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在这里，看见“密密麻麻的生命”
抗战系列之不屈战俘馆内的照片墙。这些战俘们，作为当时的普通中国人，这很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张照片
多年前，樊建川收集到一张南京保卫战的照片，由日本随军记者拍摄于1937年12月初。
照片上，黑压压的都是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的士兵，他们席地而坐，无数张脸一齐看向拍照的方向。
日军记者配文，“沿长江向南京进发，从东发动攻势的两角部队在鸟笼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上俘获了的15000名从南京败走的敌军，该部队对这一战果有些吃惊。”
后人知道，等待照片上这群俘虏的命运是什么。几天后，这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30多万人丧生。
“我的父辈是在面对面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在《地雷战》《地道战》中认识‘皇军’的；而我们的后辈已经不认识‘皇军’了，他们正享受着日本先进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至于‘日本鬼子’，仿佛只是个遥远的传说。”这种紧迫感，这种历史和现实交织带来的荒诞感和复杂性，或许会一直缠绕着他，以及我们。
樊建川久久凝视照片，努力想看清楚照片里密密麻麻的脸，这是“密密麻麻的生命”。这些生命聚集在一起，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错觉，这种“盎然”即将变为“死寂”，这让他无法接受。
历史的真实原本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小人物的命运构成，此刻，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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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抗战，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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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抗战馆是建川博物馆聚落首批开放的展馆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 标志日军侵华战争开始。那时，四川离日本的铁蹄尚远，过去几十年 饱受军阀混战之苦，士兵和百姓厌战情绪严重。
川军士兵常年抽旱烟， 几乎每个官兵都会提着一杆旱烟 枪，被百姓戏谑为“吊儿郎当双枪军”。然而，面对外敌入侵，军民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川军各部很快被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作战，经川陕公路开赴 抗日前线。
出川前，抗战士兵在旱烟杆子上刻“上战场，打日寇”，几十万民众夹道相送。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不同以往，一位川军老战士对樊建川回忆：“开玩笑，在川是打内 仗，出川是打国仗。”
“国仗”的结果是一个“四分之一”—— 八 年 抗 战 约 有 一千二百万士兵参战，其中川军占四分之一；两个“三分之一”—— 作为抗战大后方，四川交给国民政 府的钱粮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还有更多百姓以各种形式支援战争， 人工修筑战时新津机场，四川出动的民工总数达百万之众。当年修机场用过的巨大碾子如今还陈列在建川博物馆内。
川军抗战馆收藏有一面“死字旗”。这面旗是成都市北川县王者成送给即将出征的儿子的。一块白色的布，中间一个大大的“死”字，旁书：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当年出川的所有将士也都在临行前留了遗言。
川军第41军属第1纵队王铭章将军临行前与妻儿诀别：
“我知道这次抗日战争，我们是以弱对强，当然要付出代价。此次出征，我很可能为国战死；如果我为国战死了，这是我的夙愿。”
王铭章后来在藤县保卫战中身中7弹殉国。这场保卫战打得尤其艰苦，王铭章部队以5000人对抗日本装备精良的陆空部队双重袭击，装备落后，缺衣少粮，在孤立无援中死守4昼夜，几乎全军覆灭，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时间。王将军生前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文：“本日无友军枪声……决以死拼，以报国家！”
成都市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曾有一座王铭章将军骑马铜像，后来被毁。樊建川四处搜寻王将军遗物，所得之一就是一张当年的铜像照片，照片中两名川籍军人正向王将军敬礼。虽不是将军本人物品，博物馆仍然将其郑重地收藏在川军抗战馆内。
