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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34卷，汉纪二十六

汉哀帝建平四年（戊午，公元前3年）

【原文】

匈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黄门郎扬雄上书谏曰：“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

【译文】

匈奴单于上书汉朝，请求明年到长安朝见天子。这时哀帝正患病在身，有人说：“匈奴从黄河上游的方向来，气势压人，不利。自黄龙、竟宁年间起，单于每到中原朝见，中原就会发生大变故。”哀帝因而感到为难，询问公崐卿，公卿也认为朝见一次要白白花费国库很多钱，可以暂且拒绝。单于使节告辞离去，还没动身，黄门郎扬雄上书规谏说：“我听说，儒学《六经》中所说治理国家之道，推崇在变乱未形成时就把它消弭于无形。军事上的取胜之术，推崇不通过战争厮杀就把敌人制服。以上二者都是高明精妙的策略，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

【解析】

上面这段很长，所以有节选。

简单来说，恰逢五年一次的匈奴单于准备来朝见，好巧不巧汉哀帝生病。

有人说，这个病和匈奴要来朝见有关系，汉哀帝便动了心思想让匈奴别来。

于是有了上面这段扬雄劝谏的文章。

具体内容一长段，简而言之就是扬雄认为，不能让匈奴单于不来，应该维持原样。

至于，杨雄为什么这样说，不去深究，不过扬雄看问题的几个角度，却值得思考。

1.事情本身角度

所谓事情本身的角度，其实就是匈奴单于五年一次的长安朝贡，频率可以说是比较低了。

从这件是本身来看，其实汉朝和匈奴的深入沟通。

保持这样的一个渠道毫无疑问是积极的。

两个国家组织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和就是沟通渠道是否顺畅。

如果没有及时的沟通渠道，势必极其容易发生误解、偏见，最终造成战争。

好比说，古巴导弹危机，其中就得益于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有个专线联络沟通。

又比如，朝韩亲属见面会变成了朝韩关系的一种指向。

还比如，1987年批准台胞返陆探亲就是陆台关系的转折，随后就是台商大规模投资。

再比如，五常之间更换领导人必定会到相互拜访一番。

2.整体战略角度

跳出匈奴单于五年朝贡长安这一事件来看。

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服务于整体汉匈关系的战略一环。

就好比说，一个模型是由诸多大小不一的积木构成，发挥作用也不同，单一地用未必起到效果，只有同时组合起来，才能够发挥1+1＞2的作用。

让匈奴单于来朝贡，的确是麻烦事，但对于整体的战略目标而言，这点麻烦就不算事。

3.异样变化角度

俗话说，事有反常必为妖。

有件事情如果和以前不一样了，势必是中间出现了什么变故，必须要好好琢磨一番。

汉匈战争打了上百年，直到汉宣帝时期才算打服，又在汉元帝时期王昭君和亲，才让汉匈关系走向和平。

匈奴单于五年朝贡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本来大家坚持了这么多年，彼此也维系良好关系，现在突然说停。

是不是汉匈关系出现了变数？还是说汉朝对匈奴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这玩意就好像，你原本对某人天天和颜悦色，突然有天对这人极其冷淡，这人就会心中琢磨，是不是自己哪里有的地方得罪你了，还是说你对他有什么偏见。

其中嫌隙不可避免的就会产生。

4.断续衔接角度

单纯地来说，让匈奴单于别来朝见事情本身没有什么。

但产生的其他影响不可控，最关键是，你让人家这次别来，下次又让人家来，这不是当猴耍吗？

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个衔接的问题。

有些事情断了，再想衔接，难度就不小。

不光要把之前的误会、偏见给消除，更要为后面创造条件。

就算把前面断的事情再衔接起来，之后彼此之间也多少心存芥蒂，而且产生的效用，也会因为前后中断大打折扣。

而这些东西，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抹平。

【闲扯】

本来闲扯这里写了一大段，后来想想算了。

这东西也没啥好说的，就是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不能单纯从事情本身来看，需要延伸各种角度。

角度切换得多了，自然事情看得明白，做决策才能利益最大化。

多个角度看事情，利益才能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