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瑜：我还记得你
2016年的最后几天，我们把家从北京搬到了马尔默。可以说，我这是跟着孩子他爹回老家。2012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他就开始琢磨搬回瑞典去的计划了。瑞典人把这种年轻时云游四海，有了孩子就往回搬的人称做三文鱼夫妇——因为三文鱼总是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去孕育下一代。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当然与北欧社会的育儿环境有关。而我们之所以选择马尔默，是因为这里有孩子们的祖父母、叔叔、阿姨、表妹、表弟，这似乎比我们去斯德哥尔摩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重要。
马尔默是孩子他爸出生长大的地方，这里有许多大树，是他小时候爬过的；还有不少街道，仍旧是他从小到大走过的石子路。这些都叫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只是，我大部分的成长环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已是面目全非，我曾经随大人住过的房子，也基本都不在了。在我童年中留下深深印迹的工人新村，大学校园，如今都崭新得让我不知所措，尚未变化的部分又衰败不堪，毫无生机地等着随时被铲平，被替代。我想，一个城市不能总是用日新月异的美景来鼓舞人们去购买自己的希望，疲惫不堪却又别无选择地奔向未来。就像北京，许多古老的记忆，残忍的往事，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有可能像梦一样浮现出来。草草抹掉这些幽暗记忆的城市，是一架永远在白日梦里运转的超级机器。
马尔默跟北京的差别是显然的。在北京，总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总有不期而遇的人出现在这座城市里。如果你是一个马尔默本地人，你随时碰见的可能是你的小学，中学同学。比如，孩子他爹发现不少和他一起在一条街上长大的孩子，如今跟他一样回到了原处，自己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甚至在他们曾经的小学校里做了同班同学，这种相似的轨迹，不免让一个去过远方的欧洲人有些自嘲。在我这个外人眼里，马尔默的不变，除了这些人之外，很大程度上因为这城市本身的不变，特别是建筑物。不知道瑞典人是不是最爱修整房子的民族，他们的房子总是在轮着大修，隔上一定的年限，就要从外到里换个遍，包括上下水管道这类在我看来简直是换心换肺的操作。这种低调而务实的作风算得上一种公共美德。欧洲城市的新，大多数是日久弥新的新，少数是推倒重来的新。
总之，我们把自己的四口之家挪到了马尔默。转眼也在这儿住了四年之久。这座城市的中世纪，大海，工业遗迹，社会主义之路，以及它的变与不变，似乎都在与我过去的种种生活印记应和着。安顿下来的我，不再是这座城市的过客，但这座城市对我而言，却终将是别人的城市。我与它建立起来的各种关联，都是基于我生命的另一端——那些我曾经生活过的，已经发生了剧烈改变的地方。作为一个生活在异乡的人，是很难确认自己是否真的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时空之中。仿佛我有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拿起它，把当下的情景与那个属于我自己的城市进行对照。浇筑这面镜子的水银大约就是那些无所依托的记忆吧。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市，这城市的一大半，是由我们童年的记忆与想象建造起来的。人类所谓的创造力，可能最初的来源只是童年中一些自由的嬉戏。它们作为一种记忆保留在我们的身心之中，如同我们的另一些记忆——那些只有以孩童的心智才能在某些情境中获得的神奇感受——会在我们的成长与淡忘之中悄悄变成一些种子。它们如藤蔓一般，总是依附在一些不那么容易消散的东西上。很多年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顺藤摸到让我们做出各种选择的理由。就像我，自觉还秉持着一些理想，大概跟我的某些没有被压制住的天性和成长的经历脱不了干系。
