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芊：唐宋“子书入文集”考论
唐宋别集在各体单篇文章之外，有的还收录一定数量的整体论著。这些论著由系列论体文构成，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在著述形态上继承汉魏子书，又体现出很多新变特点，是伴随唐宋“古文运动”而复兴的“新子书”著述。这些“新子书”收入别集的编纂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二是原于集外别行，后在重编文集中收录。唐宋“子书入文集”现象不仅是一个文献史问题，而且在子书发展史、别集性质、唐宋“古文运动”、文本阐释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学术意义。
王芊，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子书”通常指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的论著，“文集”则是专收一家（别集）或兼选众家（总集）的作品汇编。这两种著述形式是中国古代私人著述的代表形态。子书盛行于周秦汉魏，别集兴起于汉魏六朝。到唐宋阶段，已鲜有“子书”之说，别集成为主流著述形态。然而，细绎唐宋别集，会发现有的别集在各体单篇诗文之外，还收录相当数量的整体论著。这些整体论著由系列论体文构成，在著述形态上与汉魏子书专著具有直接渊源，实际性质为伴随唐宋“古文运动”而复兴的“新子书”。唐宋“新子书”收入作者别集的编纂现象，可概括为“子书入文集”。唐宋“子书入文集”不仅是一个文献编纂现象，而且牵涉到诸多文学史、著述史或文本阐释问题。
“子书”最初是先秦诸子创述一家学说的著作。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群书时，将战国学术条分为十家，汇总于《七略》“诸子略”，《汉书·艺文志》继而提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故除去“小说家”的九家学派著作，便成为通常意义上的先秦子书。汉魏时期出现大量个人论著，撰述目的在于“立言”，思想绍述先秦诸子，亦被目为子家。西晋荀勖在《中经新簿》乙部的“古诸子家”之外另设“近世子家”著录汉魏子书，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亦述及汉魏：“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汉魏子书与先秦子书相比，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先秦子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一家学派的集体撰述，这样的撰述方式到汉初仍有遗留，但此后汉魏子书成为具有明确作者的个人著述。二是先秦子书原初的创作与流传方式为“单篇别行”，后来的成书体例得于刘氏父子的校雠整理。汉魏子书则具有作者手定的编次体例，并往往附带“自叙”加以说明。这样的系统编排，体现出作者对全书的篇章布置、思想宗旨具有整体规划。三是先秦子书的九流学派到西汉大多衰落，汉魏子书的思想主要体现为儒家，如余嘉锡称：“古之诸子号称'九流’者，东汉以后，惟有儒家耳。”唐宋“新子书”的出现与此三项特征关系密切。
为明确“子书”范围，有必要对“子部”与“子书”的关系略作辨析。《隋书·经籍志》子部大序云：“《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过去有学者将“子书”等同于“子部”，这种做法并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子部的著录范围横跨文史、科技、医学等多学科领域，倘若全归于子书，易造成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同时，子部的著录标准伴随学术升降而不断变化，掺杂了书目作者的个人识见，有时并不完全合理。诚如民国学者江瑔所言：“古人著书，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成一家言，而后可以名曰'子书’。唐宋以后，诸子道衰，类书繁起，钞胥是务，剿袭相因，亦褒然列名于'子部’之中。”总体而言，“子部”是以“子书”为基础创立而成，但所收范围并不仅限于“子书”。因此，需对“子书”概念加以限定，才能有效展开讨论。
综合参考周秦汉魏子书的著述形态来看，“子书”是指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较为整体化的议论专著。在这一定义下，“小说家”等志人、志怪故事在大类文体上属于“叙事”，而非“议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汉儒对先秦子书的注，以章句训诂为主，亦非“议论”。唐代以后兴起的类书、丛谈、笔记等著作，虽具体例，但或钞撮而成，或体系零散，同样不在本文的“子书”范围。
