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鹜已远》修订记（中）
【九】
（1）“永贞革新”与“永贞改革”
230页，对唐顺宗永贞年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参与的那场革新运动，历史上一般称为“永贞革新”。此处，一是“永贞革新”，一是“永贞改革”，意思大体相同，但还应按习惯说法，称为“永贞革新”为是。
（2）李希烈与姚令言
224页，论及了唐德宗时期发生的“建中之乱”，而这场大动乱的祸首，除了那些藩镇大僚，还有两个先参与平叛，后来“反戈一击”的唐朝将领：李希烈、姚令言。对这两人，涉及不多，补录如下：
（建中之乱）
李希烈（约750-786），燕州辽西县（今北京顺义区）人，德宗时期为淮西节度使。建中二年(781)，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魏博节度使田悦，勾结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自封为“大冀王”的幽州军阀朱滔与之合流，起兵反唐，史称“四镇之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奉诏讨伐，被德宗加封为南平郡王，兼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这年六月，李希烈统率大军进驻湖北随州。随州刺史刘长卿有诗记其事，称李希烈“问罪襄阳，军次汉东境上”，诗中还记述了政府军受到随州百姓“井税鹑衣乐，壶浆鹤发迎”的欢迎。面对征讨，梁崇义企图突围南下江陵（今湖北荆州），“以通黔（贵州）、岭（岭南）”，兵至随州四望山，遭到唐军迎头痛击，大败而归。
此后，李希烈从随州乘胜追击，一路击溃梁崇义残部的抵抗，直捣襄阳，梁崇义兵败自杀，割据荆地区19年的局面宣告彻底结束。建中三年(782)，德宗命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节度使，征讨盘踞淄青(即青州)多年的淄青节度使李纳，岂料李希烈阳奉阴违，与李纳通谋，并与叛乱的河北藩镇首领朱滔、田悦等勾结，自称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公元784年，他率军攻入汴州（今河南开封），旋即称帝，年号“武成”。不久为官军所败，逃归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贞元二年（786）被部将陈仙奇毒杀。
姚令言（？-784），字讷，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人，唐后期藩镇将领。姚令言从小应募参军，以功授金吾大将军同正，后入朝任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唐德宗建中初年，授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刺史。
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官军数败，形势急迫，德宗命姚令言率兵前往援救。姚令言率兵从泾州向淮西进发，士兵们冒着凛冽风寒开赴前线，路过京师长安时，京兆尹王翃以粗食素菜犒赏平叛兵马，引起兵士愤慨，行军至京城东郊的浐水一带，士兵发生哗变，反戈而西，冲向京城。姚令言当时正在长安皇宫，闻讯后立即乘快马回到军中，劝谕将士息怒，但军势浩浩，难以安定，德宗仓皇出逃。
京师兵变，宫内无主，姚令言拥立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帝，朱泚被士兵从府第迎入皇宫含元殿，设置官职，张贴布告，自立为帝，国号“大秦”，年号“应天”，姚令言被任命为为侍中、关内元帅，他建议朱泚诛灭唐宗室以绝人望，于是“杀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
此后，姚令言亲率大军围攻唐德宗所在的奉天城（今辽宁沈阳），两军相峙月余，致使供给德宗的食粮也只有粗米二斛，其余众人以野菜充饥。德宗下诏诸道节度使发兵相救，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进，在陕西醴泉县击溃朱泚军，解除奉天之围。朱泚败后，姚令言领兵一万余人，跟随他逃往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地区，至径州（位于甘肃泾川县城北），被泾原节度使田希鉴击败，斩首，传至京师。
（此篇乃《为君扶病上高台》之补正）
（唐代诗人高适）
【十】
（1）“脀”与“沓”
217页，谈到了高适与杜甫“人日唱和”的佳话，其中杜甫诗句中“合脀”应为“合沓”。今把这两首著名诗篇附录如下——
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
迸泪幽吟事如昨。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
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锦里春光空烂熳，
瑶墀侍臣已冥莫。潇湘水国傍鼋鼍，鄠杜秋天失雕鹗。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遥拱北辰缠寇盗，
欲倾东海洗乾坤。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文章曹植波澜阔，
服食刘安德业尊。长笛谁能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2）“李十二”与“李白”
212页，王昌龄从江宁（今江苏南京）乘船沿长江上行，经过安徽、湖北、巴陵（今湖南岳阳），去往贬谪之地龙标（今湖南怀化一带）。在巴陵，他的几位诗友为他送行。其中有李十二、李越宾等人。
（李太白）
这位“李十二”先生好陌生，一查，哈哈！不禁仰天大笑！你道这是谁？——原来就是诗仙李白！怪俺有眼不识“李十二”。细思量，原来“李白”二字，正是十二画。杜甫有诗题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抄录如下：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
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3）“张九龄”与“张九皋”
