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奴樊建川:若能死在建博物馆的路上，是最大的幸福。

馆奴樊建川

                                    曾颖  向勤 

2008年3月29日，《小崔说事》在中华世纪坛演播厅录制节目。坐在观众席前排的一群老者直让崔永元咂舌，他看见了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均、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钢、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邓子恢的儿子邓淮生、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陈毅的儿子陈丹淮、黄克诚的儿子黄煦、陈赓的儿子陈知建、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卫立煌的儿子卫道然……

这些老人，每一位都能成为《小崔说事》的主角，却组成亲友团奔一个人而来，此人就是樊建川，四川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主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安仁古镇，因大地主刘文彩的刘氏庄园闻名全国，中国最早的阶级斗争博物馆“收租院”就在这个小镇上；如今，更多人知道这里是因为“建川”。

很多看了这期节目的人都潸然泪下，因为樊建川说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十年前曾经受的苦难。更多人被樊建川感动，缘于他一直孜孜不倦收藏这些苦难，而这，也是他一个人毕生的战争。

樊建川，祖籍山西，生在四川宜宾，54岁，戴副眼镜，最爱穿馆里统一制作的T恤，不是白就是黑，胸前有字，要么“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要么“为人民服务”。汶川大地震后有一段时间他常穿T恤的图案是一只胖胖的猪儿，旁边配文“我肥我坚强”——彼时他收留了一头在地震中埋了36天却没死的猪儿，并亲自赐名“猪坚强”，一时间，这头猪的名号满天下，比他樊建川还出名。

樊建川的收藏是从幼儿园开始的，“收藏时间不长，也就50年；收藏文物不多，也就800万件，其中有200多件还是国家一级文物。”他有些骄傲地说。从那时老师写给他的评语收藏起，他将近100年来中国经历的苦难、走过的路程、留下的印记，化作一件件陈旧的实物、一幅幅真实的照片、一段段感性的文字，存于馆中，不敢独享，示于世人。

所谓聚落，在樊建川这里，不是它的本意——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而是文物或者说是博物馆的聚集地。聚落有地500亩，建成8年，修馆20余座。已经建成并开放的10多座馆分四个系列：抗战系列博物馆——为了和平收藏战争；文革系列博物馆——为了未来收藏教训；地震博物馆——为了安宁收藏灾难；民俗系列博物馆——为了传承收藏民族灵魂。

很多老兵愿意上樊建川那里去，有的甚至因能在这里的老兵手印墙上留下自己的手印而心满意足。无论谁，无论他曾“效忠”谁，只要曾上过战场，总能在这个聚落里找到共鸣。

每一个馆都藏着无数老兵的故事。樊建川对我们提到了一位叫罗伯特·格鲁伯的援华美军老兵。他在垂暮之年来到了留下青春记忆的中国，坐着轮椅来到建川博物馆。樊建川搀扶着老人走进援华美军馆，他至今清晰记得当时那一幕——“进来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这个馆都是纪念美军的吗。我说是。他一下子就哭起来，不是小声哭泣，而是嚎啕大哭。可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没有泪水，他已经84岁了，泪腺已经萎缩。后来他给我敬礼，他说他代表所有美军老兵感谢我给他们建了一个馆。我赶紧还礼，我拉下了他给我敬礼的手，我说，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当年仅美军就牺牲2000多名飞行员，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你们。这位老人当年为了帮助中国人民而失去了自己美好的爱情。他孑然一身，孤独终老。”

我们在采访樊建川时，一位叫岩田隆造的日本僧人正在当地媒体记者的陪同下前来博物馆谢罪，他敲响太鼓，向壮士广场上的200多位“壮士”忏悔日本当年的罪行。这个70多岁的老者当年并未参加战争，樊建川仍热情地接待了他。在这之前，盐谷保芳、小林宽澄等一些日本老兵都曾高调来华谢罪，而且无一例外的都到过建川博物馆。樊建川说，他多么希望这些老人能长命百岁，只有这样，老人们才能继续坚持他们的谢罪路，他们的言行才能带动更多日本人正视那段历史。