此外，为国捐躯的川军高级将领还有刘湘、饶国华、许国璋将军等。刘湘将军出发时已到肺结核晚期，常大口吐血，最终病逝在第七战区司令的岗位上；饶国华、许国璋将军都因守土不利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战场后方的支持力量来自民众。在政府发起的募款仪式上，捐款的有车夫、农民、孩子，甚至乞丐。在川军抗战馆出口处，樊建川写道：“赶走了财狼，我们才有了安逸的日子；饮水思源，不忘先辈的壮烈牺牲；珍惜生活，家常的幸福来之不易……”
川军抗战馆内：为抗战捐款的乞丐
川军抗战馆的设计者是川籍建筑大师徐尚志先生，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和总建筑师、四川第一座五星级酒店锦江宾馆的设计者。徐老当时年近九十，设计好川军抗战馆后三年即病逝。
徐尚志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曾亲耳听过川军将领的演讲。他给川军抗战馆设计了一条曲折而漫长的进馆之路，路边是翠竹依依，脚下是大片金黄麦田。
徐老说，川军当年装备落后，其中不少是从田地里扛起农具就上路的农民，他们脚穿草鞋走到淞沪，走到山西。
参观者也应当多走几步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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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被遗忘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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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博物馆之初，樊建川就想给两个特殊群体开馆，一个是战俘馆，一个是汉奸馆。前者2005年开馆，后者至今没能建起来。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达3500万，其中战俘数量至今没有准确数字。无论他们被当场杀害还是被迫成为劳工、医学实验品，他们都未被历史正面关注。
一名领导曾在参观完“不屈战俘馆”后提出疑问，他们为什么不自杀？这个疑问可能也是大多数人的疑问。在很多人看来，这些人既未成功也未成仁，是“不光彩”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回避和淡化。
樊建川没有回避，也不可能回避，他的父亲就曾被称为“俘虏兵”，而他就是“俘虏兵”之子。第一次得知这个事实是在1966年，樊建川上小学。
他向父亲询问无果后，自己四处求证，才了解父亲的全部经历：13岁当兵，抗战时期在阎锡山晋绥军中服役，与日军作战。1947年，21岁的父亲被解放军俘虏，并成长为炮兵连长，参加过开国大典，后来又上了朝鲜战场。
对父亲的“发现”，改变了樊建川对“俘虏”的认知。但他悲哀地发现：“他（父亲）后来所有的光荣战斗经历、伤疤、奖章都不能掩盖‘俘虏兵’这个‘疵点’。”
这件事或许是促使樊建川日后更进一步搜集战俘资料、为战俘设馆的源动力。他还专门为自己搜集到的战俘人物、历史物件考证写了100余则小文，汇编为《抗俘》一书。樊建川认为，“唯有此词，能传达其形象，意会其魂魄。”
樊建川花重金从日本人手里买回大量当年日军官兵、随军记者拍摄的私人影集，这些照片成为重要的历史证据。其中有不少被俘者照片，大部分不知身份，也不知后续命运如何，只有极小部分侥幸留下了姓名。
在这些照片里，一个小战士的挺拔身姿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名字叫季万方。在日本人的记录里，他是一名年仅15岁的童子军。但从实际身高面容看，他可能并不到15岁。在日军的镜头下，他腰板笔直，面容沉静，赤脚呈标准的45度军人站姿，从身上挂着的各类物品看来，他可能是一个勤务兵。
战俘馆内，15岁的童子军季万方，他日后的命运未知
“童子军”上战场的政策在后来备受争议。齐邦媛在《巨流河》里曾写到自己在“重庆大轰炸”时期被选为童子军代表，由沙坪坝的学校走路进城共赴国难的经历。走到半程，被运送尸体的指挥官兵截住：这些娃儿来做什么？赶快带他们回去！齐邦媛回忆，“那一具具焦黑的尸体，绵延十里，是我半生的噩梦。”
另一位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年仅20岁的成本华，她在和县（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城门守卫中被俘。照片里，她直面镜头，双手交叉环抱胸前，有两根细绳从成本华的颈项旁垂下（用于捆人），背后是高大的和县城墙，以及坐在墙根下的四个手拿屠刀嬉皮笑脸的日本兵。
照片拍摄不久，成本华即被杀害，但从她脸上看不见丝毫惧色，反而带着笑意。
战俘馆内，年仅20岁的成本华的笑容是最让人感动的。照片拍摄不久，她被杀害
此外，还有赵一曼，身受日军酷刑却高唱抗战歌曲的女战士；临死前呼喊“野兽们，中国人可杀不可辱”的外交官蔡公时；抗日少尉罗瑛君，中共党员、女便衣队长魏文全，抗日女战士姚英等等。
更多是不知道名字，甚至未留下任何照片的俘虏兵、普通百姓。
赵一曼临死前，曾给儿子写下遗书：“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樊建川执意要建“不屈战俘馆”，正是因为这句“不忘记”，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反映战俘的博物馆。战俘馆的设计者是程泰宁先生，遵循“建筑与文物共同讲述历史”的原则，它被设计为一座曲折阴暗的大监狱。
