又溜走了。
威尔金斯。图片来源： C. Goemans,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9658843
尽管如此，与威尔金斯的相遇奠定了沃森的未来方向。他决心弄清楚 DNA 的精确分子结构。沃森清楚，自己没什么机会加入威尔金斯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实验室，主要是因为威尔金斯不喜欢他。为了探索 DNA 结构，他将目光投向了其他著名的生物学实验室。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生物物理部门，沃森结识了才华横溢的克里克，两年后，两人建立了第一个正确的 DNA 结构模型。他们向世人展示了 DNA 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塑造生物的生命进程。
在《生命的秘密》一书中，马克尔饶有兴致地介绍了沃森和威尔金斯第一次相遇的幕后故事。原来，卡尔卡与莱特有染，并且不想公开他们的关系。马克尔在最近的采访中告诉我，沃森被邀请到那不勒斯“是为了给他老板和莱特的婚外情打掩护。”马克尔写道，“解开 DNA 双螺旋的契机是凑成一对的卡尔卡和莱特带来的，这一反差不禁令人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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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尔笔下，国王学院和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角色尽数登上舞台，他们运筹帷幄，为自己的研究寻求支持。沃森显然是剧中的伊阿古（编者注：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奥赛罗》中的反面角色，因嫉妒主角，挑拨后者杀死了妻子）。尽管沃森并没有诱骗自己的上级杀妻，但他确实“杀害”了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声誉。马克尔特别指出，沃森 1968 年出版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书“对她实在很过分。” 沃森将富兰克林描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泼妇，曾因沃森打断她而“勃然大怒”，对其拳脚相加。这个场景多年来一直恶名昭彰。
富兰克林出生于伦敦，是一名化学家和数学家，一生致力于完善 X 射线晶体学。测定分子中原子的过程极其漫长，晶体学家需要对分子拍摄数百张照片，并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来确定其构型和大小，从而推知其中有哪些原子。富兰克林有着超常的细致和耐心，她在晶体学领域成名后，被国王学院聘用，负责解析 DNA 结构。威尔金斯认为 DNA 是他的领地，富兰克林是他的助手，而不是拥有自己思想和方法的独立科学家。
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一直合不来。马克尔记述了他们的同事对其中原因的看法。沃森指责富兰克林拒绝接受她作为威尔金斯助手的角色。在《双螺旋》中，他居高临下地写道，真正的问题在于“罗莎（Rosy）”。其他人则认为威尔金斯嫉妒富兰克林，害怕她，不满她在公开场合纠正自己的科学观点，或者就像克里克所写的那样，威尔金斯“爱上了富兰克林”。克里克还写道，“但罗莎琳德真的很讨厌他……也许是因为他很蠢，这总是会惹恼她，也许是他们之间还有别的故事。” 不管怎样，克里克说，“他们之间爱恨交加”。
马克尔描绘了富兰克林的另一面。他引用了国王学院生物物理学家玛丽·弗雷泽（Mary Fraser）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富兰克林不想与实验室中的任何人有交集。威尔金斯“高大、安静、温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实验家，虽然有时很固执，但通常从不吵架，”与此同时，富兰克林则 “举止相当粗鲁，令人不自觉地敬而远之、闭口不言，显然也从未有人与她熟络。她难以忍受社交场合的闲聊——这既无聊又浪费时间。” 富兰克林“太过偏执，习惯于自行其是。如果她在解决问题时向威尔金斯求助，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但她不想要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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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的“连续剧”中，下面这段情节最为糟糕，马克尔也不是第一个讲述这段故事的人——威尔金斯在富兰克林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档案室，取回了一张富兰克林的实验照片，并将其展示给沃森。这张“第 51 号照片”揭示了 DNA 双螺旋式的三维形态。沃森在《双螺旋》中写道 ：“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张大了嘴，心跳开始加速。”
霍勒斯·贾德森（Horace Judson）在他 1979 年的著作《创世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中描述了这一著名桥段，已故传记作者布伦达·马多克斯（Brenda Maddox）在她 2002 年的著作《罗莎琳德·富兰克林：DNA 背后的女士》（Rosalind Franklin: The Dark Lady of DNA）中呈现了丰富的相关背景信息 。这段故事中的大多数主角和配角，包括威尔金斯和沃森，以及与富兰克林共事的博士生雷蒙德·高斯林（Raymond Gosling），都在采访和书中谈论过这件事。它甚至被改编成了舞台剧 《第 51 号照片》（Photograph 51），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饰演富兰克林。这一事件被如此频繁地解读，甚至成为了一个历史范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真相是如何被割裂成几个各不相同的观点的。
