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三

○乾隆三十一年税银

乾隆三十一年，户部奏各省地丁、盐课、关税三项，共岁入银四千四百万七千零（各省恤免，不在此数）。岁出银二千七百四十二万五千零（户部支出，不在此数）。实馀银一千六百五十八万一千零（工部、内府等库，不在此数）。

○铸钱重量

顺治元年铸钱，每文重一钱，二年改一钱二分。以后屡有改定。至十四年，定为一钱二分。康熙二十三年，改为一钱。至四十一年，改为一钱四分。雍正十二年，改为一钱二分。永为例。

○户工部岁铸钱数

户部宝泉局每年铸钱七十六万一千二百八十串，工部宝源局每年铸钱三十八万六百四十串。

○铸钱工本

雍正十二年，钱重一钱二分，每串计用工本银一两七分。乾隆四年核销，每串用工本银九钱八分三厘。

○三朝田土总数

大清会典载：本朝顺治十八年总计田土合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五百七十六顷有奇，康熙二十四年总计田土六百七万八千四百三十顷有奇，雍正二年总计田土六百八十三万七千九百一十四顷有奇。滨江近海之区，定例十年一丈。凡民地勘丈，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后屡有条议。

○蠲赈银

雍正十三年，江南一省蠲赈银一百四十馀万两之多。自乾隆丙辰至今癸酉，十八年中，江南共蠲赈二千四百九十馀万。荡荡之恩，古今未有。御制诗云：或云民习骄，或云官示惠。胥非我所知，所知恫Ａ１意。损上斯益下，卦爻义昭示。盖廷臣中有以施博难继为言者。

○均田限田之害

井田之法，原因土旷人希，且在中原数千里之内，故以为良法。先儒谓井田均田之制，行于大乱之后，是为求治；行于既治之后，是为召乱。其说确不可易。自阡陌既开，贫富本不一致，地之山陵川泽，肥浇水旱，南北之灌溉播植，种种不齐。属在承平，人安其业，日用而不知。一旦为均田限田之法，纷纭予夺，参差错迕，百出而不穷，此必乱之势也。说者谓当兵燹之馀，污菜遍野，版籍荡然，人民死亡，赤地千里。因而彻田为粮，计口授产，一经制而示维新，庶乎其可。然此亦不过一时之计。三五十年后，户口日繁，人民迁徙，如有不能均之势。明初解大绅均田之策，何尝不因明承大乱之后起见。不知虽经大乱，而人民不尽死亡，户籍不皆灰烬，畎亩尚有主名，非比户仳离，尽失恒产者比。且立国已将二纪，民间井田纳赋，大局粗定。一旦更张，徒启争端，非召乱而何。至崇祯间，李振声复请限田，一品官田十顷、屋百间，二品官田九顷、屋九十间。以是为差，逾限者房屋入官，变价充饷，田地入官。益浅陋无识矣。

○贾似道限田之祸

董仲舒初议限田，后李翱、元稹、林勋祖其说，而皆不能行。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以为必可行，而皆以扰害生民，至于大乱。似道首捐己田万亩为倡，其法益峻，其祸益烈。噫，其效可睹矣。顾用方尚书，君子也，巡抚山东时，令营兵于河工隙地小试之，亦无成效。

○十九年增户口三千万

自乾隆六年辛酉，敕部岁登天下民数。至今己卯，凡十九年，已增户口至三千万有奇。太平日久，生齿繁盛，伊古所未有也。

○俸禄之丰俭

司仓者不能辟谷，管库者不能点金，减猫餐而不窃食，势不能也。汉宣帝益小吏俸，宋仁宗益致仕官俸，元世祖增百官俸，历代诏禄之典，或丰或俭，未若我朝之普而均也。京官给双俸，外官俸外有养廉。州县以千计，督抚以万计，当此时而不惜钱，非廉吏也；当此时而犹爱钱，真贪夫矣。

○唐官俸之滥

唐代宗时，回纥以马万匹来市。有司患其多，请市千匹。郭子仪恐违其意，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当时马一匹直四十缣，万匹当用四十万缣，其时将相之富可知矣。史载子仪月入俸二万缗，缗为一千，一岁俸即今二十四万两矣。子仪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准今银数，即十万两，亦太甚矣。如是而欲国用无匮，难矣。唐制，正一品，月俸米七百石，钱九千八百。二品，米五百石，钱八千。乃初制也，其后日增。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贯，刺史无大小州皆千贯。若汾阳以异姓王兼将相，俸入尤不赀。世禄之家，怙侈灭义，非所以爱之也。