我第一次去马尔默是2008年的夏天。一个下午，我们躺在一个上世纪初修建的圆形大草坪上晒太阳。他指着草坪远端一条土路，告诉我他上小学时，常在放学之后穿过这里去他的祖母家。这条路的两旁有着高耸入云的钻天杨，成年人走在其间都像是进了大人国的森林，那个午后独行的小小少年，也许只是在轻快的步伐里想着一会儿能去祖母家吃点心，和她说说这一天又发生了什么吧。我从小长大的外婆家，通向小镇的马路两旁有五十年代种下的大杨柳树。大人们有时会带着我从晚间散场的电影院走回家，依稀记得田里的稻香乘着野风，夹着河浜的水汽漫到路面，夜雾中的垂杨柳路仿佛这世上最神秘的拱廊，更叫我辨不清方才看罢的电影是真是假了。当然这排杨柳树早就因为道路拓宽而被砍掉了，田野里也种满了房子，并且被莫名其妙地搞成了荷兰风情小镇，成了后殖民时代的洋泾浜。外公外婆过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对瑞典人来说，夏天是他们神圣的季节，城里基本是空荡荡的，大多数人都躲在各自的森林、湖畔、海边的夏屋里，蹲旱厕，采蘑菇，在通常不超过十八、九度的海水里游泳，在雨中冲凉……用大自然来疗愈自己的城市病。有一个瑞典策展人自嘲说，“瑞典人不需要当代艺术，因为瑞典人有美丽的大自然。不像德国人，每一棵树都是二战之后重新种下的。”乡下的时光如甜水一般，但也时常会遭遇阴雨连绵的日子，那真是瑞典人自觉最倒霉的时候了。
如果要真正了解瑞典人的生活状态，那还真得去乡下转转。城市生活在全球化时代早已变得大同小异，工作和休闲，构成了城市的基本运转机制。作为瑞典最南端的城市，马尔默所在的斯科纳省以沃土与大海著称。这里不像瑞典中西部地区，冰河纪在地里留下了太多的大石头，让耕种尤为艰难。开车在南部的乡间转悠时，大海总在你能感觉的那一边。小小的乡村教堂，多是路德维西新教派的简朴谦逊，白色的山墙上只露出几个小小的窗洞，像一个戴着白色布帽，眺望远方，期盼着什么来者的农人。欧洲最初的城市是从墓地开始的，乡村也不例外，从每个教区的墓地大小，我们大致能推测出当年的人口规模。这里的农舍几乎彼此都不挨着，各自守着一大片田地的一角，屋子的四周总有大树或灌木围着。据说这是在十七世纪的土地改革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更为有效的耕种方式。农夫出门就是自家田地，而不是聚居成小村落，每天走远路去自己的田里劳作。瑞典南部的农夫鞋跟荷兰的木屐鞋很像，大厚木底儿，露着脚后跟，第一次穿上时要耐心调试出一种特别的走路方式才能驾驭。穿着这鞋，很方便下地劳作，随时光脚进屋。对了，瑞典人也是著名的进门脱鞋族。如今的农夫鞋是夏屋的生活必备，随时可以蹬上它踏入自然的地界，露水，泥泞，碎石，腐叶都不在话下，进进出出不必弯下腰去穿脱。
有人把瑞典人的安静与不善交际归结于这种彼此间离的农耕生活。瑞典人总体上是彼此信赖的，这种植根于近代社会的信任，有新教的渊源，也有这个国家从未经历过内战，没有出现过内部分裂的缘故。这种信赖关系，作为社会基础，是瑞典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实现高税收高福利体系的基石。这一改革还要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发源于马尔默的劳工运动。而提出“人民之家”理念的瑞典前首相Per Albin Hanssen就出生在马尔默的近郊，他的政治理想是瑞典福利社会的蓝图。我家大儿子的一次同班同学的生日聚会，让我偶然造访了这位前首相的故居，这是一座小小的郊区住宅，被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个小型的纪念馆，一部分是附近社区的公共活动厅，周围的居民可以提前预定，来这里举行诸如生日庆祝会之类的活动。屋内的墙壁上除了挂着一些Per的生平照片之外，还贴着关于如何使用这个场所的规则告示，基本原则无外乎是要在活动之后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归位，打扫干净。告示旁边还贴了两张照片，是某次年轻人聚会留下的反面典型，桌椅被堆成了小山，垃圾没有收拾掉。这次生日聚会如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不同肤色的孩子在一起玩的很开心，一位三十年前移居瑞典的保加利亚大妈跟我聊她这些年的经历，“慢慢来”，大概是她的心得。是的，根据瑞典移民局的统计，平均每一位移民需要花至少八年的时间，才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二战之后，马尔默作为富庶的工业城市，是瑞典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城市模范，当年提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体系，是在确立每一位公民的个体独立与自由之上，让育儿和养老成为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享受的社会福利。所以，在瑞典，祖父母是不会帮你居家带孩子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有社工24小时轮流上门服务。