206页，高适经宋州（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刺史张九皋推荐，参加了由皇帝主持的制科考试，跃登龙门。这位张九皋先生，原来就是大唐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龄的诗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古今传诵。
（海上生明月）
(4)高适诗《封丘县》
207页，说高适任河南封丘县尉，不久辞职，辞职的原因，是——“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打黎庶令人悲”。其《封丘县》原诗如下：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此篇乃《天下何人不识君》之补正）
(2008,2,11)
【十一】
（1）“南选”
191页，谈及王维受命南下，主持“南选”，这项“南选”制度，是唐朝朝廷选拔人才的重大决策。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南选”，始于唐高宗时期，其实是武则天时代的一大创举。那时候，桂（桂林）、广（广州）、交（岭南）、黔（今重庆彭水）等地，可选拔当地土人为官，但有时所选拔的人才并不合适，于是朝廷决定指派郎官御史作为“选补使”，前往选取合适人才，称为“南选”。《旧唐书·职官二》云：“其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新唐书·选举志》云:“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通志略》云：“其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
（2）“豸冠”是什么冠？
190页，说玄宗罢免张九龄的丞相之职，监察御史周子谅“豸冠”上朝，以示抗议，遭到唐玄宗杖打，随后处死。这“豸冠”是什么样的帽子呢？
豸冠，即獬豸冠，据说是楚文王熊赀所制，一直是执法官吏所戴，亦称法冠，因为冠顶缀有象征獬豸角的饰物，又称“獬豸冠”。
獬豸，是一种传说中的独角兽，似羊非羊，似鹿非鹿。相传，獬豸头上有一角，性忠，能辨曲直，见人相斗，则以角触邪恶者。古人将象征獬豸角的饰物置于冠顶，希望戴冠者像獬豸神兽一样，明辨是非，忠贞不渝。法冠通常以铁制成冠柱，寓意执法者坚定不移，威武不屈，又称“铁冠”。
（3）庞德公
185页，说孟浩然以庞德公为榜样，隐居鹿门山。庞德公何许人呢？
庞德公，生卒年待考。东汉名士。湖北襄阳人。《襄阳耆旧记》云：“庞德公，襄阳人。居岘山之南沔水上，未尝入城府。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休止则正巾端坐琴书自娱，睹其貌者肃如也。”“岘山”，俗称三岘，相传为上古仙人赤松子洞府道场，传说伏羲死后葬在此处，身体化为岘山诸峰；“沔水”，即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发源于秦岭南麓，流经陕西沔县（即勉县），故称沔水。庞德公与隐居襄阳的徐庶、司马徽、诸葛亮过从甚密，称诸葛亮为“卧龙”，司马徽为“水镜”，庞统为“凤雏”。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娶诸葛亮之女为妻。今襄阳城东门外庞公乡，是庞德公的出生地。襄阳城东南的鹿门山上有“三高祠”，是明代为纪念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三人而建造的。
庞德公的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坚决不做官。他早年居住襄阳岘山之南，以耕读为业，荆州刺史刘表闻知其高名，数次邀请他出山做官，他坚辞不就。其二，他有一套不做官的理论。一天，庞德公正在耕作，刘表来访，喟然而叹曰，一个人不做官，只是保全自身，而不是保全天下呀！庞德公怼曰，鸿鹄筑巢于高林之上，使其暮而得所栖；鼋龟穴于深渊之下，使其夕而所得宿。人们的趋舍行止，犹如人的巢穴，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刘表说，先生您辛苦耕耘，不肯做官，拿什么留给子孙呢？庞德公淡然一笑，为官者把危险留给子孙，我却把安居乐业留给后人。所留不同罢了！刘表闻言，无语而返。
（4）羊祜
184页，提到了羊祜和他的“堕泪碑”。羊祜是谁？
羊祜（221-278），字淑子，西晋大臣，泰山郡南城县人（今属山东平邑县），祖父羊续东汉时任南阳太守，父羊，曾任上党太守，有异母兄羊发，同母兄羊承和姐姐羊徽瑜。《晋书·羊祜传》说他12岁丧父，生活艰难，“及长，博学能属文，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善谈论”。那一年，他来到汶水（即大汶河）之滨，邂逅一个老者，对他说：“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于天下。”曹魏著名谋士郭嘉之子郭奕一见他，连声感叹：“这不就是当代的颜回吗？”曹魏名将夏侯渊之子、郡将夏侯威深异其才，将其兄夏侯霸之女嫁给他为妻。曹魏末年，羊祜被曹魏末代皇帝曹奂封为关内侯，后改任秘书监。晋代魏前夕，司马炎任命羊祜为中领军，统领御林军，兼管内外政事，成为司马氏重臣。
羊祜留给后世的，还有两个颇有意味的段子。一个出自《世说新语·排调》，说是当年羊祜家里养了一只鹤，善于拍翅狂舞，羊祜为此沾沾自喜，时常向人夸耀，有人应邀前往观赏，那只鹤却呆头呆脑，垂首无语，客人讥笑说，这分明是只傻货嘛。成语“不舞之鹤”由此而来，比喻那些名不副实的家伙。
《晋书·羊祜传》载，有个风水大师说羊祜家祖坟冒烟，有“帝王气”，如果把墓凿开，就会断子绝孙。羊祜不信邪，将祖坟掘开，大师则说，你家会出一个“折臂三公”啊。“而祜竟堕马折臂，位至公而无子”，后来羊祜果然落马而折断手臂，位至三公，却没有子嗣。呵呵！究竟是大师灵验，还是史官杜撰，天晓得也。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因羊祜辅佐有功，授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泰始五年（269），晋武帝与他策划灭吴，令他坐镇襄阳，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他在那里经营十年，广泛开设乡村学校，治理地方秩序，并开屯田，储军粮，为灭吴作了充分准备。可惜因为贾充等奸臣当道，武帝迟迟不做决断，致使羊祜壮志难酬，咸宁四年（278）十一月，羊祜病逝，享年58岁。
