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中的东西方要素探析

摘要: 山普拉墓地纺织品揭示了汉晋时期于阗国纺织品艺术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区域考古文化特点。文章研究了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上一些典型的艺术形象及其文化特征,并借用两河文明、爱琴文明、草原文明等诸多艺术因素用以分析其纺织品图案的复杂性。研究表明: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受西亚早期文明、中亚贵霜及草原文化圈的影响较大;一些纹样的源头可追溯至两河文明的哈拉夫文化时期,受楚汉文化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性”主题的表达、卷云纹的装饰边缘的处理及刺绣针法上;部分纹样加入了于阗本土神话信仰及织造技术,写实性与抽象性并重,装饰性较强,但缺乏大量自由式构图。因此,综合来看这些纺织品应属于土著文化向希腊化过渡的产物 。

研究背景

山普拉墓地(Sampula Cemtery,公元前1 世纪—4 世纪末)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城西南14 km 的戈壁滩地上,是20世纪80 年代新疆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其所在位置曾是古代于阗国的属地。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汉晋时期精美的丝、毛织物,一经发现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纺织品中不仅出现了成熟的缂毛织物,而且装饰纹样的风格特征明显,数量巨大。早期服装中以缀织纹绦裙的绦图案风格最为突出,缀织图案有16 种之多[1]。颜色鲜艳、图案丰富,形成了典型的“山普拉式风格”。贾应逸[2]等通过相关实验研究证明这些毛织品的原材料及制作是在新疆本地,这批珍贵的纺织品文物是研究世界古代纺织史、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及揭示古代于阗文明的重要标本。但由于战国至西汉年间,塔里木盆地民族关系复杂,汉代以前的文献史料极少,因此,很难确定这批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纺织物的文化属性。

目前,西域纺织品的研究多依赖于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而艺术学领域的交叉研究被多数学者忽略。同时,在古代新疆考古遗址的研究中,部分反映月氏文化的元素都被草率地列入了斯基泰艺术或笼统地概述为草原文化艺术,这使得大部分月氏文化被掩盖。鉴于此,本文以山普拉墓地的考古背景为依据,以纺织品纹样和符号要素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古墓(Pazyryk Cemetery,公元前5 世纪—前4 世纪)、外蒙古诺音-乌拉古墓(Noin-Ula,公元前1 世纪—1 世纪)、扎滚鲁克墓地(Zangunluke Cemetery,公元前8—3 世纪)等墓地的部分纺织品进行比较,并补充和论证月氏文化在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中的艺术表现,阐述其纺织品艺术中多元文化的特殊性。旨在对汉晋时期于阗古国典型纺织品纹样与类型进行具体分析,确立其纺织品纹样的文化内涵。

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中的楚汉文化要素

1.1 以卷云纹结构为代表的楚汉文化装饰特征

山普拉墓地丝绸刺绣品的刺绣手法和图案造型,具有草原塞种(Scythians)、希腊化和楚汉文化等相互融合的诸多特点。卷云纹是楚汉装饰纹样体系中的一个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母题。云的形态结合旋纹的螺旋上升结构,构成极有表现力的祭祀符号。山普拉墓地的纹样均带有半写实半抽象的楚国装饰特征,楚文化具有组合、夸张、变幻、抽象的特征(图1)。动物造型多以组合型为特征,如虎与凤、龙与凤,但其中单体造型的特征较为明显,而山普拉墓地的动物纹,组合型的特征中已经模糊了动物的原型,如海兽纹。艺术史学家沈爱凤[2]认为:这种曲线性的以凤凰、卷云或茱萸纹等居多的平面纹样,在楚国呈系统性且高度成熟,在西域和草原则不是主体,而是重要的装饰手段,他们更主要的是动物崇拜。因此,在动物纹的基础上填掖卷云纹应属于阗人的本土创造,是吸收了楚汉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山普拉墓地的纺织品多以大红、赭红、橙红、紫红等红色底色,十字纹的排列较多,动物纹大多相似,常以色彩的变换来丰富图案的美感,且毛织物加入了大量的锁绣针法,其中的鸟首蛇身纹毛布为刺绣品,以锁针绣法绣出。除此之外还绣满了云气、卷草等纹样,类似的图案亦见于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刺绣上,除卷云纹之后还有一些龙和鸟的主题图案(图2)。这是楚汉时期成熟的技法。公元前10 世纪—3 世纪,锁针绣较为盛行。在古希腊遗址中发现过公元前4 世纪毛绣,其工艺与中国古代同一时期的毛绣完全相同[4]。巴泽雷克墓的丝织品上就有以锁绣法绣着的凤凰和斯芬克司。后来山普拉墓葬中出土了几件栽绒毯,其组织和图案结构都与巴泽雷克类似,不同之处仅是山普拉墓地的新疆地域特征。大量弯钩形的鸟喙状装饰细节反复出现(图3),这一母题时而和植物纹混在一起时而又搭配动物纹一起出现,呈现一定的规律性。重复出现显示了其重要性,可能与战争的氛围相关,对某种行动的不安和警觉使其大量运用这一装饰,且装饰手法中并没有呈现出大量完全对称的结构。动物纹中联结性的结构偏少,纹样的个体性较强,具有一定的本土特色。