汉魏以后，著述史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即清人章学诚所谓“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降及齐梁，子书创作呈骤减之势，文集编撰日臻鼎盛。文集的产生，与汉代诗、辞、赋等文章创作的发展兴盛有关。子书与文集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系统著述的书籍，而后者是单篇文章的集结。章太炎将文章划分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两大类：“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诸子、史书属于前者，而文集属于后者。这两种著述形式的编辑体例也差异较大。子书各篇文体均为“论”体，篇章布置整饬，意脉贯通。文集则兼备众体，各体类之间并无逻辑关联。在先唐阶段，别集通常按文体分类，《三国志》记载曹丕为曹植编辑文集：“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当一位作者分别撰有子书与文集时，并不合编，《隋志》子部著曹丕《典论》五卷、徐干《中论》六卷，集部另著《魏文帝集》十卷、《徐干集》五卷。总集亦如是，南朝萧统编《文选》，依文体分为39类，《文选序》明确不采子书入集，因“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反映出以单篇散作为主的文章观念。
进入唐宋后，文集成为主流著述形式，学界鲜有“唐宋子书”的相关范畴。这果真是唐宋著述的实际情况吗？
二、唐宋别集中的“新子书”
唐宋时期，多数文集依然按文体分类。中唐李汉编韩愈《昌黎先生集》，依文体分为11类，北宋欧阳修自编《居士集》按16类文体编次。然而，从中唐开始，一些别集在文体分类之外，还收录个别难以归类的论著。中唐刘禹锡编柳宗元《柳河东集》，在29类文体之后，收录了两卷不以文体命名的《非〈国语〉》。刘禹锡自编《刘宾客文集》的“论”类，在单篇论体文之外，收录了一卷自成系列、附有序言的《因论》七篇。北宋苏洵自编《嘉祐集》，开卷为《几策》《权书》《衡论》这样带有特殊卷名的系列论文，后按不同文体收录单篇诗文。
这些唐宋别集中的“异类”，与常规分卷有三点不同。一是这些特殊分卷中的文章在文体上皆为议论，但并不以文体名称命名，而是带有特别的卷名；其余分卷皆以文体命名。二是特殊分卷的卷名设定，往往传达出特定的创作意图或思想主张，大多附带序言加以说明，故所收文章均是围绕该意旨的系列论文；其余分卷中按文体汇集的单篇文章，并无序言，非为统一宗旨而作。柳宗元《非〈国语〉》为辨疑《国语》而作，其序提出《国语》“多诬淫，不槩于圣”，故“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因论》序言说明“因”义乃“言有所自也”，故其旨为“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衡论》引文说明“衡”义在于“今夫衡之有刻也，于此为铢，于此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可也，曰权罪者非也”。三是特殊分卷中的系列论文，具有一致的书写体例与整饬的篇名；其余分卷中的单篇文章体例不一、篇名各异。《非〈国语〉》67篇，每篇例行引述《国语》原文，后以“非曰”二字领起议论。《因论》七篇依次名为《鉴药》《讯甿》《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均为二字动宾结构，而《刘宾客文集》中“论”类的其余篇目如《辩迹论》《华佗论》《天论》，并不具备整齐划一的特点。《几策》《权书》《衡论》中各篇亦皆为二字题目。
不难看出，这些特殊分卷区别于按文体汇集的单篇文章，实为统一、集中著述的个人论著，其特殊卷名即为书名。唐宋别集中的类似分卷不一而足，择要胪列如下（见表1）：
上表共涉及作者20人，著作40部，尚未囊括唐宋别集中的全部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唐宋时期收入作者别集的论著，至少有173部。这些个人论著具有整体化的编排体例与思想宗旨，在著述形态上非常接近汉魏子书。民国学者刘咸炘关注到这一问题，其目录著作《旧书别录》将多部唐宋别集中的论著析出别裁，著于子部，认为当属子书，提要将各书著述形态溯源至汉魏子书。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一书亦提出，宋代由系列论文构成的著作“从形式上看很接近汉唐时期的专论式子学'论著’”，同时指出宋代这些专论式子学论著具有实用化特点，已与汉唐子学论著有较大差别。实际上，唐宋别集中从中唐时期开始出现的这些议论专著，用散文语体写作，作者为古文大家，承载了古文家的载道理想，著述形态继承汉魏子书，其著述性质，实为伴随“古文运动”而复兴的唐宋子书专著。诚如刘宁等学者所指出的，这些论著在内容领域与议论方式上，都与汉魏子书差别较大，这是伴随社会文化制度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现象。因此，这些唐宋子书专著，又可名为“新子书”。