羊祜壮志未酬，含恨而死，激起西晋君臣巨大悲伤，晋武帝司马炎为之涕泗横流，为自己迟迟不决痛悔不已。当地百姓在岘山上为羊祜建庙立碑，称为“羊公碑”。
岘山，亦称岘首山，坐落在襄阳市城南七里处，东临汉水，其峰岭虽不甚峻拔，却因羊祜而闻名遐迩。相传，每年春秋季节，羊祜经常步出襄城，登临岘山，置酒吟咏，以抒豪情。一次，他攀上山顶，俯视八荒，对麾下才子邹湛感叹：“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邹湛答道：“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
羊祜辞世后，“羊公碑”矗立岘山，襄阳百姓纷纷前来凭吊，寄托绵绵哀思，许多人睹碑生情，泣啼落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将杜预称之为“堕泪碑”。
（此篇乃《幽篁独坐，长啸如歌》之补正）
（大周后）
【十二】
（1）“大周后”与“小周后”
317页，南唐后主李煜被俘往开封之后，艳丽的小周后依然陪伴着他。李煜的皇后，有大周后小周后姊妹，此处语焉不详。补正如下：
大周后（936-965），南唐司徒周宗长女，名蔷，小字娥皇，19岁时入宫为妃，得到后主李煜恩宠。建隆二年（961），李煜继位，册封为后，史称大周后。她多才多艺，精通书史，善解音律，擅长演奏琵琶。中主李璟很欣赏她的才艺，把自己钟爱的烧槽琵琶（焦尾琴）赐给了她。据说，烧槽琵琶传至北宋，宋徽宗极其珍爱，北宋灭亡后，烧槽琵琶下落不明。娥皇善于作曲。
一次，雪夜酒宴，酒酣耳热之后，娥皇请后主起舞，后主说：“你能创一新调，朕就与你跳。”娥皇当即让人铺纸，一边唱，一边谱曲，“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不一会儿就创作了一支新曲，名曰《邀醉舞破》。据说她还能写小词，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大周后29岁时，4岁的爱子仲宣暴疾夭折，她因伤心过度，不久病故。临终前，她心满意足地对后主说：“婢子多幸，托质君门。冒宠乘华，凡十载矣。女子之荣，莫过于此。”大周后病重时，后主朝夕陪伴，“药非亲尝不进，衣不解带者累夕”。娥皇死后，后主悲痛欲绝，因悲伤过度，骨瘦如柴。陆游《南唐书》卷十六云：“后主哀甚，自制诛刻之石，与后所爱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书燔之与诀，自称鳏夫煜，其辞数千言，皆极酸楚。”
小周后（950-978），名周薇，周宗次女，大周后小妹，开宝元年（968）十一月，入宫为后，南唐亡国后，随后主被俘入北宋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后主死于汴京，小周后不久辞世。小周后容貌端丽，酷爱绿色，衣装均为青碧，艳妆高髻，群裾飘扬，逸韵风生，飘飘然有出尘之气质，宫女争相效仿效仿。宫女们嫌外间所染碧色不纯，便亲自动手染绢帛。有一个宫女，染成了一匹绢，晒在苑内，夜间忘了收取，被露水沾湿。第二天一看，颜色却分外鲜明。李煜与小周后见了，都觉得好，此后妃嫔宫女，都以露水染碧为衣，号为“天水碧”。小周后颇有才情，曾创作《击蒙小叶子格》一卷，据说是叶子戏玩法的早期记录。
（江声咽悲噎）
（2）司空图的《休休亭记》与《耐辱居士歌》
307页，谈到晚唐诗人司空图盖了一座“休休亭”，并写下了《休休亭记》与《耐辱居士歌》两篇作品。
这里的不妥之处有二：其一，可能因为是版本问题，《休休亭记》与查对资料不尽一致。其二，把《耐辱居士歌》中的“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混淆为《休休亭记》，错矣！现把两文附后——
《休休亭记》
司空氏祯贻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缨亭，为陕军所焚。天复癸亥岁（903年），复葺于坏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盖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聩三宜休。又少而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用，又宜休也。
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昼寝，遇二僧谓予曰：“吾尝为汝师。汝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
《耐辱居士歌》一首，题于休休亭东北楹，文曰：
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
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
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鹤。
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
（此篇乃《只留鹤一只，此外是空林》之修订）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十三】
（1）陈子昂之“感遇”
171页，陈子昂觉察到武后“外有信贤之名，而内实有疑贤之心”，于是写了《贵人难得意》（《感遇诗三十八首·十五》）。现将此诗附后——
贵人难得意，赏爱在须臾。
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
昔称夭桃子，今为舂市徒。
鸱鸮悲东国，麋鹿泣姑苏。
谁见鸱夷子，扁舟去五湖。
（2）程务挺之冤案
169页，谈到了被人构陷，遭到武则天诛杀的唐朝大将程务挺。其冤案真相如下：
程务挺(?-685)，洺州平恩(今河北曲周)人，其父程名振为唐太宗时期将领，曾随太宗讨伐刘黑闼叛军，去世后赠封右卫大将军，谥曰“烈”。《旧唐书·程务挺传》记载，“务挺少随父征讨，以勇力闻”，因为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不久升任右领军卫中郎将。永隆二年(681)正月，突厥人来犯，程务挺随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出征，大获全胜，因功升任右卫将军，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683)，匈奴族混血儿、稽胡族首领白铁余领导当地农民举行起义，程务挺奉命出击，攻拔城寨，生俘白铁余，因功升任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唐睿宗光宅元年（684）七月，后突厥汗国可汗阿史那·骨笃禄率军攻掠朔州（今山西朔县），劫掠杀戮，程务挺率军击溃之。《旧唐书》著者感叹说：“务挺善于绥御，威信大行，偏裨已下，无不尽力；突厥甚惮之，相率遁走，不敢近边。”