图1 长沙马王堆汉墓对鸟纹绮

Fig.1 Bird patterns in Changsha Mawangdui Han tomb

图2 扎滚鲁克墓出土的双头鸟刺绣

Fig.2 Two-head bird embroidery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of Zangunluke

图3 山普拉墓地中的卷云纹结构装饰

Fig.3 The decoration of cirrus structure in Sampula tomb

1.2 以吹笛乐人、骆驼纹为代表的楚汉文化装饰主题

山普拉早期墓葬出土的动物纹以骆驼纹居多,从其双峰的特征来看是典型的中亚骆驼(图4(a)),中亚所见骆驼图像多表现为站立或前蹄伏卧的姿态,具有较强的写实主义风格。山普拉墓地的骆驼纹多为站立姿势,既有写实性也有抽象性,其中抽象形骆驼纹有亚述遗风(图4(b)),而写实性骆驼纹则体现出受明显的中原风格影响。相比于亚欧草原西部同类作品,加入了汉代艺术世俗化的特征,“气势”与“古拙”并重,叙事性更强(图4(c)),从汉初开始,艺术主题也逐渐从具有巫术精神的道家思想逐渐转变为为人服务。山普拉墓地中如吹笛乐人、骆驼纹缀织绦裙中有表现乐人站在树上吹笛的场面,充满故事性。《阿维斯塔》中有关于骆驼神的描写,出现在图像中也常被神化,有时骆驼上带翼,并醒目地作为主题纹样使用[5]。姜伯勤[6]把骆驼解释为胜利之神,大量的骆驼纹体现了山普拉民居对世俗生活的向往和喜爱。

图4 鹿纹、骆驼纹缀织毛绦

Fig.4 Hair tapestry with deer pattern and camel pattern

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中的西亚、中亚、希腊化文化要素

2.1 以四叶纹为代表的希腊化造型要素

山普拉墓地中的植物纹其变体纹样很多且具有新疆特色。以四叶纹纹样为例,四叶纹也叫四瓣花、柿蒂纹,国外学者多称之为玫瑰花纹,汉代,新疆生产的纺织品种几乎都有四叶纹,甚至有学者把它当做新疆地毯的“种族标志”[7]。四叶纹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哈拉夫文化(Halaf culture)中就已大量出现(图5(a)),并在东地中海广泛流传(图5(b))。其发展演变与古代两河流域的生命树(枣椰-忍冬纹)崇拜密不可分,中亚古代至贵霜王朝晚期的大部分古城遗址、丝绸衣饰及黄金、青铜饰品中都包含了这一要素(图5(c)),这表明,东地中海文化与西亚文化相互传承和影响,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影响到其他民族。巴泽雷克的圣树就具有卷云纹和西域四叶纹相结合的特色。四叶纹花瓣的曲线严格对称,这也是犍陀罗艺术中所常用的手法,在人马武士挂毯中的武士就穿了一件V 字形领口有四叶花饰图案的束腰外衣,人马的四周也都被四叶纹包围。这表明同黄金之丘一样,四叶纹已被广泛的用于草原民族的装饰体系中。尼雅也发现有蓝白地线圈四瓣红花图案的毛织品残片和深浅黄色组成的四瓣花朵图案的毛织物残片,在图案的风格上显然是受到了犍陀罗艺术的影响[8]。中国大约从战国时代也开始出现用四个外向的心形构成的象征“四方”的纹饰,考古学家张朋川通过分析石岭下类型的彩陶花纹认为:“四叶装饰是从表示方位发展而来”。是早期彩陶上“四象”符号。即来自彩陶上的华(花)纹,花纹是在表达天穹、星象、天象、天道,指代某种星象图。结合墓地中人马的构图,应当指星河(图5(d))。

