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的中秋

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过中秋节，尤其喜欢在避暑山庄过中秋。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乾隆皇帝先后在避暑山庄过了48个中秋，写了至少上百首与中秋有关的诗。当然，许多人像我一样，对乾隆皇帝的诗，一首都没记住。

在《中秋帖》的后面，乾隆御笔题了一首长词：“拟中秋帖子词，有序。金祇行政素昊司，时蝉噪风秋台上。律披阊阖鹊飞月，曙楼前镜对婵娟。于时有象西成仓，箱叶万千之盛无。边佳景团圞正三，五之宵露满芝盘。鳷鹊高而玉绳低，影气澄兰戺夗（鸳）央（鸯）。敞而丹桂飘香不，须弦管吹开所喜。篇章递进宜春彩，帖体反苏家儤直。金銮词怀韩氏爰，成四什各赋七言。风月今宵非等闲，等闲风月总须删。南极六星临北阙，西华一镜挂东山。底缘觉得好风光，桂影婆娑华黍香。试想昨年蟾窟景，一秋毫分不曾匡。闾阎节物验嘉师，圆饼雕瓜入好诗。太液秋风潋金縠，不须重拓影娥池。璇霄珠露五云楼，可识春光也让秋。试创玉堂新事例，擘笺催进月词头。乾隆丙寅八月拟成此词，阮命内廷词臣属和适抚大令中秋帖。因录于卷后，际此良时实获心赏，并志之以纪几余雅兴。三希堂御笔。”

如果在北京，乾隆皇帝就会拿出王献之的《中秋帖》来一边吃月饼一边与大臣共赏。

《中秋帖》收藏在北京故宫的三希堂里。

三希堂很小，只有8平米。

三希堂所以得名，虽然有一种说法是“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但我更相信，是因为乾隆皇帝收藏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

这几位彪炳史册的大书法家，都是一家人。

“三希”是史上最风流的一家人写出的最美书法。

琅邪王氏，是魏晋间最具传奇色彩的顶级门名门贵族，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儿子王献之的书名也不弱，甚至在东晋后期至唐初，风头一度压过了王羲之。如果不是唐太宗李世民看王献之不爽，书法史的排名恐怕就要改写。

王献之做到了中书令——南北朝时，能够担任中书令的人，常用有文学才望者，因而职位最为清贵华重。又因谢安曾经担任过中书令执政，中书令的地位开始日益提高。

中书令相当于宰相，是隋唐以后的事情了。辽和夏，中书令的位置甚至在宰相之上。

王献之虽然政治上并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但他的旷世才情，却是那个时代最风流的代表性人物。

三希堂收藏的《中秋帖》，前隔水有乾隆御题：”大内藏大令墨迹多数唐人钩填，惟是卷真迹二十二字，神采如新，洵稀世宝也！向贮御书房，今贮三希堂中。乾隆丙寅二月御识。”

乾隆显然以为：真迹无疑！

正文左边还有乾隆的一个题跋：“神韵独超，天资特秀”。

而且，乾隆还秀了一下自己的绘画技艺，他在正文的左边，绘了一支白梅。

乾隆皇帝画的梅花

王献之生于344年，卒于386年，没看错，只活了42岁！

王献之距乾隆时代，足足过去了1400多年。

《中秋帖》是真迹吗？

先看一下释文：

“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22个字，几乎无法断句，也弄不清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如果勉强猜测，大概有以下几个意思吧：

1、八月十二日，中秋快到了，月亮未圆，像被刀切去了一块。

2、他自己、亲人、朋友，时时处在可能随时发生的战争中，也可能正在人生的纠结中，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有些挂念和担心。

3、他无法彻底解决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如何排解，成了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除此墨迹本之外，在《宝晋斋法帖》中，有一名为《十二月割帖》，全文是：

“十二月割知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反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也不好断句。

偶见网上有人这样翻译：“十二日，月亮似被割过，都知不到中秋不会复圆得不到全貌，月未圆满而不开心，反向理解下即明瞭，理解后怎样呢，然后可以明白一些人生的问题并超越它，是何等庆幸，于等待大军途中。”虽然不能肯定王献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至少打开了一个思路。至少“十二月割”中的“十二”，不是“十二月”，否则，就不是中秋了。

也有人这样翻译：中秋节快要到了，还没有你的消息。你要是不回应我，你就不用回来了。真是让人悲伤。就是胜利了，打败了对手，又能怎么样呢？还要搞盛大的庆祝活动吗？浩浩荡荡的军队，什么时候回来呢？

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

如果勉强断句，我以为应该是这样的：

“十二，月割，知不中秋？不复不得相。未复，还恸，理反，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如果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样的句读“游戏”，也是有趣的事情。

王献之楷书《洛神赋》

虽然风流为一时之标，王献之的生活并不快活。

王羲之娶了郗璇（璿），郗璿的弟弟郗昙，是王羲之的好朋友。

郗昙的女儿郗道茂，是王献之的第一任妻子。

从亲属关系而言，郗道茂是王献之的表姐。

王羲之和郗昙都是在升平五年（361）离世，当时郗道茂与王献之两人成婚只有半年。二人都各自失去了父亲，但因是少年夫妻，因而情真意重，志趣相投。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在二人身上。