光宅元年（684），唐睿宗李旦继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开始谋夺李唐江山，铁腕剪除李唐宗室羽翼，致使唐廷宗室与亲唐臣僚人人自危，英国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意欲推翻武则天，史称“扬州叛乱”，一时席卷天下。武后闻讯，极为震恐，问计于宰相裴炎，岂料裴炎说道：“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资治通鉴·卷202》)。他说，武后退位，叛乱自平嘛。御史崔詧当场弹劾裴炎，说他身为顾命大臣，不思讨平叛乱，却让太后退位，是想谋反吗？
武后听罢，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拘捕裴炎，令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严厉审问。凤阁侍郎胡元范、纳言刘齐贤等人纷纷上书论救，赌上身家性命力保裴炎，武则天冷冷一笑，说裴炎心怀不臣，必须严惩。裴炎感叹说：“宰相下狱，理不可全。”慨然赴死。这年十月，裴炎被斩杀于洛阳都亭驿。而那些曾经为裴炎伸冤的官员，纷纷遭到贬黜，胡元范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刘齐贤贬任江西吉州长史，而大将军程务挺的命运，却最为悲惨。
裴炎入狱后，程务挺连夜上书，为之辩白伸冤，引起武后忌恨，“及裴炎下狱，务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旧唐书·程务挺传》）。此前，程务挺与叛乱骨干分子唐之奇、杜求仁关系一向很好，有人趁机诬告，说他和裴炎暗中勾结徐敬业，以为内应，图谋不轨，武后决定杀掉裴炎，剪除程务挺。垂拱元年(685) 2月5日，左腾扬将军裴绍业奉命疾驰军营，将程务挺于军中问斩，并株杀其全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仍为务挺立祠，每出师攻战，即祈祷焉。”突厥人听闻程务挺死讯，喜出望外，欢宴相庆，但对程务挺却非常敬佩，为其建立祠堂，每次出师征战，必先来此祈祷敬拜。
对于程务挺之死，《旧唐书》著者尤为愤慨：“务挺勇力骁果，固有父风，英概辅时，克继洪烈。然而苟预废立，竟陷谗构。古之言曰：‘恶之来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是之谓乎！”
（鬼谷子）
（3）鬼谷子之本来面目
167页，论及了纵横家之鼻祖鬼谷子，其详细情况如下——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籍贯存疑，相传其额前有四颗肉痣，呈现“鬼宿之象”，因隐居在云梦山之鬼谷，世称“鬼谷先生”。据说他被上天赐予了四项大智慧：一曰数学，日星象纬，灵验无比；二曰兵学，神出鬼没，变幻莫测；三曰言学，博闻明理，滔滔不绝；四曰出世，修真养性，形神高妙，被后世尊为“谋圣”，著有《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等奇书。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与张仪，是其最有名的两大弟子。
其实，古来纵横家所推崇的，是权谋策略与诡辩技巧高度融合，其宗旨与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历来学者对《鬼谷子》推崇者甚少，讥嘲极多。当年苏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显赫一时；张仪凭借飞沙走石般的忽悠技巧，击溃六国，为秦国立下殊勋，正如《鬼谷子·谋篇》所云：“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
（此篇乃《登高空古今，零落委泥尘》之修订）
【十四】
（1）庾信《哀江南赋》
159页，谈到了庾信著名的《哀江南赋》，附录如下：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籓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炎；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2）刘勰与萧统
153页，谈到了刘勰《文心雕龙》与萧统《昭明文选》。这两位古典才子的资料如下：
刘勰（约465-520），字彦和，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东莞镇沈庄）人，《梁书·刘勰传》说他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32岁时开始撰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始成，共计十卷、五十篇，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此书体大而宏深，文茂而虑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他提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他认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与时俱进的积极意识，颇具时代意义。
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梁武帝萧衍长子，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长兄，《梁书·昭明太子传》说他“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太子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南史·萧统传》记载，萧统“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