○四海之穷

张杨园谓四海之穷，皆由于游民之众。且未论其他，即如生员、军伍、吏胥三种人，俱不可少者，然无用冗食十而八九矣。

○穷根

陈几亭曰：天下有穷根。凡耗物生费人力，而无秋毫之用者皆是。在物曰骨董玩器，曰雕镂纂组，曰白土，曰楮钱。在人曰优倡，曰清客，曰僧尼，曰衙役帮身，曰不井不战之游民冗兵。白土俗名光粉，馀杭产最多，置米中，助白色，不过市井作伪，而耗米中之精华，久而膏枯，食之无味。杨漪亭因言，几亭之言特举其末焉者，大而贪官傲弁，小而劣师庸医辈，处处有之，非徒无用，又害之矣。

○靳辅生财疏

靳紫垣河督上生财疏称：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其间有棉花蔬果菱荷药草，不系五谷，再除四分之一，计去地九十万顷外，仍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每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瘠土可收粮一石，什一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顷征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征粮二千七百万石。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今直隶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今姑作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九，每岁额赋亦可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有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臣准古证今，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数。今直省额赋，不及三分之一，何也？盖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赋轻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众也。紫垣此疏，事属难行，然其胸次，亦可谓通知古今，而目有天下全局者，后之人未能及矣。但直省形势不同，山岳江湖几去一省之半，不毛之地沮洳斥卤绩确之区，旷衍无人之所，至西北一带，十分几空其六七，安得计里以定赋乎？即以顺天一府而论，其中不耕之地多于已垦者，天时晴雨之难料，地势旱淖之不齐，人力工拙之非一，所以近在咫尺，而不能尽垦，况四海九州岛岛之大且远乎！至什分取一之说，我圣朝初未及百之一也，盖善政迈千古矣。紫垣殆未之细思，不过据陈潢之臆说徒耸听耳。

○岁漕五等

岁漕五等，曰正兑，米入京仓，待八旗三营兵食之用。以乾隆十八年奏销册计之，山东十有五万七千九百九十四石，河南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八石，江苏百有七万六千三百九十三石，安徽三十万七千十有六石，江西三十五万千五百有三石，浙江五十五万百四十七石，湖北九万四千五百七十四石，湖南九万五千五百三十一石，各有奇。曰改兑，米入通州仓，待王公百官俸廪之用。山东六万九千四百七十三石，河南三万九千九百十有一石，江苏九万二千四十四石，安徽十有一万八千八百四十五石，江西十有五万一千八百五十石，浙江二万九千三百六十五石，各有奇。曰白粮，分入京通仓，供内府光禄寺，以待王公百官各国贡使廪饩之用。江苏六万九千四百四十七石，浙江三万五百五十三石，各有奇。曰麰麦，入京仓，供内府之用。河南正兑五千八十六石，改兑三千三十三石，各有奇。曰黑豆，入京仓，待八旗官军及宾客馆牧马之用。山东正兑四万五百有四石，改兑万六千五百石，河南正兑三万二千六百七十四石，改兑万五千五百八十八石，各有奇。凡漕粮改折，曰永折米，征银解部。山东、河南岁折征各七万石，江苏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二石，安徽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湖北三万二千五百二十石，湖南五千二百十有二石（每石连耗折银五钱至八钱）。曰改折灰石米，征银解部，待工部灰石之用。江苏岁折征二万一千一百十有六石，浙江万三千三百二十三石，各有奇（每石连耗折银一两六钱八分）。