正如上表备注栏所示，这些“新子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曾在历史上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刊刻。这些单行本有很多在历代簿录中著于“子部”，体现出古人对其子书专著性质的认可。它们有着怎样的流传经过？又为何会被收录进文集？
三、唐宋“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
子书作为整体论著，著述与成书过程往往比较集中，而别集的汇编较为滞后。这两种著述形式的成书时间差，为二者之互动提供了空间。“新子书”收入别集的编纂过程颇为复杂，据其入于文集的时代早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二是原于集外别行，后在重编文集中收录。
先看第一种情况。在自编或他编的初版文集中收录“新子书”现象，早在中唐时期已出现。白居易将其与元稹为应制举准备的75篇策目编成《策林》四卷，收录在自编文集《白氏长庆集》中。刘禹锡为柳宗元编辑的《柳河东集》收录《非〈国语〉》。入宋以后，这种做法更加普遍。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80卷乃其生前手定，其中卷七十三《疑孟》、卷七十四《史剡》《迂书》均系“新子书”。苏洵《嘉祐集》、秦观《淮海集》等自编文集亦收录论著。尽管这些“新子书”在初版文集中已收录，但宋代刻书业繁盛，一些“新子书”在收入文集之前便被单独刊刻，抑或入于文集后又被析出单刻，于是产生“单行本”与“集本”同时并行的现象，这些单行本又有很大一部分在历代书目中著于“子部”。苏辙《栾城后集》乃其晚年自辑的后期诗文集，其中《孟子解》有自注云：“予少作此解，后失其本，近得之，故录于此。”苏辙在53岁时曾将前期作品结集为《栾城集》，很显然，当他编辑《栾城集》时，并未收录此书，而是采取将其于集外别行的做法，不料散失，失而复得后方收入《后集》。但此书单行本已传播于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子部”即著录“颖滨《孟子解》一卷”。司马光《疑孟》、释契嵩《辅教编》、晁说之《儒言》等，都有单行本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著于“子部”。
再看第二种情况。一些“新子书”在初版文集中并未收录，直接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后在层累式的文集编纂中，被裒辑进重编文集。欧阳修晚年自编《居士集》，按文体汇总单篇文章，而奏议等专集，或经、史、子书著述均于集外别行，如吴充《行状》述云：“尝著《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诸子集以为家书，总目八卷。”到南宋，周必大将以上全部著述统编为《欧阳文忠公集》153卷。自南宋后，这种做法广泛存在于明清人对唐宋别集的续编、重编中。张九成在门人郎昱编《横浦文集》外，另有《心传录》《日新录》行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于“子部”儒家类，明万历年间吴惟明刻《横浦文集》，将此二书也附刻于后。辛弃疾《美芹十论》久以单行本传世，在《四库总目》中著于“子部”兵家类，清嘉庆年间辛启泰编《稼轩集钞存》，将之收录进文集。当代的古籍编印中，亦有类似做法。胡宏在《五峰集》外另有《胡子知言》一卷，历来单行并著于“子部”儒家类，而1987年中华书局整理本将此书与别集合编，取名为《胡宏集》。
通过上述例证可知，“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肇端于中唐，两宋进一步发展，明清愈趋普遍。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一现象伴随时代发展呈扩大化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形成某种统一的观念潮流，相反，几乎每个时代都存在厘清“子书”与“文集”界限的声音，反映出中国古代学术观念的复杂性。北宋在司马光、三苏等收录“新子书”的编集方式外，还有欧阳修《居士集》、王安石《临川集》等专收单篇散作、著述单行的编集方式。明代一方面有将唐宋“新子书”附刻进作者别集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有明确捍卫经、史、子部著述的独立性，拒绝将“文集”概念无限放大的做法，张燮编辑《七十二家集》说明：“集中所载，皆诗赋文章，若经翼史裁、子书稗说，其别为单行，不敢混收。盖四部元自分途，不宜以经、史、子而入集也。”清代更呈现出复杂性。《四库全书》将多部附于文集的“新子书”析出另著于子部，如附刻于《横浦文集》的《心传录》《日新录》被另置子部，提要云：“原本附刻《心传》《日新》二录，本皆各自为书，今以已存目于子部，故并从删削，不更复出焉。”然而另一方面，馆臣依然保留了一些“子书入文集”的编纂形态，陆九渊本有《语录》四卷于《象山集》外别行，明正德年间李茂元将之附刻于文集，馆臣并未矫正，反而认为“其说与集中论学诸书互相发明，合而观之，益足勘证，今亦仍附于末，不别著录焉”。可见，四库馆臣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做法。