天监元年（502），萧统被老爹萧衍被立为太子，可惜英年早逝，未及即位即于中大通三年（531）不幸去世，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主编的《昭明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汉族诗文总集，影响巨大。
（3）范云与朱异
151页，谈到梁武帝萧衍的臣子，其中范云、朱异情况未详，两人资料如下：
范云(451-503)，字彦龙，祖籍南乡舞阳(今河南泌阳)人，《南史·范云传》载，范云六岁时，随姑父袁叔明诵读《诗经》，书声琅琅，“日诵九纸”；八岁那年，偶遇豫州刺史殷琰，两人悉心倾谈，殷先生平和温润，范云从容对答，即席挥毫，下笔成诗，令旁人看得呆了。成年后进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幕府，为“竟陵八友”之一，永明十年（492），他随同著名学者萧琛出使北魏，受到北魏孝文帝赏识，回国后升任零陵内史，转任始兴内史、广州刺史，皆有政绩。中兴二年（502），萧衍代齐建梁，范云官拜侍中，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封霄城县侯。
历览范云一生，有两大特色传诵后世，其一，才华纷飞，下笔成篇，“云性机警，有识具，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南史·范云传》）。他当场挥毫赋诗，援笔立成，就像提前构思好了。他的诗中，珠玉横陈，如：“草低金城雾，木下玉门风”(《别诗》)；“江干远树浮，天末孤烟起。江天自如合，烟树还相似”(《之零陵郡次新亭》)；“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燃。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闺思》)。钟嵘《诗品》誉之为“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其二，性情笃厚，乐于助人，“云性笃睦，事寡嫂尽礼，家事必先谘而后行。好节尚奇，专趋人之急”。他对寡嫂极为尊崇，遇事先请示，然后再施行；遇到乡邻有急事，乐于出手帮助，广受乡邻爱戴。
天监二年（503），范云病故，享年53岁。梁武帝萧衍闻讯，痛哭流涕，亲临送别，谥曰“文”。
（朱异）
朱异(483-549)，字彦和，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梁书·朱异传》说他早年不务正业，“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后来折节从师，苦学儒家经典，“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20岁那年，他到京城建康，尚书令沈约当面试之，对他早年嗜赌颇为不屑，斥其“不廉”。一年后，朝廷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上书举荐，表扬他“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器宇弘深，神表峰峻”。梁武帝萧衍诏令入宫，令其解说《孝经》和《周易》，“甚悦之”，称赞说：“朱异实异!”朱异就此进入官场快车道，历任太学博士、中书郎、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侍中，开始进入朝廷权力中枢。
此后的梁国朝廷，则成为了朱异展示威力的大堂。大同六年(540)，朱异在仪贤堂奉敕讲述梁武帝《老子义》，“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梁武帝对朱异恩宠异常，且几十年而不衰，将国政大权拱手交给他，“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于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南史·朱异传》）。看似君臣联手，共襄盛业，其实不过是印证了两点：一曰：皇帝怠政，喜欢马屁之徒。二曰：臣子诡谲，媚上以攫取权利。梁武帝此人，早期堪称大有作为，文武兼备，到了晚期，则昏庸糊涂，“好人佞己，末年尤甚”（《魏书·岛夷萧衍传》），他喜闻莺歌燕舞，爱听花言巧语，弄得满朝马屁连天，朱异投其所好，无原则，无底线，一味阿谀奉承，武帝眉开眼笑，朝臣侧目怒视。
《南史·朱异传》载，司农卿傅岐斥责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你事事拍马屁，就不听听天下人的议论吗？朱异怒怼说：“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他说，陛下圣明天纵，我岂能听信歪理邪说而触犯天意吗？——如此混账逻辑，虽然“政治正确”，必然祸患无穷。此后爆发的“侯景之乱”，正是朱异联合梁武帝，为国家挖下的倾覆大坑。
侯景原是东魏司徒，兼定州刺史，拥兵十万，统治河南地区，因与东魏权臣高澄不和，便想投奔西魏，西魏权臣宇文泰给了他一连串高帽，却对其严加防范，令他交出军权。于是侯景摇身一变，欲投奔南梁，梁武帝大喜，声称自己马踏中原的美梦就要成真啦！岂料遭到群臣反对，只有朱异顺杆爬，支持接纳侯景，由此铸成大错，酿成了惨烈的“侯景之乱”，不但颠覆梁国，也吞噬了梁国弄臣朱异与腐朽颟顸的梁武帝。
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愈演愈烈，老侯声称朱异“贪财受贿、欺罔视听”，起兵包围建康皇宫台城，“异因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梁书·朱异传》）。侯景继续围困台城，一年之后，梁武帝饿死台城，享年86岁。至此，君臣二人，都丧身于侯景手里。《梁书》著者批判说，“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然而，朱异生性贪婪吝啬，“四方所馈，财货充积”，“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赡”。
（4）任昉与陆倕
143页，谈到了“竟陵八友”之任昉与陆倕，补录如下：
任昉（460-508），字彦升，小字阿堆，乐安郡博昌（今山东省寿光）人，其父任遥，官至中散大夫，任昉之生，颇具神秘色彩。《梁书·任昉传》载，其母裴氏白日假寐，“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如此神秘兮兮，却也名不虚传，任昉身长七尺五寸，幼而好学，远近闻名，16岁那年，拜为太常博士，选即升任征北行参军。任昉才华横溢，“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