○漕运经费

凡漕粮经费，曰正耗。各省正兑米，每石二五（二斗五升，后仿此）加耗。改兑米，一七加耗。以备通州五闸运耗。贮仓折耗，及运军回船食米之费，曰轻赍：正兑米，山东、河南每石一六加耗；江苏、安徽二六，江西、浙江、湖北、湖南三六。改兑米，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每石二升加耗（山东、河南改兑米，不征轻赍。湖南、北无改兑米），均折银，征解仓场通济库。漕船至通，计运道远近，每船奏羡馀银。又按到通米数，每石给夫银，各有差（唯山东、河南道近，不给皞夫银）。曰船耗，除山东、河南及江苏徐州府属之铜、丰、沛、萧、砀漕船不给耗，馀船正兑米每石一五及五升加耗，改兑米二三及八升加耗，各有差，以给运军沿途耗折。曰席木，各省正兑、改兑米，每二石征苇席一，以十分之一七，随船解通，为仓庾苫盖之用。江西、湖北、湖南每正兑米二千石，征楞木一、松板九，以十分之五解通，为仓庾铺垫之用，馀均折银。征解通济库。浙江及江苏常、镇、安、宁、池、太等府太仓州，征版木如之，皆折征解库。曰行粮、月粮，各省运弁运军，凡出运之年，各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三石有差。运军月粮八石九斗，至十有二石有差，或折银征给，或银米各半，各因其地之宜。山东、苏松、江安粮道所属半于领运时发给，半征解水次六仓。山东则临清、德州，江苏、安徽则江宁、凤阳、淮安、徐州，沿途发给。曰赠贴，明代漕粮系军民交兑，民受需索之苦。国初为官收官兑，因酌定赠贴，官为支给。随其方俗，各省异名。山东、河南漕船每运米百石，给润耗银五两、米五石。江安粮道所属给漕赠如之，苏松粮道所属米同银倍。浙江给漕截银三十四两有奇，江西给贴运银三两、米三石、副耗米十有三石，湖北、湖南给贴运米二十石，皆随漕科征。

○白粮经费

凡白粮经费，江苏每石正耗三斗，浙江四斗五升，以备入仓耗折及运军沿途折耗之费。江苏每船给束包人夫工食银十有四两，每运米百石，给漕截银三十四两，食米七石各有奇，又盘耗米二十石。浙江给漕截银如江苏，食米三十四石有奇。运弁行粮，运军行粮、月粮，与漕粮同，皆随粮科征。

○漕船

漕船六千九百六十有九，每岁出运。直隶三十七，均协运河南。山东九百七十五，运军自备者三百十有一，协运河南二百六十八。苏松粮道所属五百八十九，江安粮道所属三千八十四，协运河南百二十五，协运苏松千九百九十七。内运白粮者百三十六，于通省漕船内简调。三年践更，江西七百有八，浙江千二百十有四，专运白粮者六十三，湖北百八十，湖南百八十二。成造漕船，以长九丈，载米四百石为度。江西、湖北、湖南加长一丈。

○京师十三仓

京师十有三仓，禄米仓五十七廒，南新仓七十六廒，旧太仓八十九廒，富新仓六十四廒，兴平仓八十一廒。均在朝阳门内。海运仓百廒，北新仓八十五廒，在东直门内。太平仓八十六廒，在朝阳门外。均国初建。本裕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清河，康熙四十五年建。万安仓九十三廒，在朝阳门外，雍正元年建。储济仓百有八廒，裕丰仓六十三廒，在东便门外，雍正六年建。丰益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安河桥，雍正七年建。