“子书入文集”编纂方式的直接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全文献。正如苏辙将《孟子解》在失而复得后收入文集，周必大将欧阳修著述统编为全集，亦出于欧氏各书流传版本复杂而欲保全传世。但若究其深层原因，实蕴含着学术与文章观念的变迁。文集收录“新子书”现象的产生，首先以子书专著创作的复兴为前提。唐宋“新子书”的作者大多是兼具文人、官僚与学者多重身份的复合型人才，并不仅以诗赋名家。相对于单篇诗文，这些“新子书”创作的重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叶适为陈亮《龙川文集》作序云：“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四书》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为四十卷以授予。”故在整理个人文集时，自然不会失收，甚或置于诗赋等单篇文章之前。其次，对于一些作者来说，“成一家之言”的子书专著相对于“辞赋小道”的个人文集，处于更高的价值序列上。因此，将子书专著与单篇诗文同收别集，隐含着文士对作品的谦卑态度以及对著述传统的敬畏。晁说之《景迂生集》设置“别著”类收录经论专著，其中《易规》序云：“若著书则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易规》十有一篇。”再者，将“新子书”作为“文章”收入别集，根本原因在于文章观念的变化。汉魏六朝时期的文章概念主要指单篇散作，故子、史著述不入文集，但唐宋“新子书”从复兴伊始，很多便被作为“文章”收入别集。刘禹锡将《因论》收入“论”类，说明他在观念上已将整体论著与单篇论体文划归一类文章。刘蜕《文泉子集》集序云：“盖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义曰'泉’”，将先秦九流子书的精神意旨注入文脉源流。可见从中晚唐开始，“文章”观念已从单篇散作扩大到整体专著，对于文章传统的体认亦容纳先秦子书，在这一观念变化下，“新子书”便与单篇诗文一同收入别集。
当别集开始收录“子部”的专书著述，“文集”的性质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从作为文集雏形的《七略》“诗赋略”开始，先唐集部的收录范围是以诗赋为主体的单篇文章，然而唐宋别集收录“新子书”，导致“文集”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实际性质已不再局限于目录学意义上的“集部”。这一文献性质与目录学意义的分离，正是历代之所以会产生厘清“文集”界限声音的缘由所在。
四、唐宋“子书入文集”的学术史意义
唐宋“子书入文集”的编纂现象，不仅是一个文献史问题，而且对若干学术史、文学史问题都造成影响。
第一，对子书发展史的认识。近现代以来，学界如蒋伯潜《诸子通考》等著作，对子书发展史的描述通常截止于汉魏阶段。唐宋阶段的子书专著创作，尚缺乏清晰认识或系统梳理。章太炎认为“唐人子部绝少”，“自宋至今，载笔之士，率留意独行之文，不尚著作。理学之士，创为语录，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余皆单篇孤行，未有巨制”。实际上，唐宋子书专著之所以不被重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被“文集”这一载体遮蔽了。通过上文对唐宋别集中“新子书”的稽考，可知唐宋阶段的子书专著数量可观，作者皆为古文名宿，具备相当程度上的重视价值。伴随时代迁流、社会发展，这些子书专著固然会与周秦汉魏子书产生较大差别，然其差别，亦是新变之处。中晚唐的杂论专著是古文家自觉复兴子书传统与子学精神的产物，其在著述形态、文体特点上与先唐子书的差别，密切关系到唐宋“新古文”文体风貌的形成。宋代的史论专著、经论专著等“新子书”著述形态，与汉魏子书专著具有渊源关系，同时体现出新变特点，彰显宋学精神。唐宋很多政论专著的作者，较汉魏子书作者具有更高层次的仕宦经历，所著亦展现出更高思想价值。唐宋“新子书”的各类著述形态，构成了从汉魏子书到明清专著的著述发展史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无疑将加深学界对子书发展史、中国著述史的认识。