简文帝司马昱还是会稽王的时候，三个儿子都不幸夭折了，后来将近10年，司马昱王宫里的妃子、贵人都没有生育。司马昱请道士卜卦，道士告诉他说：后宫马上会生有一女，还会应当生两个男孩。卜卦不久，徐贵人就怀上了新安公主。虽然是一个女孩，但给近10年来没有生育的王宫带来了好运。后来，王宫其他妃子、贵人果然又生了两个儿子，即司马曜与司马道子。

成年后的新安公主嫁给了桓温的儿子桓济。

373年7月，桓温在临终前，将自己的权力交给了五弟桓冲，这样的交接引起了四弟桓秘的不满，他在桓温病重期间，就与侄子桓熙、桓济一起密谋，企图废掉桓冲后夺权。因有人告密，桓冲并没有去探视病重的哥哥桓温。相反，在桓温病逝之后，桓冲首先派健壮将士拘捕了侄子桓熙与桓济二人之后才去奔丧。

因桓济参与了叛乱，新安公主就与他离了婚。

王献之风流蕴藉，为一时之冠，新安公主竟要求皇帝把自己嫁给已经娶妻的王献之。皇帝于是下旨让王献之休掉郗道茂，再娶新安公主。

但王献之深爱自己的表姐郗道茂，为了拒婚，他甚至用艾草烧伤了自己的双脚，落下后半生行动不便的残疾。

但是，无法抗旨的王献之终究只能忍痛休了郗道茂。此时，郗昙已死，离婚后的郗道茂只好投奔伯父郗愔，最后孤苦伶仃地郁郁而终。

《淳化阁帖》第九卷收有王献之的《奉对帖》，内容如下：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足，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姐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惟当绝气耳。

这是王献之在离婚后含悲忍泪写给郗道茂的信——像这样的信，王献之反反复复写了好几封。

《晋书》记载：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

与郗道茂离婚，是王献之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不知道他的《中秋帖》，是写在什么时候。

他在一个男人最好的42岁的年华里死去。

写给自己表姐也是妻子的《奉对帖》

《十二月帖》

以下是《十二月帖》和《中秋帖》的对比

现在大家都普遍认为，这个帖是米芾临的，而且是一个不完全临本——我小时候临帖，也不喜欢按着顺序来，有的帖反反复复临了几年，就是从来没有完整地临过，因而曾被长辈批评。

身为一代书法宗师，米芾除了高超的鉴定能力之外，还有超常的临摹水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将自己的临摹之作当成真迹出售，他的摹本一次又一次被当作真迹流传出去。为此，苏东坡特别不喜欢他。

在宋朝的文人圈子中，还流传着一个心照不宣的话题，那就是不要轻易把真迹借给米芾，因为不知道米芾还回来的是真是假！

米芾在《书史》中曾记载过这样一段有趣的事情：米芾住在苏州时，同友人葛藻住得很近，葛藻每见米芾临帖，就把米芾的临摹收藏起来，后来还按照《名画记》的样式，将米芾的二十多件临帖装裱成轴，当他拿给米芾看时，二人大笑。后来葛藻把这卷书法送给朋友，也没有说明这是米芾的临本，接受者就以为是真迹。后来米芾向收藏者借看此卷时，收藏者竟然不肯让米芾看！

还有一次，米芾的顶头上司大学士谢景温聊起，大土豪郭氏要出让《争坐位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惊人的价格成交：八百千钱，也就是八百贯——在宋朝，770文为一贯，一文相当于现在的0.3元，那么，八百贯，也就相当于现在的184000元！如果加上M2之类的通货膨胀，那就是天价！

结果成交后，细心的人发现帖缝间竟有“元章戏笔”的字印，“元章”不正是米芾的字吗？于是米芾便当面解释说：在他年轻时确实临过此帖。不过具体是当谁的面并无记载，只记录了对方的回答：“家世收久，不以公言为然。”意思是，这是家传之物，“元章”也未必只有你一个米元章，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米芾临摹留下被当成古人的作品存留于今的，还真不少，比如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之的《鹅群帖》，以及颜真卿的《湖州帖》等。《宋史·文苑传》都这样评价他：“至乱真不可辩。”

这里不妨也介绍一下晋、宋人书写工具的区别：

《中秋帖》用的竹料纸，东晋时期还没有，约到北宋时方出现。晋人书写时使用的笔是有芯的，吸水性差，笔的提、按、转折不像现在的毛笔那样灵活自如，因而常出贼毫；而《中秋帖》的毛笔是用柔软的无芯笔书写而成。清人吴升《大观录》云：“此迹书法古厚，黑采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真是有眼光的说法。

《中秋帖》在宋代就进入了宋内府，后为南宋贾似道所藏，明代藏于项元汴处，项氏称此帖为《十二月帖》，显然是将“十二，月割”读为“十二月”了，因而《中秋帖》变成了冬天的《十二月帖》。

其后明代董其昌亦有鉴藏之，清乾隆时被收入内府，与《快雪时晴帖》、《伯远帖》号为“三稀”，被刻入《三希堂法帖》中，后由清宫流入香港，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有关部门以重金收回，

到了民国时，溥仪将《中秋帖》携出宫外，1945年后流散民间。1948年到了郭昭俊手里，当时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在香港将《中秋帖》和《伯远帖》共同抵押给一家英国银行，赎回期限定在1951年年底。

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得知此事后，将此事告知其父徐森玉，后又通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批示下，在1950年以35万买了回来。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显然，这也是米芾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