图5 四叶纹的演变

Fig.5 The evolution of four-leaf pattern

2.2 以“斯基泰鸟头”为代表的塞种草原文化特征

中国古籍中记载的塞种(Scythians)是公元前8 世纪—前3 世纪生活在中亚和南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古波斯和古印度称之为塞克人(Saka),希腊人称之为撒卡依人(Sacae)。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墓(Issyk-Kul tombs,公元前5 世纪—前3世纪)是塞种文化的重要代表。人骨分析显示,山普拉墓地的墓主多数可归入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类型。同时,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古代土著的于阗人应该是塞种[9]。84LSIM01 大墓东面就发现有殉马坑。据考证,塞人于公元前5—前4 世纪,已经跨越中亚细亚经阿尔泰由阿拉沟这条路线进入古代新疆南部,到于闻定居。山普拉墓地的动物造型显示出典型的北方草原的风格,且未呈现出臀部朝外的写实性特征。与伊塞克古墓发现动物造型相似的是夸张的鹿角及加长比例的特征,塞种文化的写实风格属于早期斯基泰草原文化,而抽象、变形、夸张成为山普拉的标志性特征。其中鹿整体造型抽象,为避免完全的对称或重复采用鹿-鸟和鹿形组合单元布置法,有些鹿脊背上有直竖的插羽,并在插羽顶端添加鸟头和鸟喙构成鹿-鸟纹,而有些则没有鸟头,这种鸟头被称为斯基泰鸟头。爪子露出硕大的脚趾,有后亚述之风。有专家也将鹿-鸟纹称为鹿首兽或称龙纹。其中的鹿头三翼兽纹,贾应逸等[10]认为是格里芬噬鹿纹,它源于古代西亚,其后由中亚塞种诸部引入设计,流传于阿尔泰各民族,后东传影响到中国西域,这一形象可能加入了祆教神灵的形象。公元前8 世纪—2 世纪,在亚欧草原各文化圈的艺术遗存中,鹿首兽大量存在,但细部构图及表现风格上均有差异,山普拉发现的鹿首兽的鹿角造型(图6(a))与巴泽雷克墓葬中有典型的类似表现(图6(b)),而长髯的细节更接近伊塞克墓(公元前5 一前4 世纪)(图6(c)),在伊塞克墓中出土的金饰品中也存在大量鹿形动物纹。山普拉墓地所出的青地鹿纹毛织物既见于外蒙古诺颜乌拉匈奴墓,又见于新疆且末扎洪鲁克古墓[11]。这些动物纹织物都属于北方草原斯基泰艺术,这不仅说明古代于阗居民与阿尔泰山两侧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密切的来往,也证明了鹿首兽纹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结合了多种动物图案。

图6 巴泽雷克、山普拉、伊塞克墓地出土鹿首兽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deer head animal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Pazyryk, Sampula and Issyk-Kull