樊建川姓樊，很自然地在江湖上得下了樊傻儿的绰号。他也不恼，常常以此自呼。生活上他不讲究，抽一二十元一包的烟，穿几十元一件的衣服，其余生活需求，都一概简陋处之。他说：“博物馆是耗钱的事业，投入大，产出少，手不紧点怎么行？！你看过哪家企业8年没有收入却还能运营的，我们也算是创了一个奇迹。”馆里500员工，开门一天就得8万。他想了些招：将馆里空地利用起来种菜喂猪，自给自足；每个馆内也不安空调，将水抽到房顶再喷淋下来，低碳降温。

在文物的收集和整理方面，这个“傻儿”精灵透顶：他要知道哪里有文物，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弄回来，有时还是厚着脸皮——比如他去要聂荣臻元帅抗战时用过的公文包，硬是睡在元帅女儿家沙发上赖着不走。汶川大地震后到处都在抗震救灾，他瓷器馆里烂成一片，损失300多万，自家都成灾区，还忙着给重灾区提供支援，关键是，他趁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发动“大部队”到各个灾区收集物品，一车车的往家拉。震后一个月他就建起了地震博物馆，观众蜂拥而至，惊了：4000件文物堆满了2000平方米的展厅，第一架冲进灾区的冲锋舟、温家宝在灾区用过的话筒、扭曲的铁轨、从废墟中掏出的书包、学生们还没写完的日记……

傻儿不仅不傻，骨子里还有一种当下社会最欠缺的对理想主义的豪气。早年多年前他就立下遗嘱，待他百年后将博物馆捐给成都市政府，自己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也不让女儿“掺和”这些事儿；去年底他又鼓捣出一张CD，自己唱了12首歌，在博物馆里发行。他不忘发挥自己的搞怪才能，将当知青时广为流传的段子唱进歌中。他说，这12首歌就是他葬礼上的哀乐。跟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唱了起来——“送战友，踏征程”，然后飞快地对我们说：“多好听啊，你就躺在那里，听着真舒坦呐。”他说，他樊建川若能死在建博物馆的路上，是最大的幸福。

访谈：

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有病”

记者：您最开始是收藏幼儿园老师给你的评语，后来怎么就转为专门收藏抗战文物呢？发生了什么事情触动了您吗？

樊建川：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兴趣和愿望呢？第一，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读书，从幼儿园读到大学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个问题也是最核心的，就是坚持；第三，我还有个背景，父亲的军人背景，我受他的影响当过兵，后来也当了老师，经了商，有了钱，条件比较具备；第四是我遇到了比较好的年代，这是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它给了我很大的空间，政治比较清明，允许你去收集这些东西。再一个，我一直就是一个比较敏锐、比较有责任的人，我特别关注别人不关注的，比如抗战。国家有没得国民党抗战这方面的收集，有没得战俘，汉奸问题，援华美军……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十年忽略的，我就想关注。

记者：是责任因素多些还是真正有兴趣去收呢？

樊建川：主要是收得多了，产生兴趣后就越来越浓，后来就变成享受，变成喜悦，刹不住车。我觉得自己可能还是有病，现在不是讲有癖吗，我就是一个癖：为啥子那么脏那么臭那么烂的东西，我却看得津津有味？比如遗书上面沾了尸水，我拿到手头看，一点都不觉得有啥子。曾经有一份珍贵的报纸，是从厕所头拣出来的，我不觉得脏；我有几十吨档案，他们说好脏啊，可我不觉得，我看得欣喜若狂。可能还是一种病态。

记者：您的第一份抗战文物是什么？

樊建川：岳父抗战的证书和军功章。

记者：当时国内的收藏环境怎样？

樊建川：根本没得市场。市场是这样的：你要买，才有人卖，才会传播。大家晓得有个樊建川要收与抗战有关的东西，晓得美国的钢盔卖得到钱，日本的刺刀卖得到钱，就渐渐形成了市场。现在你看，全中国每个古玩城都在卖这类题材的东西，肯定与我分不开。