在樊建川的坚持下，墙壁保留了最原始的粗粝痕迹，包括未被处理的铁钉。不屈战俘馆最终入围中国建筑设计最高荣誉奖。
不屈战俘馆的陈列是樊建川亲手做的，也是第一批五个馆中最受参观者好评的馆，馆前入口两旁高耸的墙壁上挂满了战俘们的相框。
樊建川在介绍词里倾注了自己的爱憎：
请抬头凝视这些战俘的脸。第一，他们的表情令人震撼；第二，这些照片绝大部分是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第三，作为当时的普通中国人，这很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张照片。
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之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没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和谐、幸福的生活。记住他们是必要的，必需的。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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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一场，特殊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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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70年，2008年，王铭章将军遗孀叶亚华女士坐着轮椅和儿子王道钢到建川博物馆参观。
2008年，建川博物馆壮士广场，坐在轮椅上的叶亚华女士祭拜丈夫王铭章将军雕像
当来到王将军照片前时，老人突然神色大变，指着照片大声哭骂：为什么你守到时间了还不撤退，非要为国捐躯？你不回来，我们孤儿寡母有多惨你知不知道？
现场陪同参观的人闻言先是惊诧，再后来个个神情肃穆，不发一言。
八路军抗战阵亡的最高级别指挥官左权，其女左太北在建川博物馆壮士广场上抱着父亲的塑像失声痛哭：“爸爸，我抱您了。”
左权牺牲时，左太北仅两岁。她说，平时看父亲都是平面的照片，今天终于拥抱了立体的父亲。
自建川博物馆开馆后，一场场特殊的重逢每年几乎都在发生。
盐谷保芳是日本侵华老兵，1941年，他17岁，被派到中国，在山东当了四年“大头兵”，受了八路军6次枪伤。从建川博物馆开馆，他每年必来，每次来都给博物馆捐东西，日军军刀、军装、东条英机的原版照片、日军骑兵任命书，以及各类从日本四处搜集来的日军侵华罪证。
侵华老兵盐谷保芳（右）每年都会来建川博物馆表谢罪之意
2008年，88岁高龄的盐谷保芳蹒跚而来，行囊里装满了日军的望远镜、信号旗、绑腿、地图。在宜宾，他给赵一曼鞠躬时倒在地上，樊建川上前去扶，他拒绝了，执意要继续鞠躬。再后来，盐谷保芳给樊建川来信：“我走不动了，看不了你新建的侵华日军馆了。”
盐谷保芳真的老了，二十多年来，他坚持用每年一次的重逢向中国人民谢罪。他甚至在生前给了樊建川一张手绘图，愿意塑造自己的跪像，永远谢罪。
另一场充满“天意”的重逢也被记录在建川博物馆的一角。重逢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妻，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丈夫名叫邱大明，妻子叫李德芳。
60年的别离，普通老兵邱大明和妻子李德芳重逢，仿若天意
邱大明是重庆荣昌县人，19岁参军，1936年调到四川宣汉驻扎时认识了李德芳。结婚半年后一个晚上，邱大明所在部队接到紧急命令，连夜开拔奔赴四川万源。邱大明来不及与妻子告别就随部队走了。后来烽烟四起，他辗转各地战斗，导致这一别就是永生。
1997年，83岁的邱大明想找个伴相互照顾，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叫刘泽华的老人。深入交谈，邱大明才发现，原来这个化名刘泽华的老人，正是自己的原配妻子李德芳，同样漂泊了半生最后孤苦伶仃。
60年的别离，曾经的青春面孔早已被岁月的沟壑替代，以致相逢不相识。夫妻俩抱头痛哭。
很多人在观看建川博物馆，尤其日军侵华馆、不屈战俘馆时悲伤落泪，甚至进行不下去而退出馆来。但樊建川相信，此时此刻此地，这种触动一定会带来未来的某种改变。
他说，“我把这些很悲惨的事情告诉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目的是什么？不仅仅是让你流泪，让你悲伤。”
目的，大概就在他的“馆长自白”中吧：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
“沧桑文物会说话，让历史告诉未来。”
抗战系列之正面战场馆
抗战系列之飞虎奇兵馆
抗战系列之中流砥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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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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