2.3 以龙纹为代表的大月氏文化风采

公元前5 世纪—前2 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公元前176 年大月氏西迁,随后征服大夏建立贵霜王朝。大月氏通过民族迁徙把中国文化的影响带到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地区。史料中把部分没有西迁,留居祁连山一带的月氏部落称为小月氏。此后,草原丝路开始兴盛。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大月氏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及融合的宗教文化政策,吸收西方文化,也传播中国文化。研究表明,早在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之前贵霜与于阗之间就具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渊源关系。因此,月氏-贵霜文化既有希腊文化、草原文化,也有中亚本土的吐火罗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因素。山普拉墓地中出现了大量的龙纹,本文认为应属月氏文化的标志(图7),据史料记载,古代于阗的神话中多次提到了“龙”的故事。《于阗国授记》中有高僧Sum-pon 舍身变龙的传说,其姓名即于阗语的Sūmapaun~a[12]。既是地名“山普拉”,又是神的象征。又如《大唐西域记·龙鼓传说》有于阗国举国上下祠祭河龙的故事,可见“龙”是于阗神话信仰的深刻体现。商周以来,羽猎构图开始兴起,在战国艺术中翼兽造型十分罕见,山普拉墓地中出土了许多龙纹都有带翼的特点,这与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龙纹类似(图8),大夏艺术具有明显的祆教特征,于阗动物造型中多带翼的形象,应受到祆教的影响而产生的,粟特人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将祆教由中亚引入西域。且于阗人在信仰佛教之前所崇祀的巫教必为火袄教[11]。在古于阗寺庙遗址中,就出土了很多祆神形象,因此,其艺术造型与图案必有祆教因素。其中,龙纹经过于阗人民的转化保留了两河流域翼兽大翅膀、大脚趾的造型,这区别于中国早期龙的小翅膀形象。同时,林梅村[13]通过研究认为月氏为“龙部落”,原始汉藏语“龙”的读音可能借自吐火罗语nage(龙)或nakte(神),实为月氏人对马或神的称谓。龙神是月氏部落的图腾,吐火罗人所谓神其实是龙。黄金之丘墓地发现的大量以龙为主题的艺术品被认为是大月氏本族文化,同时,在陕西西安、扶风和甘肃等地出土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铸有希腊铭文的铁饼上也有类似龙的浮雕图案。另外,在陕西出土了多件鸟龙纹陶器及渭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三翼鸟龙”的形象,且公元前2 世纪末,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和西邻地区活动极为频繁[14]。综合来看,这可能显示了龙纹在从西域向中原演进中的各种变化。这也表明,在佛教传入于阗前,于阗有自己的土著信仰。

图7 山普拉墓地龙纹缀织绦裙

Fig.7 Woven tapestry skirt with dragon pattern unearthed in Sampula tomb

图8 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龙纹

Fig.8 Dragon patterns unearthed form Zangunluke tomb

2.4 以服饰风格特征为代表的贵霜文化艺术

在公元前2 世纪贵霜势力入侵之前,中亚受到琐罗亚斯德教、希腊的宗教信仰及印度的佛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的影响,大月氏人也处在这种混合化的信仰之下。公元前2—1 世纪,中亚民族在大迁徙过程中也将希腊化艺术带入新疆纺织品中。因此,贵霜的文化艺术传统自公元前2 世纪起就已深刻影响了于阗地区的艺术面貌,也左右了塔里木盆地南端的文化进程[15]。20 世纪60 年代末,在伊拉克的阿勒塔尔(Al-Tar)遗址中曾出土了一幅与人马武士类似的缂毛织物,其出土地层为帕提亚(Parthian)时期(公元前247 年—224 年)。部分学者以此认为山普拉壁挂描绘的是罗马战士,应归属帕提亚艺术。本文认为帕提亚虽然接受了希腊艺术,但在服饰艺术上依然保留了大部分自身的特色,如雕刻上有表现安息君王身着帕提亚裤装、头戴圆帽的形象。而较之帕提亚人,贵霜文化更多地保留了希腊的特色,贵霜早期钱币的设计正面为巴克特里亚国王半身像,背面为希腊战神,这与壁挂图案构成类似。将武士形象(图9(a))与贵霜雕刻(图9(b))、诺因乌拉墓地人物纹刺绣残片(图9(c))、阿法拉西亚(Afrasiab)博物馆的壁画人物(图9(d))、贵霜钱币(图9(e))及哈尔恰扬(Khalchayan)的雕像(图8(f))进行比较,显示出十分相似的特点:白种人、蓝眼睛,有着独特的发型,戴着头冠带。尽管具有典型的希腊艺术特征但他的发型,着衣的身体又显示不是希腊式的。头发和头冠是游牧民族的典型头冠带且一般普通公民戴皮制轮圈,首领则戴着金箔头冠。1995 年在营盘出土汉朝男尸的白色面具上有做额头贴金箔,因此他的金箔可能也是一个王冠,象征着权力,如贵霜希腊式硬币上所示他们属于月氏一族,且可能是月氏-贵霜贵族或部落首领。洋海、巴泽雷克、山普拉的地毯都表明,栽绒毯最早是在游牧地区诞生的。洋海墓地的部分墓葬已被考古学家证实为大月氏属性,从时间轴上来看洋海地毯最为原始,因此,有理由考虑山普拉墓地的月氏-贵霜属性,即地毯的中亚-巴克特里亚属性。山普拉墓地的缂毛物风格也较接近早期贵霜艺术风格,如刺绣纹样绢衣残片上的联珠植物纹与贵霜(Kushan)王朝的帝君塑像上衣中的纹饰几乎一样[16]。可见,中亚贵霜艺术的服饰装饰风格早已传入山普拉地区。

