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大公桥（74）

▲残破的城墙

现在无论是各种媒体，但凡谈起拆城墙，几乎众口一词的宣称：大部分的古城墙是建国后才拆除的，还绘声绘色的描绘了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拆除城墙的痛心疾首。有人耸人听闻的指出：“建国以后的大规模拆除……使得我国数千座城墙只剩下如今不到十分之一的留存。”更多的就是声讨和鞭挞，指出拆城墙的行为完全破坏了城市的整体格局，严重影响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事实上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者说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历史地理》2015年第一辑）刊登的《清末以来城墙拆除的阶段、动因与地区差异》，根据地方志的原始资料，整理了京津冀、湖南、浙江三地所有的有关城墙拆除记录，具体如下：三地共有341座城市，有拆除记录的共有190座。其中145座的首次拆除发生在1949年以前，占比76%；拆除城墙总的次数共有323次（有的城市经历过多次拆除），其中190次发生在1949年以前，占比59%。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数据，也很说明事实，至少狠狠地打了那些所谓专家学者的脸。

民国时期，满清时代盛行的诸多忌讳无疑都成了蒙昧，包括历朝历代所宣扬的孔孟之道，也包括那些传统民俗早该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甚至连春节也被民国政府明令禁止。民国开始实行的易帜、换制、更衣、改礼，这些都显得太内在、没什么轰动效应，可怎么才能更好地昭示这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呢？那些革命党就把目光钉在了拆除封建堡垒的城墙上。

民国最早提出拆城的是杭州，而且是以发展旅游的名义。1912年1月19日《申报》报道，杭州“日后马路通行入城，湖山春色，亦可饱餐”，这样一来，“惟以城门梗隔，游人往返不便”就变成不小的罪过了。城市要发展，人民要旅游，故此，经政事部决议，将钱塘、清波两城门一律拆去。

人间天堂的杭州还只是拆两座城门，十里洋场的上海城则是雄心勃勃的要将整座城墙拆掉。虽然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起就有动议，但屡屡被“保城党”以县城安全为由拒绝。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为自家生意出发，主张拆城的商会掌了权，商会首领李平书当上了上海民政总长，才在又一轮绅商上书之后，经苏、沪都督府批准，李平书明令拆除上海城垣。

虽然拆城费用并不便宜，“每拆十丈，需银一百两左右”，总工价约需26万多两，而且需要拆迁大量铺户，但上海城拆迁工程还是义无反顾地动工了。《申报》的报道称：“本邑各城门自经兴工开拆以来，晚间已不复关闭，行人出入，莫不称便，城内各店铺之做夜市者，生意骤增，尤甚欢悦。”

上海筹措拆城所需巨款，则是将城基下土地，由中外商人出价承领。拆城工程从1912年7月全面动工，1913年6月终于完工。北半城变成一条长850丈的大马路，取名为“民国路”；南半城变成另一条长890丈的大马路，取名为“中华路”。论者赞为：“从此上海旧城内外、华界租界联为一体，奠定了上海新城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