○号房

大通桥号房四十八间，朝阳门号房五十八间。旧设大通桥号房六十四间，朝阳门号房二十八间。雍正五年，朝阳门增建十四间，又移大通桥河东十六间于朝阳门。

○通州二仓

通州二仓，西仓二百廒，在新城。中仓百十有九廒，在旧城南门内。均国初建。旧有南仓八十一廒，乾隆十八年奏裁。

○裁减军耗银米之议

康熙年间，部议裁减运军耗赠银米一事，靳紫垣疏称：带管漕务，灼然于断不可裁之故，仍请照给。部议谓此项银米从前原无，皆顺治六九等年所添等语，不知彼时添给此项，原非得已。因军旗运用不敷，往往勒索小民，兼之盗卖漕粮，拖欠日多，公私交困，是以议加银米。里民求免勒索，是以乐于输将，原非动公帑以给军也。从此军民两安，国储不欠，已历多年。一旦议裁，势必覆蹈故辙，勒索里民，盗卖漕米矣。况钱粮原有定额，其地方官民因时制宜，另为调济之项，原在正额之外，恐涉私派，不得不为题明，要之非司农之项也。在司农总会计之权，止稽额征，不宜收及额外。若将里民自愿乐输求免勒索之项，而又裁归司农，则里民既出己资，仍遭勒索，恐亦司农之所不忍闻也。又称：实支实用，不宜苛驳，启派部费之弊。近来销算，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执一己之偏见，或听胥吏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驳无已。钱粮繁琐，头项牵杂，非精于核算，不得要领。司官专司其事，除猫鼠同眠者不必言外，其实心奉公之员，或稍欠精详，便受朦蔽。至堂上不过总其大概，止据说堂数语，安能备知底里。加以从慎重钱粮起见，自然悉照司议。由是而部胥之权重，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此项部费，官无神输之术，仍索之于里民，而民益困矣。国家滋厚敛之名，部胥得婪贿之实，有司多一分之费，里民出数倍之资，其害可胜言哉。此疏洞悉部书之弊，惟精明强干之官堂司，一心整饬防闲，又何弊之不可除哉。

○宋之漕运

文献通考：宋初以来，四河所运粟，未有定制。至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三万石。凡五百五十二万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自是汴京积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天禧末，京城所积仓粟一千五百六十万馀石，草一千七百万五千馀围。宋时，水运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运粟，于扬、真、楚、泗四处置仓，以受其输。既而分调舟船，溯流而入汴京，发运使领之。荆湖、江淮、两浙以及岭表，金银香药犀象百货偕集，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发运使领之。陈、颍、许、蔡、光、寿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东十七州之粟帛，由广济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运，而岁计所赖，惟汴流也。河北卫川东北有御河，达干宁军，其运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陕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运送江陵，自江陵遣纲吏运送汴京。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十纲。天禧末，水陆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馀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十馀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景德中，漕东南粟，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后增至六百万。天圣中，发运使请所部六路，计民税一石，量籴粟二斗五升，岁可更得二百万石给京师。仁宗曰：「常赋外增籴，是重扰民。」不许。时江南谷贵民贫，尚书员外郎吴耀卿以为言，诏岁减五十万。后是三司奏覆，增至六百万。然东南灾歉，辄减岁漕，或百万，或数十万，又转移以给他路者时有焉。庆历中，诏减广济河漕一十万石。后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舡，市材木，役牙前，劳费甚广。嘉佑四年，诏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

○方苞禁酒烟之议

方望溪奏请严禁烧酒一疏，尹博陵叹为一代名言，孙合河相国力驳其议，并陈烧酒之益，断不可禁。愚谓事有理所不可行，而情不能已，法所必当禁，而势不能除者，此类是也。酒之为物，有益有损，自古已然。烧酒则兴于近代。其始因边疆士卒藉以御寒，北五省烧造尤甚，糜费五谷，历奉明禁，本重谷裕食之美意。望溪欲悉行严禁，民间不得复烧涓滴，重本犯之罪名，严州县之处分，窃恐小民无知，好饮者比户皆然。售买极易，逐末之徒，趋利忘害，甘犯禁网，将愈启富民之私造，而滋吏胥之为奸，骚扰纠纷，而终不能绝也。即使严刑峻法，连坐乡邻，势在必行，而小民之日饮者，不能因此俱行戒止，势必群饮黄酒，其为数必十数倍于烧酒。日费十文者，将费百文不止，于百姓日用生计，大有所损。且用黄酒者日增，价值亦腾，制造益众，耗费谷米，亦十数倍于高粱、柿、枣，其耗五谷也更甚于烧酒。然则欲禁烧酒，必先禁民饮乃可行，能乎否乎？语云，兴一利必有一害，予谓除一害必增数害。积重难返之势，惟有因任自然，去其太甚而已。他如私盐私参，禁之何尝不严，而究不能止，矧日用常行之酒也耶！望溪同时又有禁烟一疏，稍为近情，然同一不能行。噫，治国治民之道，固难与一二书生言也。昔韦处厚议盐法云：「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望溪殆未之晓耶？

○刘彤论盐铁

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论盐铁曰：汉武为政，厩马三十万，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财无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于农，取贫人则私利薄而去其业。先王之法，山泽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富饶，济人盛事也。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丰馀之辈也。寒无衣，饥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夺丰馀之人；薄敛轻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馀益不足也。此虽言之凿凿，而未免杂霸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