第二，对别集性质的辨析。收录单篇作品是学界对别集的传统认识，实际上，至迟从中唐阶段开始，别集中已出现收录整体子书专著的现象，这一现象到两宋、明清日益扩大化。因此，收录单篇作品的别集定义实则仅适用于先唐，从中唐开始，别集的收录范围便已超越了单篇作品。文集编纂体例的变化，反映出学术观念的变迁。这一现象也说明“文集”作为一种文献载体，其实际性质并不完全等同于作为目录学分类的“集部”。实际上，宋人编集不仅收录“新子书”，也收录史书。韩愈《顺宗实录》原未收入唐本《昌黎先生集》，“《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而北宋蜀本将此书补辑入韩氏《外集》。尹洙《五代春秋》、李纲《靖康传信录》等史著亦入别集。到周必大编辑欧阳修全集，更说明别集的性质已超越“集部”，发展成为可包含经、史、子、集四部在内的个人著述统称，甚或带有个人丛书的意味。这种个人丛书式的“全集”编纂，直至今日依然具有广泛性。作为四部分类法的“集部”，是对文章著述性质的指称；作为个人著述统称的“别集”，是以作者主体为中心，对个人作品的指称。对这两种“集”的实际性质及其适用语境进行区分，是探讨文集相关问题的必要基础。
第三，对唐宋“古文运动”的认识。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一文认为，八代以来，散文语体经历了从专书著述到短篇散作的代兴，而唐宋所复兴的古文，是经过韩、柳改造的短篇散作。学界对于唐宋古文的关注重点，在于记、书、序、杂文等“纯文学”性较强的单篇散作式文体。实际上，“新子书”用散文语体写作，作者群体为唐宋古文大家，内容以经世载道为主，实为“古文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复兴伊始的中唐时期，即与单篇古文同收别集的编纂方式，亦说明在唐宋人的观念中，“文章”概念并不局限于单篇作品，亦容纳子书专著。因此，唐宋“古文运动”并不仅仅是单篇古文的复兴，亦是子书专著的复兴。学界对于唐宋古文的考察，理应将这些专著纳入视野。相对于单篇古文，“新子书”往往耗费作者更多心血，其整体性、系统化的著述形式，有利于古文家思想志趣、创作能力的充分展现。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将加深对唐宋古文家思想体系与创作方式的认识。在近现代以来的人文学科分类下，以经论、政论、史论内容为主的论著，往往被排除在“纯文学”视野之外，仅被作为考察时代背景或作者观念的文献材料。将其作为文学作品进行直接研究，有助于拓宽唐宋古文的研究面向，同时意味着从古代文章创作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文脉及中国文学主体性的一种深度把握。
第四，对文本阐释造成的影响。著述形态是思想内容的反映，反之也影响到思想内容的呈现。先唐时代，子书于集外别行的独立成书体例，自然有利于承载并展现系统化的思想内容。唐宋“子书入文集”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子书专著作为整体“书籍”的独立性。很多唐宋别集在明清经历了重编再版，一些别集中的“新子书”被按文体与单篇论体文混编重排，不仅破坏了子书专著的整体形态，而且直接影响到文章逻辑结构与思想宗旨的呈现。苏轼文集即为典型代表。历代的苏集版本有“分集编辑本”与“分类合编本”两种系统，前者以明成化本《东坡七集》为代表，保留苏轼手定文集原貌，将各类著述分集编纂；后者以明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为代表，是苏集补编本所普遍采取的形式，将苏文统一按照文体分类合编。从明成化本《东坡七集》可见，苏轼早年参加制科考试所上进卷《应诏集》，与晚年所著史论专著《志林》分别是两种整体性的子书专著，各自内部具备一致的书写体例、逻辑结构与思想宗旨。然而在茅本《苏文忠公全集》中，这两种“新子书”中的文章按“论”体混编重排，原有的书籍形态被打破，一些具备前后联系的文章分隔两卷，直接影响到苏轼思想的整体化呈现。随着分类合编本成为当今通行本苏集，《应诏集》与《志林》日益掩埋于“论”体，其内部思想宗旨亦湮没不彰。
因此，“新子书”不仅是文章的著述形态，更是思想内容的展现形式。对唐宋别集所收“新子书”进行考证、揭橥，密切关系到对文章思想内容的理解与阐释。学界目前的文章研究主要采取“文体”视角切入，关于某类文体的“著述形态”，或由某几类文体共同构成的“著述形态”，尚重视不足。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上，往往逐篇分析，而对著述整体的逻辑联系与思想宗旨阐发有限。“著述形态”与“文体形态”是文本存在的两种基本要素，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辨析唐宋“新子书”著述形态的最终目的，在于将“著述形态”作为一种文本阐释方法。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