当然，这里的教育医疗养老的问题多多，媒体不断在揭各种短。生活在瑞典，媒体上天天都是各个系统里的坏消息，那是肯定的。被体制化的民主跟一条后现代巨型恐龙一样难以成就新的进化。这个先按下不表。瑞典的各种假期奇多，但一般下午四点过后，幼儿园的孩子就被接的差不多了。我常常惊叹瑞典人的效率，每个人夏天都要渡一个来月的假，圣诞新年一周，复活节一周，春季秋季运动周什么的又去掉一个月，这还怎么干活？但一看到超市里满满当当的半成品食物，公寓对面的办公室早上 7点就有人端坐在电脑前，一再被婆婆提醒小孩子必须8点以前送上床，否则父母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等等。在瑞典，六个月大的孩子就可以被送到托儿所，一岁大的孩子基本都是天天去上学了，因为父母在休完一年育儿假之后，大多都会选择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我也算明白了，那些生三四个孩子的家庭，估计平日里都是半军事化管理，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的转动，都是在提醒你日常的生活效率，没有这个效率，是不可能在有太阳的时候躺哪儿晒成石化状的。当然，没有瑞典的育儿体制，你也不可能经常在大街上，在咖啡馆，公园里看到两个以上的悠闲奶爸推着童车聚会，天经地义又风轻云淡。
据说瑞典人看到小孩子跪在地上挖洞，就会上前告知，“如果你一直挖下去的话，洞的那一边，就是中国。”不知道小孩子会作何回答，估计会发会儿呆，然后埋头继续挖。过了2017年的新年，我们把两个孩子送到幼儿园。一进幼儿园，就看到一些刚刚会走路的孩子都在冷风冷雨里挖沙子。老师是不会去打搅一个细雨中躺在地上仰望天空顺便就地打滚的孩子的，也不介意他们踩水玩到鞋子里可以跑船的那种。我家大儿子在北京上了两年幼儿园，每天回到家里最多衣服上沾点饭菜渍，外套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学校里到处铺的都是塑胶地。这儿可好，天天领回来的都是两只泥猴。防风防水的连体服是瑞典孩子的标配，每个教室的更衣间都配有大立柜烘干机，经常轰轰作响地工作着。接孩子的时候，每个家长都会打开烘干机去找找里面有没有自己家孩子的衣服。特别是下雨天，里面总是满满当当地挂着从里到外的衣物。
一个冬天的下午四点去接孩子，天已擦黑，我的小儿子和他的好朋友围着一滩雨后的积水玩得不亦乐乎，老师在一旁慈爱地看着。只见那个小男孩用塑料玩具杯舀起一杯泥巴水就喝。我转头看看老师，她微笑着说，“他们在喝咖啡，对了，你家孩子刚才也喝了点。”此刻的我只想着向她证明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随乡入俗的美德，于是淡定地与这位老师相视而笑，并向她一天的工作表示感谢。
不过孩子们倒是很少有拉肚子的情况。但发烧感冒自然是少不了的。马尔默靠海，风大雨大。这里的人很少打伞，因为风夹着雨从四面袭来，在你还没来得及找到风的主方向时，伞可能已经被吹翻过来。雨衣是个宝，可以作为日常出门的外套。这里每年的流感都挺厉害，一位在马尔默住过一年的中国艺术家一听说我现在住那儿，立马勾起了他的回忆，直说那儿的流感太厉害了，自己从没在国内因为感冒病得如此之惨。二月份是瑞典著名的请假月，孩子他爹还在建筑事务所工作时，说是一到二月，每天早上去公司，一打开电脑就是一串儿的请病假邮件。一病都是病一家，挨个儿来。这儿还有一种著名的上吐下泻型肠道流感，可以让一家人全都瘫痪在床，还得爬着去收拾各种残局。
在瑞典，病毒性感冒基本要靠自己扛，医生很少会给你开药。抗生素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好在北欧人热爱运动，注重健康饮食，全民健康状况应该是不错的。但这里的癌症患者也不在少数，尤其是黑色素癌，是日光爱好者的头号杀手。可是他们太爱晒太阳了！对瑞典人来说，暗无天日的冬季，全靠温暖的室内环境来挨过下午三点以后就天黑的日子。整个北欧的人均咖啡消费量稳居世界前三名。圣诞节的庆典首先是关于光和香气，其次才是礼物和大餐。我很喜欢瑞典人装饰自家窗口的传统。尤其是从十二月份开始，每家都会在各个窗口前挂上一盏星星灯。这种纸灯，有着美丽的镂空图案，大多是白色的六角形，也有更为复杂的形状，更奇妙的色彩。远远看去，每一个窗口都收留着一颗从天上落到人间的星星。平日里走在街上，我也总是被各家各户的窗口装饰物吸引，长了许多年的植物顺着阳光伸展出特别的姿态，别致的灯具，出其不意的摆饰，都在述说着主人的爱好和性情。瑞典人大多沿袭着新教的坦荡，不爱挂窗帘。这也算是一种与路人分享家庭生活的友善精神吧。沿街的房子通常地基比路面高出不少，从窗口，你一般能看到在厨房里忙碌的夫妇，客厅里的书架，墙上的装饰画，还有形形色色的吊灯。构成城市的大部分建筑是人们的家，我喜欢从每个人的家里透出来的气息，并由此去想象这座城市里的人。我喜欢看中国南方城市的阳台晒满衣服和被单，喜欢看过年时用竹竿支在人们头顶之上的腊鱼腊肉，我对满是绿植的人家总是充满好感。在罗马，每个阳台都叫人想有个意大利的祖母，可以在夏天回到那里晒太阳，看穿越了千年古城的野风吹拂鹅黄色的窗帘。