马克尔承认，这件事是个罗生门，许多信息源头也是各执一词（他在整本书中的脚注非常详尽），但他自己并不觉得其中有任何道德上的模糊地带。“很简单，这是不对的，”他写道。“威尔金斯向沃森展示第 51 号照片没有明确经过富兰克林的许可，这违背了所有的道德准则，也正因如此，这是科学史上最恶劣的一次剽窃。”
这张不告而拿的照片是对富兰克林的第一次冒犯。这之后，剑桥大学生物物理研究部门（它汇集了从事相似研究的实验室）的负责人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再次未经富兰克林许可，向沃森和克里克展示了富兰克林和高斯林对 DNA 的分析报告。马克尔写道，这篇论文在克里克的大脑中引发了连锁反应，使他领悟了 DNA 的结构：核苷酸两两配对，两条主链在外侧围绕、盘旋。在《双螺旋》中，沃森写道，双螺旋的构想源于生物界事物成双成对的理念。“那只是胡说八道，”克里克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克承认，他和沃森“需要一条线索来想到这一点，而线索就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数据。”
在马克尔的叙述中，克里克是“DNA 二人组”中更有同情心的一个。富兰克林在 30 多岁时患上了卵巢癌，“这可能是因为她在实验室工作期间遭受了大量辐射，”身为医生的马克尔推测。他写道，20 世纪 50 年代的癌症治疗水平“比中世纪医学好不了多少”。他以清晰而冷静的笔触，详细刻画了手术在富兰克林身上烙下的苦难印痕。在她最艰难的日子里，克里克和妻子奥黛尔（Odile）陪伴着她，在他们位于剑桥的家中养病。富兰克林的妹妹詹妮弗·格林（Jenifer Glynn）在接受马克尔采访时说，富兰克林对沃森和克里克没有怨恨。她于 1958 年去世，年仅 37 岁。克里克后来告诉富兰克林的朋友兼传记作者安妮·赛尔（Anne Sayre），富兰克林本来可以解决 DNA 的结构难题，“对罗莎琳德来说，这只是时间问题。”
考虑到克里克对富兰克林的尊重，他和沃森对她犯下的最后一桩罪行尤其令人气愤。马克尔写道，通过“险恶的操作”，沃森和克里克设法在他们 1953 年的《自然》（Nature）论文中省略了对富兰克林数据的正式引用，这篇论文详细说明了他们构建的双螺旋模型。当他们和威尔金斯在 1962 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克里克和沃森在获奖演讲中对富兰克林只字未提；威尔金斯只提到她“对 X 射线分析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马克尔回顾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对 1962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提名（编者注：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被提名的是诺贝尔化学奖，但最终获得的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出自“当时一批最有成就、最见多识广的科学家”。他们中无人提及富兰克林。事实上，她没有资格获得该奖项，因为诺贝尔奖不会追授给逝者。不过，马克尔还是发掘出一份关于 1960 年诺贝尔化学奖提名的 14 页报告，报告作者阿恩·韦斯特格伦（Arne Westgren）是一位精通 DNA 和蛋白质晶体学研究的化学教授。韦斯特格伦写道，克里克和沃森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假设，但在破译 DNA 分子结构方面，最值得赞扬的人是威尔金斯、富兰克林和高斯林。绕过这三人而去褒奖克里克和沃森“不值得考虑”。他补充说，如果富兰克林活着，“她完全可以要求她的那部分奖金。” 显然，诺贝尔奖委员会对此不为所动。时至今日，沃森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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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马克尔采访了沃森。此时沃森在公众心目中的光辉已经被他的种族主义言论泯灭，他反复声称，由于遗传原因，黑人的智力不如白人。马克尔问 90 岁的沃森，如果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富兰克林在 1962 年还活着，她不配与他分享诺贝尔奖吗？“他慢慢地从椅子里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用一根手指直指着我，大声说：'你通常不会因为无法解释的数据而获得诺贝尔奖，’”马克尔写道。马克尔追问沃森，说 1953 年的威尔金斯也无法解释数据。沃森笑着回答说：“我们想让莫里斯也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我们都喜欢他……”
那么，马克尔如何解读沃森和更讨人喜欢的克里克犯下的恶劣罪行？“把双螺旋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马克尔说，“他们想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左右历史。”
在新书的开头，马克尔写道：“在层层演绎、解读和讹误之下，DNA 分子结构的发现是科学史上最容易被误解的一段悬疑故事。” 在这本书的最后，我很高兴能够了解，谁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译文有部分删减。原文链接：
https://nautil.us/issue/107/the-edge/one-of-the-most-egregious-ripoffs-in-the-history-of-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