（竟陵八友）
任昉才华纵横，自然大受欢迎，“故衣冠贵游，莫不争与交好，坐上宾客，恒有数十”。尽管如此，他生活依旧贫寒，家中藏书万余卷，许多珍稀古本。天监七年（508），任昉辞世，享年49岁。齐高祖萧道成令大学者沈约整理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陆倕（470-526），字佐公，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南朝梁人，《梁书·陆倕传》说他生于官宦世家，“少勤学，善属文”。他在自家宅院里盖了两间茅草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他曾向邻居借了一部《汉书》，不甚把《五行志》四卷弄丢了，于是凭着记忆默写，完好如初，使得“完璧归赵”。他一生官运黯淡，历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太常卿。南梁普通七年（526），陆倕辞世，享年57岁。著有《南史本传》《九品书人论》等。
（此篇乃《凌云健笔意纵横》之修订）
【十五】
“群贤毕至”
142页，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巨著，其著者如下：
徐陵（507-583），其父徐摛，南朝诗人，骈文家，《陈书·徐陵传》载，其母臧氏做了一个梦，“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这位由“五色云”幻化而成的才子，被誉为“天上石麒麟”，早年以诗文闻名。梁武帝时，他出任东宫学士，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与庾信齐名，并称“徐庾”。史入陈朝，徐陵历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等职，继续绞尽脑汁撰写宫体诗，以轻靡绮艳著称于世。
徐陵垂誉后世的，是他编纂的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收录东周至南梁期间的诗歌769篇。据说，他做这件雅事，是为了取悦梁元帝萧绎的宠妃徐昭佩，以“选录艳歌”为宗旨，围绕离愁别恨、伤遇感时等闲情逸致，搜罗古今男女闺情之作。尽管如此，依然有珍珠闪烁其间，譬如古代乐府诗的代表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等。
钟嵘（约468-约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曾任参军、记室一类小官。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之先例，写成诗歌评论专著《诗品》，全书将两汉至梁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故名《诗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谢赫，南朝齐间梁人，事迹不可考，善画，尤善人物肖像，“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姚最《续画品》）。他有很强的默画能力，所撰《画品》，大约成书于梁武帝时期，是迄今最早的一部绘画理论著述，对三国至齐梁年间的27位画家列名品评，根据作者亲见的作品，将这些画家的题材、技法、师承关系、艺术风格等加以论述，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保存了宝贵的资料。他在序言中首先阐明“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又提出绘画的社会功能为“明劝戒，著升沉，千古寂寥，披图可鉴”。他特别是提出了“画有六法”，完整地确立了绘画创作的艺术规范。所谓“六法”，即：“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
释僧祐（445-518），俗姓俞，彭城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县）人，幼年时跟着父母来到京城建初寺礼拜，欢喜莫名，不肯回家，父母拗他不过，允许他在寺内出家，天监年间，终于建初寺。其有《出三藏记集》15卷传世，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经录。关于这部著作，他在《出三藏记集》卷二指出：“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
周兴嗣（？-521），字思纂，祖籍陈郡项城（今河南项城），世居江南姑孰（今安徽当涂），《梁书·周兴嗣传》载，“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梁武帝时，出任员外散骑侍郎，撰修国史，迁任给事中。他两手患有湿疹，有感染麻疯病，导致左眼失明，“高祖抚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赐之。其见惜如此”。梁武帝抚摸着他弯曲僵硬的手指，感叹说：你这样的天才，咋也会罹患这类恶疾啊？
周兴嗣流传千古的作品，就是《千字文》。唐人李绰《尚书故实》载：梁武帝教诸王子练习书法，令大臣殷铁石从王羲之字帖中拓出一千个不同的字，“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梁武帝把周兴嗣召来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老周彻夜不眠，编辑排列，“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整成了一篇《千字文》。
《千字文》每4 字一句，共250 句，一千个字，其中有一重复的字，即“洁”字，在文中出现两次：“女慕贞洁”“纨扇圆洁”，一些古人曾试图加以修改，如宋人吴枋、明人郎瑛等，但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字来替代。