记者：收了800多万件，能说说最钟爱的吗？

樊建川：不能这样说。我每一件都很钟爱。每件文物都在说话，每件文物都是要给现金、我亲自过手过眼买回来，都是心头肉。

记者：哪一件是最贵的？

樊建川：说不上来，一两百万、两三百万的都有。有些东西确实太花钱了，确实很花钱……

记者：来之不易的藏品也应该很多吧。之前有媒体报道您馆门口那个从天津弄回来的碉堡，就沿途拆了好多收费站，钱也花了不少。

樊建川：确实，各有各的困难。有的藏品很珍贵很重要，可能来得还比较容易；有的没怎么花钱，却劳神费力。七八年前如我收到过一个美军在抗日战场上使用过的油桶，是在云南的一个山上，当地村民家用来装米的桶上写着USA。其实买得不贵，大概不到800元，但是弄不走啊。那天下着大雪，山上又没有公路，这个油桶比现在装三百斤的大圆桶还大，又重。我和何新勇（建川博物馆副馆长）想了个办法，把油桶滚下去。不好滚，生怕它滚不见了。滚了几里路，终于有了机耕道，马上去找拖拉机来运；开到大路上，这才打电话让汽车来。然后拉到昆明找物流公司运回成都。

还有个好东西——一张罗瑞卿家的毛毯。这张毛毯73年了，1938年夫人给罗瑞卿生下儿子罗箭时，恰好前线给首长们送来一批缴获日本人的军毯，首长一家一张。当时正好用来裹孩子。我去罗箭屋里要。要了好久，起码好几年，好不容易他才答应给我。那天我都拿着军毯走到门口了，他送我，突然停下来喊“建川”。我停下来。他没说话，拿过毛毯又摸了摸，仔细看了看，然后才交给我。

记者：这军毯他一直用到现在？

樊建川：是啊，我要了三四年。虽然去他家头的次数不多，但是天天打电话给他。

记者：我发现您“脸皮有点厚”……

樊建川：还有没要到的呢，还有人承诺的东西没给我呢。

记者：那您现在最想要的藏品是什么？是不是坠在西藏的美军飞机残骸？

樊：是啊，那难度太大了，我的批文都拿到了，手续全部齐全，主要是技术问题，那里海拔太高了……可真想要啊！一共三架飞机，分别坠毁在西藏若果冰川、丹娘拉和朗贡，这很可能是全世界仍栖身在野外的最后的二战军机残骸，如果天气好，坐飞机从上空过，都能看到下面的飞机残骸在闪闪发光。

记者：别人不给你，你就“厚着脸皮”要，直到要到为止。若在别人，也许早就放弃了。您为啥这么执着呢？

樊建川：就像有的人喜欢耍飞机，他就会有瘾；有的喜欢耍法拉利跑车，有的喜欢赌博，有的喜欢骑马……我觉得我这还是那个字——癖。有的东西我要不到，办不到，做梦都梦到它。

我最近心里就有件事压着。中国远征军在胡康河谷野人山死伤5万多人，我现在特别想联合这些死者的亲人去把他们的尸骨收一下，去那里为他们建一个馆，把他们的魂安一下。此生我一旦能去野人山，一定要去给他们磕头。但是那个地方缅甸政府不太控制得住，是地方力量在控制。我现在在想法，想相对安全的去。不管有啥困难，我还是要去，一定要去。现在这成了我的心病了……

还有那10块知青的墓碑（1971年3月24日，盈江农场发生大火，10名从成都刚去几天的女知青被烧死，2009年10月，樊建川将散落在她们的墓碑和骨灰从云南荒山上运回，安放建川博物馆聚落，并为10位女知青建起“粉·焚”博物馆）。其实很简单，你想一想，我只是樊建川没被烧死而已，我也当过知青，我也可能住茅草棚，我也可能被烧死，这10个女知青只是死了的樊建川而已。你想到这一条，就是十指连心。我一定要把骨灰墓碑搞回来，这是全省最独特的博物馆。它就是十份档案十块墓碑，但那是十条生命。去取墓碑这事儿也是拖了好多年，要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那里也是关山重重……

记者：您在抢救性收藏这些物品上的确舍得花钱，而且常常是是不惜一切代价。

樊建川：别人可以千般指责我们博物馆，可以说我们不够豪华，环境不够好，酒店不高档了，菜不够奢华，但是没有说我们东西少的，没人说我们东西不好的，这是我最满足的。博物馆的立馆之宝还是东西。我想，警钟要长鸣。人说话是不行的，只有文物说话才响亮。

建馆要钱啊，我能卖的都卖了

记者：是怎么想到要建馆呢？

樊建川：我一直都想建馆。收这么多东西，而且是整个收藏界没人触及的物品，我觉得应该展示出来，正视过去，放眼未来，敲敲警钟。但一想到要建馆就不寒而栗：建一个馆几乎是死路一条，怎么养？后来想到可以建一个博物馆群，就像超市，互相依赖，就有希望活下来。思路对了，就坚定干下去。

