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托儿所

机关托儿所位于我们这座小城的东门大刘巷的南段。记得原来似乎是四合院的结构，中间有个不小的天井。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有一个下雨天，烧饭的师傅端着一扇饭笼匆匆从北面屋里跑到南边屋里，嘴里还在喊着“饭来了”、“饭来了”。这个地方，我们后来经常到。这是因为我大姐夫家就住在这巷子的北端，而我母亲的姑母，则住在机关托儿所的南边一点——垂直距离不会超过30米，近乎一路之隔。我的记忆就是从在这里上托儿所，大约2、3岁时开始的。

托儿所是作为家长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的一种选择：让自己幼小的孩子远离自己，一个星期可能只见面一两次，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当然，也是我自己无法想象的。因为我在儿子2、3岁的时候，一度也曾产生过将他送托儿所的念头——不是全托，而是日托；但是，当听说儿子在我们走后哭得天昏地暗之后，我们心如刀绞，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样的想法，继续请保姆照看他。

不过，我能够理解我父母当年的难处：他们都有工作，并且我爷爷奶奶外公早已过世，我外婆身体不好——用骨瘦如柴来形容她毫不夸张。从我记事时候起，外婆就是一副一步三摇，需柱拐杖而行，弱不禁风的模样。何况说，我们姐弟四人，要吃要穿，而我父母不过是普通工薪层，经济承受能力十分有限：我后来听我母亲说，她因此有好几年没有承担外婆的生活费用，那些年是我姨妈独自承担的。若干年后，我外婆去世之时，我母亲将一张清代风格的花板床留给我姨妈，作为对她的一种补偿。所以，我父母与很多那时双职工的父母一样，选择了把我们送托儿所。

这种属于全托性质的托儿所，只有到星期天孩子才会回到家庭，回到父母身边。但就是星期天，我们家也未必每次都我们接回去，因为接回去的这一天的粮食计划和伙食费，托儿所是不退的。也因此，我姨妈曾经因为星期天将我们领回去，让我母亲十分不快。

托儿所的保育员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托儿所所长我如今还有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的年龄与我母亲相仿，还因为某一个晚上，她坐在我对面的小床上给她的孩子哺乳，她先是挤掉了一部分的乳汁，那一镜头让我刻骨铭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性的乳房。昏暗的白枳灯下，她的乳房圆润饱满，看上去还又是那样富有弹性，从那里面呈喷射状挤出的乳汁甚至溅射到了我这边的床下。我读中学时有一次上学的路上，偶然发现当年这位托儿所的所长的家就在我们家的南边张家池那边。而她的孩子里，有一个应该与我大致同龄，另一个则比我稍小一两岁——也就是昔日她在托儿所里哺乳的那一个。

或许是因为对托儿所的陌生的环境和一张张不熟悉的面孔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所以，在上托儿所最初的日子里，我往家里逃跑过好几次。从托儿所到我们家住的房管所的宿舍，要穿过好几条巷子，与一条我们这个小小县城东西向的主干道——跃进路，拐来拐去，大约有五六百米。记得有一次我又跑回家了，而我刚进房管所的大门，就发现我哥哥站在磅秤上称重。他身上穿的是花棉袄——小时候，我们家多少年都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因为我们上面的是两个姐姐，所以，我们虽然是“小伙子”，但也有不少衣服是花的。我哥哥立刻向家中的两个姐姐喊：“弟弟溜回来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被母亲又送回了托儿所。不过，为哄我去托儿所，我母亲在送我回去的路上，花一分钱买了一只萝卜给我。

记得我们在房管所的家是幢老房子，格子门，房基高出地面不少。在这幢房子前，有一片空地，我父亲在这片土地上种过青菜也种过萝卜。青菜也还行，但因为混种，似乎沾到了萝卜的光——也有些麻辣。而萝卜，地面上的部分长势喜人，可地下部分不见膨大，萝卜只有麻雀蛋那么大。我父亲为什么喜欢拾掇土地？应该跟他的农村出身，对土地有着特别的感情有关，也应该与那时物质匮乏，如此这般或多或少能够有些收获有关。

在房管所里前后住了多长时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在这里我曾经拿装牙刷的铝合金的盒子盛上水，往热水瓶里灌。而因为热水瓶里的热水刚刚被倒掉，瓶胆还是热的，因此，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热水瓶如爆竹一样“嘭”地一声响，爆了，将我和我哥吓了一大跳。当然，这声响的代价比爆竹要昂贵多了。

我们离开这里应该是文革开始之后。文革中，我还到这里来过，那是为要生煤球引火的木柴来的。而那时候这里堆积如山的“木柴”中，固然有从旧房屋拆下的木料之类，但也还有不少“破四旧”，从佛庙中来的被劈开的菩萨、一些人家的门匾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