图9 对比武士形象与其他遗址中的人物形象

Fig.9 Contrast between the samurai images and the figures in other historic sites

2.5 以人马武士壁挂为代表的希腊-罗马写实性手法

山普拉墓地缂(缀)织物的图案、工艺、色彩都具有较突出的西亚、罗马造型风格特征。其中,人马武士壁挂分上下两部分,纬线由20 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以植物染料着色,是一块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缂毛织物起源于小亚半岛安那托里亚的格里木(Goreme),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出产缀织物著称,是古代毛织品重要集散地[17]。林梅村[18]通过对毛类纺织材料的犍陀罗语进行分析,推测缂毛织物是沿丝绸之路,从大秦传入,这种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影响了中国唐宋时期的缂丝工艺。人马吹长笛的形象属希腊罗马造型艺术主题,在希腊陶瓶画上大量出现,他们也有拿弓和箭或树枝、棍子、双长笛的形象,类似的造型也出现在古罗马宫殿中的马赛克上。人马的马身更接近山巴泽累克古墓中马的造型,即半写实性半装饰性的特点。马人吹奏着类似奈依(Nay)的乐器,这是一种流行于整个西亚、中亚与北非的斜吹竖笛,其出现可追溯到苏美尔文明时期。在中世纪,常用于战斗或庄严的信号,包括远程通信。它可能以希腊-马其顿军团的军用小号为原型,体现了军事经验的传统。半人马右上方伸出残缺的翼尖,它极可能是属于一个爱神的,在类似的希腊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有翅膀的人物。这与斯坦因在米兰发现的带翼爱神相似,人物均具有典型的写实性特征。从艺术风格和纺织技法看,有学者认为壁挂与叙利亚、巴勒斯坦、阿富汗等希腊化城市艺术品——马赛克镶嵌画有类似的表现:以网格结构的方形组合件构成图像,能够灵活地复制各种题材。西方学者已证实,一些常见的装饰(如马赛克)图案在其中之一的纺织品装饰中发现是适用于编织的[19]。因此,纺织艺术的装饰结构体系与马赛克镶嵌技术之间至少存在着一种几近明显的中间形态。而希腊化因素是这一形式发展的内驱力,在中亚希腊化过程中,草原游牧民族从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走向城市生活,迅速吸收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并和当地的塞种文化因素相结合。草原视觉艺术重装饰功能的基本倾向导致对室内装饰性需求的增加,壁挂的使用表明它可能是舶来品,与马赛克装饰画一样被用作室内装饰性功能。因此,壁挂是巴克斯特里亚城市文明的产物,是希腊写实主义绘画风格与游牧民族艺术、生活方式和神话的完美结合。

结 论

山普拉墓地纺织品再现了丝路南道的繁盛景象,上古时代西域文化的交流在山普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混合化的大背景时代下,东西文化在西域的交汇与融合是不平衡的,因而呈现出多元文化杂糅的现象。其中,于阗文化圈受希腊化影响的痕迹比较明显,古代于阗和鄯善、西北印度和中亚关系紧密,它们都属于草原文化圈,有着自身的土著巫教信仰,其纺织品艺术是建立在与多语种人类群体有关的早期手工传统的基础上。古代于阗人在纹样中既保留了早期土著塞种的审美特色,同时又加入了月氏的神话信仰和大夏三翼动物神的形象及贵霜的服饰文化特征,它表明古代中亚将纺织文化及其艺术传入于阗的同时其他外来艺术元素也都在于阗沉淀下来,草原部落文化和信仰逐渐被城市文明的宗教仪式所代替,纺织品上丰富多彩的纹样反映了古代于阗人的伟大创造。山普拉墓地纺织品纹样是丝绸之路东西文明交流的产物,是服饰文化高度发展的反映。显示了汉晋时期于阗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除技术手段和审美意义之外,对这些传统纹样文化意义和艺术造型、多元因素的关注,可以为当代设计提供更多的思路与灵感。这也是这些纺织品所蕴含的更为伟大的历史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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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作  者 | 龚伊林, 沈爱凤

(1.荆楚理工学院 艺术学院,湖北 荆门;2.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

来  源 | 《丝绸》2020年第11期

关键词| 山普拉;纺织品;纹样;于阗;东西方要素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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