贾思勰，青州益都（今山东寿光）人，北魏末期与东魏时期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到过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后来回到家乡，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至东魏武定二年（544）期间，写成农学巨著《齐民要术》十卷，共92篇。他在序言中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詩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概述《齐民要术》的历史贡献，其一，建立了较完整的农学体系。从开荒到耕种，从生产准备到农产品深加工，从种植业、林业到畜禽饲养业、水产养殖业，论述全面，脉络清晰。其二，将动物养殖技术向前推进了一步。书中对畜牧养殖业作了精到论述，饲养牛马驴骡、羊猪鸡鹅鸭、以及养鱼，分门别类，予以详解。其三，推动了农产品加工、酿造、烹调、贮藏技术进步。“作酱法”叙述用豆作酱，同时记载肉酱、鱼酱、榆子酱、虾酱等的制作方法；“作菹藏生菜法”记述保存生菜之法：“九月、十月中，于墙南日阳中掘作坑，深四五尺。取杂菜种别布之，一行菜一行土，去坎一尺许便止，以穰厚覆之，得经冬，须即取。粲然与夏菜不殊。”其四，记载当时许多全新的农业技术。“种韭篇”指出，“韭性内生，不向外长”。“种梨篇”论及梨树嫁接，“用根蒂小枝，树形可喜，五年方结子；鸠脚老枝，三年即结子而树丑”。“种椒篇”讲叙辣椒移栽，“此物性不耐寒，阳中之树，冬须草裹，其生小阴中者，少禀寒气，则不用裹”。
陆静修（406-477），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南朝刘宋著名道士，少宗儒学，博通文史，谙熟象纬。“又性喜道术，精研玉书。及长，好方外游，遗弃妻子，入山修道。初隐云梦，继栖仙都，寻访仙踪，遍游名山，声名远播”（《中国历代道观》）。宋文帝时期，他来到京师，文帝“钦其道风，召入内宫，讲理说法”。大明五年（461），他云游来到庐山，在东南瀑布岩下营造精舍，隐居修炼，标理约辞，解纷挫锐。宋明帝刘彧即位，弘扬道教，在华林园延贤馆召见陆静修，当时情形，参见《三洞珠囊》卷八引《道学传》之记载：“先生鹿巾谒帝而升，天子肃然增敬，躬自问道，咨求宗极。先生标阐玄门，敷释流统，莫非妙范，帝心悦焉。”。宋明帝命在京城北郊天印山筑崇虚馆，恭请陆静修在此静心修道，他“大敞法门，深弘典奥，朝野注意，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隋书·经籍志》）。升明元年（477）卒，享年72岁。
陆修静一生著作甚丰，元代道士刘大彬《茅山志》说他“著斋戒仪范百余卷”。《正统道藏》存有《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陆先生道门科略》《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各一卷。《通志·诸子类·道家略》著录有《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经》《升元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步虚洞章》等。在唐代法琳和尚所著《辩正论》中，载有他的《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明法论》《自然因缘论》《五符论》《三门论》等。
刘义庆（403-约444），字季伯，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景王刘道怜之次子，自幼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宋书·刘义庆传》颂扬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他流传后世的勋业，是组织一批文人编写了一部奇书《世说新语》，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原为8卷，传世3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等36部分，记述东汉末年至晋代士大夫清高放诞之怪状。鲁迅先生将此书誉为“名士教科书”。除《世说新语》外，他还著有志怪小说《幽明录》。
（此篇乃《凌云健笔意纵横》之修订）
【十六】
在为《天下何人不识君——高适与王昌龄》一文做的《修订记》中，有一条是关于“李十二”与“李白”的，如下——
当年，诗人王昌龄从江宁乘船沿长江上行，经过安徽、湖北、巴陵，去往贬谪地龙标。在巴陵，几位诗友为他送行，其中有李十二、李越宾等人。这位“李十二”先生好陌生，一查，哈哈！不禁仰天大笑！你道这是谁？——原来就是诗仙李白！怪俺有眼不识“李十二”！细思量，原来“李白”二字，正是十二画。
此文贴上没几天，网友李梦痴先生给我发来了如下两段留言——
其一，萧兄《孤鹜已远》修订记钩沉发微，弟深敬服，唯李十二白一则私怀歧见。唐人尤尚阀阅，故多以行第间于姓名之间以作称谓，李十二或为太白族中行第之数，不关姓名笔画计，望兄斟酌。关于唐人行第，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备述周详，兄可偷闲一览。弟冒昧之言，望兄见谅。
其二，萧兄，经弟查证，十二为行第应无可疑。岑著《行第录》李十二共计八人，除李白外，余者多在中晚唐，因此萧兄文中李十二固为李白亦无可疑。姓名笔画之说，弟是初闻，行第季序之论，有唐自有，当初登科计中多有记载，唐人别集每有提及，致讹乱无穷几成人障。岑仲勉先生固钩沉典籍殷勤梳理，始有规模。兄得暇一窥，真详便知，弟才学所限，不堪深论，唯从其流脉，囿为陈说为宜。望兄察之。
老实说，梦痴先生的溢美之词，令我颇为汗颜。我对唐人行第，知之不多，对李十二即李白的判断，起初很没有信心，是梦痴先生做了确切之考证。所谓笔画之说，并无依据，可以说是我的想当然。可疑的是，李白两字，还真是十二画，也属奇巧吧。随后，我查了关于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录》一文的介绍，真有豁然开朗之感，现把此文贴在这里，以志认真学习——
【研究唐代诗文、历史的必备书《唐人行第录》】
唐人诗文集中，常有以行第（排行）相互称呼、或以行第和官职连称的例子，如《昌黎集·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将白居易称作“白二十二”；《白氏集·叹春风兼赠李二十侍郎》，称李绅为“李二十侍郎”；女子也有被称作二十几娘的。这是当时通行的习惯。唐人的这种行第不是按一父所生的兄弟长幼次序计算，而是按曾祖所出而定。又加上行第之称相当复杂，使后人往往难以知其真名，从而给我们阅读和研究唐代诗文、历史造成了一大障碍，所以亟需帮助扫除这一障碍的工具书。但是，以往学者对于这方面的努力并不多，致使唐人行第之碍长期摆在读者的面前，直至1962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岑仲勉先生的《唐人行第录》后，才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清除。