是的，当我们第一次进入一座陌生的城市时，总觉得城市像一座迷宫，你需要一张地图，或者一个本地人领着进入其中。对于马尔默，我觉得领我进入这座城市的向导，总是另一些陌生人。他们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我这样一个异乡人的向导。或许是我一不留神就钻进了属于他们的城市吧。比如我在每天接送孩子的路上，都能遇到一个埋头走路的中年人。他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外套，弓着背，面无表情地快步流星。他的头发和眉毛的颜色都很浅，更让人觉得他阴郁愁苦，不，至少是严肃孤独。奇妙的是，有好几次，我在等待午餐，或者跟朋友在咖啡馆外坐着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他的低头赶路的身影。他成了我的马尔默之谜，一个永远在走路的人。
其实这样的陌生人，还有好几个。有一位是永远一身猩红色服饰的老太太，不时可以在靠近市立图书馆的大街上看到她的身影。她像一尊缓缓移动的猩红色雕塑，走在城市的时间之外，她是超现实的，每次远远看到她，都让我相信这城市还藏匿着一些魔力。
还有一位，我想稍微多讲一点点。
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我的一位丹麦艺术家朋友的展览开幕式上。这个展览是关于他在中国内蒙古的稀土研究项目，大幅黑白摄影呈现的是被高辐射废料粉末击穿后成像的感光相纸。忽然间，一个驼背小老太婆，提着一只本城老牌高级时装店的白色购物纸袋缓缓走进来。她从前台取了一杯红酒，走到放着展览简介的小搁架前，放下纸袋，拿起一页简介仔细地读。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长大衣，头上裹着一条橘黄色的花朵丝巾，戴着一副小小的金丝眼镜，脚上的黑色浅口皮鞋有些旧，但擦得很亮，露出暗暗闪着银光的深色丝袜。她长相普通，也没怎么化妆，从她的身姿和行动来看，我估计她应该有80多岁了。看完简介，她提起纸袋，开始在展厅里挪步，从一件作品缓缓看到下一件作品，然后悄然离去。
几个月后，我在另一个展览的开幕式上又看到了她。同样整洁别致的着装，同样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只是看完简介和作品，便悄然离开。又过了几个月，我又在另一个开幕式看到她。那是一个很热闹的展览，来了很多人，大家跟随艺术家一起把铺在地上的小泥砖踩碎，进入后人类纪的干涸未来。人群里，我忍不住跟身边一位当地艺术家悄悄议论了一下她，问这位艺术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位老太太。那位艺术家眯起眼睛来端详了一下老太太，说，的确常在各种开幕式上看到她。我猜想着她为什么能来每个开幕式的缘故，她自己开车来吗？还是步行？还是骑车？
再后来，我自己骑车经过市中心购物区的一座桥，居然又看到了这位老太太，她正在从一个垃圾桶里掏东西。还是着装别致，旁若无人。
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太太，是前年三月份在马尔默图书馆的一次座谈，讲座人是一位蜚声世界的中国艺术家。那晚上图书馆里挤满了人，我因为事先订好了位子，所以有点闲心环顾四周，感受马尔默人难得的大聚集。忽然发现老太太站在不远处的人群里。我马上跳过去跟她说，我这儿还有个位子，你来坐吧。她微笑着用英语致谢，跟着我坐下来。我忍不住问她可不可以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因为我总是看到她，也许有机会可以跟她聊聊。她像个温顺的小姑娘，颤巍巍地手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她叫Lisalotte。
可是到今天我还没有给她打电话，我想也许我真应该拨通那个电话，问问她，
Lisalotte，你还好吗？
作者：陈淑瑜，IFP的联合发起人，建筑师，编辑。在华中科技大学及清华大学完成建筑学教育。2004-2006在FAKE DESIGN作为建筑师与项目协调人。2010年，陈淑瑜和Els Silvrants-Barclay在北京共同发起Institute for Provocation, 并担任艺术总监。以IFP为平台，她逡巡在建筑学的思考与行动边缘，通过发起跨领域的文化项目去探寻尚未被定义的城市空间。
题图：Self-portrait, Helene Schjerfb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