记者：扯这么大个摊子，而且您又是搞房地产开发的，要投钱去建博物馆，而且一开始就是买地500亩，您的团队中反对的声音一定很多吧。

樊建川：我很善于描绘。我跟他们描绘博物馆的前景有多么可观。他们不是说么，我天上的麻雀都能骗下来吃了，哈哈。现在看来，建起8年啦，虽然很苦，但确实达到了我们预想的效果，境况还在好，继续下去还会更好。我们现在肯定是国家一流水平的博物馆，无论从藏品到规模到题材，没得话说的；但是我们现在想的不是国家一流，而是世界一流。这还可能需要再一个8年。其实，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实际上只差一个影响力了。

一个人一辈子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群，我觉得这个很巴适。有些企业提口号，百年老店都是很牛逼的了，我很有底气的说，我的建川博物馆肯定能活1000年。你谁敢说？你中石油中石化敢说？也许100年都没油了，你可能都得改名叫中国能源或者中国太阳能公司。但我敢说，因为我把馆捐给了政府，肯定能活1000年。

记者：您刚才说博物馆8年建设到现在发展得挺好，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您的困难。

樊建川：困难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政治方面。政治方面嘛也可以理解，因为我的博物馆是填补空缺的，所谓填补空缺就是没得，就像蹚地雷阵，我们要把地雷阵蹚出来，要去冲锋陷阵，比如建国民党馆、美军馆、战俘馆、川军馆……

资金上呢，这些年为了建馆，我是卖了集团的办公大楼，卖了加油站卖了车库，能卖的都卖了，变成钱就来修博物馆，房产公司赚的钱也都投过来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初没有设立一个投入产出机制，现在就没有获得资源的路径。我们没有钱，就靠自己变卖。我觉得应该呼吁政府给予一批资源，虽然博物馆现在维持生存没得问题，但如果博物馆要继续拿钱买东西怎么办，不断补充藏品怎么办，要建新馆怎么办。我们虽然最后是要捐给国家，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

记者：记得您建馆之初提出的口号是以馆养馆。

樊建川：现在看来不行，那是很小的一笔收入。门票、餐饮……这些钱买文物根本不够，修馆更不够。难道就靠我自己变卖自己的东西吗？一旦卖完了，馆也就停滞了，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这就可惜了，可惜我这个人了。在中国，能找到像我这种有人脉、识文物，既能建博物馆又能搞设计陈列还能做文字的，可能找不到嘛，很难。

记者：我跟您接触这么些年，看您自己也非常节约。

樊建川：我抽烟都是抽这种，20元一包的，我一年四季都抽这个。别人全部笑我，我说我没得钱，只有买这个。钱少，馆的发展可能就没那么快，本来可以建60个的，可能就只能建30个。我不建没人建啊，没人愿意来搞。

记者：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四川有2000多个房地产商，少你一个没什么影响，但如果没有人来搞这些博物馆，就没人来收藏那段历史。

樊：确实，建馆比搞房地产事业重要。我当初坚持博物馆的规模在500亩以上，买了500亩地，现在看来都还小了，它最多能容纳30个馆。如果老天爷不突然收我的命的话，我应该可以建60个馆。我现在还有3个博物馆没地方放，还得另外想办法去找钱。我想我现在已经创下了世界纪录：肯定是个人建馆最多的。从全世界来讲，我们是自己买土地、自己买文物、自己修房子、自己搞陈列……

记者：听说您对一些家庭困难的老兵有资助。

樊建川：有一些，但我们主要是办博物馆，有些确实管不到了。对于老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留下他们的纪念，所以我花上千万建起了手印广场，就是想，老兵正在一个个离我们而去，我们应该留点他们个人特征的东西，留下他们当年握枪杀敌的手，几千上万个手印做成波澜壮阔、排山倒海的场面，警醒后人告诉后人，什么是战争。我觉得应该做更实际的，而不是行小善。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下代人就更搞不定了，他们对这段历史更不了解，也不会来做这些事情。