岑仲勉先生是研究唐代历史的著名专家，生前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其著作甚富，成果累累，《唐人行第录》就是其中之一。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岑先生在治唐代文献的过程中，苦于其中行第的记忆，就取其常见者笔之别纸，并打算撰写《唐人行第录》一书。1938年8-9月间，岑先生在昆明和陈寅恪先生具体谈及了撰写计划，“布置稍定，历览全唐诗、文两大巨帙，有见必录，资料已得什九，则又念饾饤之功，非时所急，蓄之箧衍余二十年，故纸已渐霉烂矣。”（《唐人行第录·自叙》）。后经重新整理，终于写成了这本“小道可观”而工程巨大的《唐人行第录》。在将此稿交中华书局付印前，岑先生不幸因病而来不及亲自复加校阅就去世了。
《唐人行第录》的编纂方法是：以姓为纲，依笔画多少及康熙字典部首为先后；同姓者依行第次序为先后，如李大（不称李一）、李二、李三等以次而降；行第相同者按作家所处朝代为先后；如认为非同一人，则以“又”字表示，知其名者注名，未详者阙；每一条下必列本据一项或多项，其为一般熟悉或本据太多的摘要说明；怪异之类，如姓氏、行第与人无殊，亦顺次编入，免生读者误会。
乍观上述这些编纂方法，只不过是顺姓氏笔画、数目次序排比而已，似乎相当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一人的行第，可能由于讹传，有几种不同，如“孟六浩然”，或作“孟大”“孟八”，岂易断定“六”“大”“八”之是非？又唐代文人的称谓，往往不循一格，有称其行第与名字、行第与官职或单称其官职之间的差异，也有称其行第与各个时期历官之间的差异，如岑参称王季友曰“王七季友”“王七录事”“王录事”，韩愈称侯喜曰“侯十一”“侯协律”“侯主簿”等。更令人惶惑的如：常见称“李六”者，计有八人，其中李景俭一人就有数种称呼。由此等等，要求其真名，并非易事。所以，岑先生在撰写《唐人行第录》时，不仅历阅了《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唐人专集和唐人笔记，而且查阅了《太平广记》《唐文续拾》《唐文拾遗》、敦煌抄本及近代出土的唐人墓志等，从中广泛搜罗唐人行第和有关旁证材料，对原文或记载上已著明的名字与行第，则抄录之；若行第有参差的地方，则取其可信者；原文和记载上未著明名字的，则考定或拟议。又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五种不同的考定方式：依文义以定其姓，依事实以求其名，依行第以求其名，依文义正其名与行第，姓名、行第、官历与事业互相串合。在考定中，引证的材料十分丰富，如“又李六景俭”条：在指出“元、白两集称李六者数人，容易相混，景俭尤数见，兹故就其应属景俭者汇列于下，庶览者无徒劳辨索”之后，搜辑考证了吕温、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窦巩等人诗文集中涉及到李景俭的作品，在数个称“李六”的人中，辨清了哪处是指李景俭，哪处不是指李景俭。凡属纠缠不清、恍惚迷离及讹谬等行第姓名，岑先生都是这样运用丰富的材料，进行了翔实的考定，达到了科学可信的程度。这是《唐人行第录》的最大优点。
在辨别行第的真姓真名的同时，又纠正了后人在编纂唐代诗文遗集时，由于昧于唐人习惯，将行第张冠李戴而造成把张作收入李集的错误，如“又张二十继”条：全诗四函张继收《酬张二十员外前国子博士窦叔向》一首，乍看之，似为张继和张二十及窦叔向之诗，细思之则不然。唐人共姓者必攀亲，题应作“酬二十员外兄（或叔之类）窦前博士”，不应言张二十员外，一也。继官至检校祠部员外，同是员外而酬答，应有阁老等字样相称，今诗无之，二也。盖此诗之前二首为《送宾十九判官使江南》，窦十九即叔向，乃继所送诗；“酬张二十员外”乃叔向和诗，唐集对唱和之诗，常同编一起，故题下标和者“前国子博士窦叔向”之名。后世人不明中古习惯，遂并窦诗而误为张诗矣。唐诗中所传作者往往不同，其中尽有一部是由于此类误会，安得一一清理之。今此诗之作者既明，应即剔去，移入同函窦叔向下。……
虽然，唐集真本不可复见，对象上例之类的错误难能一一清理，但岑先生还是有见必录，并运用自己相当熟识、丰富的关于唐代社会风习方面的历史知识，纠正了全唐诗中许多错将张作为李作的现象，使篇还原主。这不能不说是《唐人行第录》的又一优点。
总之，《唐人行第录》为我们在阅读唐代诗文而游于行第的迷宫时，起了“导游”的作用。于此同时，对我们广泛地、正确地利用唐代历史资料、研究唐代文学、习惯、历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唐人行第录》并非十全十美，还有它不够完备的地方，正如岑先生在其《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名字方面，本编所阙甚多，苟能博通乎史实之联系、作家之交际、人事之变化、文字之检查，可补入者当不在少数。”在本书所录的行第下面，“名未详”者十有二、三。存疑而未能决定者也不少见。如“又刘大（？）伯刍”条：“全诗四函窦群《赠刘大兄院长》，疑伯刍；伯刍，旧153、新160有传。联珠集作伯翁金州员外司马，然据传未贬此官，故存以俟考。”还有象“赵八”条：“……可能同一人”这样不够果断的结论，我们在使用《唐人行第录》时，应予注意。
最后，我们再略谈一下《唐人行第录》一书的用法。此书所收入的唐人行第及名字，是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制而成的。书末附有“四角号码检字法”“综合索引”“笔画顺序检字”三种。如果你要查“李二十”条，先找出“李”字的四角号码4040，然后再从“综合索引”4040处便可查出“李二十”的所在页数，倘若你不懂四角号码，就到“笔画顺序检字”栏里去查。此栏依笔画顺序排列；同笔画的，再依点起、横起、直起、撇起排列，每字后注明了四角号码。如“李”属七划横起，后注着4040，再回到“综合索引”4040处就可查得。为了使所录的行第及姓名相互印证，书中又附有岑先生的三种杂著：《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作者 沈松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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