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读江南录》原文·译文

​读《江南录 》

王安石

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江南录,至李氏①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虽有愧于实录,其于《春秋》之义②,箕子之说,徐氏录为得焉。

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致于亡。纣为君,至暴矣,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请伐纣,武王曰:“未可。”及闻其杀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也,一举而胜焉。季梁在随,随人虽乱,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然则忠臣国之与也,存与之存,亡与之亡。

予自为儿童时,已闻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见杀,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数以杀忠之罪。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词意质直,忠臣之言。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颇详,闻佑所以死则信。然则李氏之亡,不徒然也。

今观徐氏录言佑死,颇以妖妄,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不止于佑,其它所诛者,皆以罪戾,何也?予其怪焉。若以商纣及随、虞二君论之,则李氏亡国之君,必有滥诛,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是乃徐氏匿之耳。

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此人之情也。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而俱称有文学,十余年争名于朝廷间。当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谏,铉独无一说,以佑见诛,铉又不能力诤,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践亡国之祸,皆铉之由也。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观之,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惟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注】①李氏:南唐后主李煜;   ②《春秋》之义:指臣隐君之过,子隐父之过。

译文

  已故的散骑常侍徐铉奉(宋)太宗的命令撰写《江南录》,当写到李煜亡国的时候,他不谈君主的过错,只按历代存亡的旧例来谈论这件事。这虽然愧于实录,但在(遵守)《春秋》臣不言君过之大义上,徐氏的写法算是恰当的。

  但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时,(国君)一定有大的恶行,恶行没有比杀害忠臣更大的。国君即使无道,但如果不杀害忠臣,(那么)虽然不会得到大治,但也不至于亡国。商纣王做国君,残暴到了极点。周武王在孟津巡视军队时,诸侯都请他去讨伐纣王,武王说还不行。等到听说杀了王子比干,然后知道商纣王要灭亡了,所以一发兵就取得了胜利。季梁在随国当政的时候,随国虽然十分混乱,但楚国却不敢攻打它。虞侯因为没有采纳宫之奇的意见,晋国才有了要得到璧玉而假装借路的计策。这样说来,忠臣和国家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忠臣在则国在,忠臣被杀则国家也跟着灭亡。

  我从小时起,就听说过南唐的臣子潘佑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杀,当时大宋趁机派兵前来征讨,历数南唐后主残杀忠臣的罪过。等得到潘佑上谏李后主的表章,拿来看,言辞和用意都十分正直坦率,这是忠臣的言论呀。我的诸位伯父叔父以前有很多做过南唐的官员,他们说到南朝的事情十分详细,我(从他们那儿)听到关于潘佑的死因应该是可信的。既然这样,那么李煜的灭亡,就不是平白无故的。

  现在看徐铉的《江南录》中写潘佑的死,极像是胡编乱说,与我过去听说的很不相同。不止是对潘佑的死,其他被杀的人,(《江南录》认为)都是因为犯罪而被处死,为什么呢?我感到很奇怪。如果用商纣王和随国国君的旧事来衡量这件事,那么李煜作为亡国之君,一定有滥杀忠臣之事,由此我确信潘佑事无罪而被杀的,这一定是徐铉隐瞒了事实的真相。

  凭什么知道它一定是这样的呢?我是根据人之常情推知的。一般说来诋毁是由嫉妒产生,嫉妒是由己不如人产生的,这是人之常情啊。我听说,潘佑和徐铉都是李煜的臣子,并且都以有文采学问被称道,十余年间在朝廷争夺名位。在李氏王朝危机之时,潘佑直言相谏,徐铉却不上一句谏言。在潘佑被杀时,徐铉又不能极力劝谏,最终使自己的国君落了个杀忠臣的罪名,遭到灭国之祸,这都是徐铉的缘故啊。徐铉害怕这个过失被人知道,又为贤能比不上潘佑而羞耻,所以隐瞒了潘佑的忠臣行为而以其他的罪名诬蔑它,这是人之常情。从(对待)潘佑的事来看,其他被杀的人,也能够推知(其他原因)了。唉,如果真有这样的事的话,我认为徐铉不只事大大的诬蔑了忠臣,他对我们大宋君主的欺骗不也是很严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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