追悼会上要放我自己唱的歌

记者：您最近出了一张CD——《嘹亮》，自己唱了12首歌，并且把这些歌定为您葬礼上的音乐。您今年才54岁，怎么这么快就在安排身后事呢？

樊建川：这不是快。人有旦夕祸福，说得不好听点，出门就可能被车撞死或者摔死，准备好了就很舒服。我现在就想，我要“嘣”一下死了，政府就接管了我们这个馆，它一下子变国营单位，它就不怕死了。对不对。多好啊，所以我死了之后不放哀乐，要放爱乐，什么送战友啊怀念战友啊之类的歌。

我都50多岁的人了，已经是夕阳西下。我估计我顶多还能工作20年，时间很紧了，能做的事情少了。你看我8年能做啥子？做了些啥子？就这些东西。节假日你也是看到的，都在这里。

记者：好像您也挺享受。

樊建川：是啊是啊是啊，喜悦嘛，因为是干自己爱干的工作。

记者：您的女儿完全没有参与博物馆的大小事务，您是刻意的？

樊建川：我刻意的，我不想让她参与这些事情，什么收文物啊建博物馆啊，因为这些事情太困难了。我一个人困难，是因为我喜欢。你想嘛，抗战很痛苦，地震很痛苦，管理500人很痛苦，要跟很多人打交道，虽然很多人理解你支持你，有些时候还要受窝囊气，何必让她来吃苦？！我就希望我的女儿啥子都不要管，高高兴兴的过一辈子，天天吃火锅，自己开西餐厅……

记者：您刚刚说您受窝囊气……

樊建川：多了嘛……比如建某些馆，是很多方的人都不理解，我就在缝缝里夹起。民间声音，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记者：您的抗打击能力太强了。

樊建川：我受到的打击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我最痛苦的时候就去壮士广场（建川博物馆聚落内为国共202位将士矗立的雕像）走一下。你跟那200多个壮士比，你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我们受点苦受点折磨受点委屈，抛洒点钱财，根本不叫牺牲，不叫贡献。我最欣慰的是，我可以救人，我反思抗战反思文革，反思地震。我也有私心——我可以留名。

记者：您还是比较在意留名，想留名，想名垂千古。

樊建川：恩……至少别人说，这个馆是樊建川办的，这句话是樊建川说的，好巴适嘛。其实我已经赚大了。是最大的赢家。

记者：您最近在写作上有什么打算？

樊建川：最近正在写《汉奸》，我的微博还要出本书。

记者：适当的时候再出本自传？

樊建川：现在好多人找我，说要给我写自传，我坚决不干。哪个给我写的，我全部反了。我不会留自传，没必要留。名字不是你想留就能留的，是历史淘汰了后能不能让你留。比如司马迁，他就凭他的《史记》就留下来了；李冰留下来了，是因为都江堰留下来了；罗贯中被世人记住是因为《三国演义》。我建川博物馆留下来了，我就留下来了。如果建成了60个馆，我死后可能会有一个樊建川先生旧居陈列馆，这个东西肯定有。

记者：您在微博上给自己这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就俩字——馆奴，大家看了都觉得太贴切了。您对您着50多年是如何评价的呢。

樊建川：肯定还是干了一件世界级的大事，毫无疑问的，但主要还是时代赋予了我这一切，要感谢这个时代，可以让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其次，博物馆能够建起来，还是感谢天府之国。成都这个地方比较适合放大的博物馆。你坐飞机到天上去看，就可以看到成都在地球上是个盆盆，盆盆装东西保险嘛。

人一辈子要转换很多角色，但我觉得，我最基本的角色是一个兵。兵有几个特点：第一，打，打仗，打硬仗；第二不怕死；第三崇尚荣誉；第四有责任感；第五没得财产。兵就是个背包，我的背包就是这个博物馆。你打仗时把背包放着去打，打完了背包就成了遗物。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兵，不管我后来当知青当老师当公务员，随便怎样变换角色，但我的底色是兵的底色。兵死在战场上，这是应该的，我死在建博物馆的路上，也是应该的。这个博物馆是个敲警钟的博物馆。抗战敲警钟，文革敲警钟，地震敲警钟，其实民族也是在敲警钟。

PO主按：此文是2011年应《读者.原创》杂志之约，对樊建川先生进行的采访。文章发于2011年杂志第七期。我一向觉得，新闻是速朽之物，所以，做媒体二十多年，做过的采访和写过的报道，大多都没有留下底稿，这一篇是例外。回想当时和同事向勤一起去和舵爷聊天并在阿庆嫂餐厅吃饭的场景，如刚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