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SCI指标滥用,切勿陷入新的误区
撰文 | 蔡宁(北京邮电大学)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科技部也单独发文(以下简称“两部文件”),规范SCI指标的应用,对学术管理和评价提出了很多指导性建议,目的是整顿学风,根本性推动科技发展。这个文件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笔者在此提出一家之言,以抛砖引玉。
SCI是个科技期刊文摘数据库。每篇公开发表的论文的文摘信息都是免费开放的,包括标题、摘要、作者和参考文献列表等。SCI数据库收集整理这些信息,并且基于一些量化指标进行分析评估,向社会发布。其他类似的文摘数据库还包括EI、Scopus以及国内的CSSCI等。SCI及相关产品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学术量化评价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指标就是影响因子,用于对期刊进行打分排序。
SCI本是一个资本运作的商业化产品,今天能成为世界学术界通行的权威标准,是人们主动自觉接纳的结果,从未依赖过任何行政指令。这个体系一定有独到之处。
SCI最大的优点在于其选刊的原则:“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在通用文摘数据库里,SCI的选刊标准最高,把控最严,因此能保持权威性,受到广泛认可。另一个优点是,SCI期刊目录是动态变化的。只要期刊办得好,文章水准高,就能进入SCI;反之,则会被毫不留情地踢出SCI。SCI踢出期刊的主要原因有几种:1.学术水准严重下滑;2.没有严格执行同行评审;3.学术不端,通过强制自引等方式人为操纵影响因子。
如果某期刊曝出一次负面新闻,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就可能被SCI踢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像近期的“师娘美”事件,假如该期刊是SCI,肯定会被踢。原因并非是期刊发表了奇葩稿件,而是未严格遵守同行评审规则。作者直接给执行主编投稿,执行主编个人拍板决定刊登。而国际通行的同行评审制度,是不会允许这样的“绿色通道”的,主编、编委的稿件被自己期刊拒稿并不稀奇,即便是世界知名学者的稿件,也可能被拒,多大牌的科学家也没有特权。例如,1936年的爱因斯坦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学界权威人物,但他著名的引力波论文投稿到顶刊Physical Review就被拒了,无奈转投普通期刊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才得以发表;十年前杨振宁先生一篇稿件也被顶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拒稿,匿名审稿人还不客气地质疑作者的身份,整个审稿过程非常不愉快,老先生无奈转投国内期刊Chinese Physics Letters才发表。当然,笔者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国际期刊在同行评审过程中的常态,并不涉及期刊对特定文章的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
经过数十年发展,SCI现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量化科技评价体系。基于量化指标对各种复杂现象进行计算分析与监测,是社会和科技发展信息化智能化的自然趋势。包括对科技效能的评价。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学科“科学计量学”。SCI就是科学计量实际应用的代表性系统。
学术界通行的量化指标,如影响因子、他引次数、H指数、论文篇数等,有时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借助指标,有经验的同行可以凭直觉迅速判断一些情况。例如:某人发表论文的篇数达到3位数,总被引次数达到4位数,H指数达到20,说明这个人属于相对比较资深的学者,所处的平台一般也不至于太糟;某人近几年每年都有几篇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发表在还不错的期刊,说明此人的工作状态在基础研究领域持续保持活跃;某人发表了不少顶刊论文,那么他很可能跟名师大组有密切关系,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凭直觉判断一些情况,有时候是必需的,比如项目立项评审的时候,评委需要迅速对申请人的研究能力做出大致评估,既无时间也无必要深入阅读其代表作。即使不跟考核和利益挂钩,学者也会在意一些指标,这无可厚非。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同国际接轨,在越来越密切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过程中,这些通行的指标也是无法避开的。
所以,要规范SCI指标的应用,遏制唯指标论的苗头,但不能轻易否定SCI和量化指标的作用。
尽管有不少可取之处,目前通行的一整套国际化科技评价体系,包括同行评审制度,甚至论文出版制度,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有些缺陷已饱受诟病,制约了科技发展。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个机遇。我们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逐步发展一套更优越的国际化科技评价体系,不但继承发扬SCI的优点,而且能革除其缺陷,改进其缺点。等到那时候,世界科技界就会自觉自愿采纳中国的科技评价体系,舍弃SCI,用不着行政管理部门下发文件提醒。
应该说,目前国内学术评价和管理制度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客观公正性,跟西方仍有差距,存在很多比滥用SCI指标影响更坏的问题和现象,如炮制水刊、论文代写代发、找人情托关系、项目结题放水、学位放水等等,有些现象还相当普遍,这些都需要下功夫改正,短期内靠任何手段也不可能幡然整饬。
政府部门即便要发文敦促改进,应该着眼多种指标的滥用和过度追求,而不是单单针对SCI,SSCI、A&HCI、EI和CSSCI等等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整饬学风,需要细化规范的问题还有很多。
首先,“帽子”也是一种指标,同样应该引起注意。实际上,帽子属于一种定性的、离散的静态指标,相较于定量的、连续的动态指标更为原始。但从“两部文件”在以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即“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衡量的期刊档次的划分建议中,要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的范围参照“卓越期刊计划”目录来确定,仍然充满了帽子评比味道。帽子最大的缺点是层级固化。就这一点而言,那些国际通行的定量指标显然更优越。
第二,基于项目立项数和经费数额来对科研成效进行评判也应该受到抑制。因为这两者同样也都是指标,不能替代学术本身。获得项目资助只表示有合理可行的研究目标和计划,并不能说明已经做出了好的研究工作。结题评价才是更能说明问题的评测依据。同样,获得经费数额的多寡,也不能代表个人或者学术机构科研水平的高低和科研成效的优劣。在许多教授CV上经常出现的“获得经费XXX万”,格调也是不高,还带铜臭气。比起SCI指标,项目立项数和经费数额这两项指标还有个额外缺点:难以纳入国际评价。
响应“两部文件”倡导,抑制科研管理考核中对各类指标的滥用,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毋庸置疑。按笔者的理解,“两部文件”是要对考核和评优避免设置任何硬性指标,不再简单数数。评奖评优,不单单以指标论英雄。各类评审和考核,如硕士博士毕业答辩、出站考核、应聘考核、结题考核、聘期考核、职称晋升等等,以后都不再以文件的形式规定必需的达标条件。评优论指标,容易异化为指标竞逐赛。考核论指标,则会形成木桶效应,全都达到最低条件即可。但是,不规定必需的指标,不等于不再需要可见的成果,有可能实际考核标准会更高。将来,学位答辩的时候、项目结题的时候,应由申请人自述应予审核通过的理由,交给委员会评判。科学研究本身就追求个性化发展。不设统一标准,将真正有利于百花齐放。但值得探索和注意的是,如何保证评判委员会的公正和水准?
最后表达一个疑惑:细参“两部文件”的文意,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专注于高端科研攻关。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基层普通高校师生从事相对较低层次的科研工作,其价值将可有可无呢?这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疑惑。普通教师,如要搞点自由研究,发几篇小论文,意思不大,不发也行;但要想做点扎实的工作,必须得跟大团队,跟着指挥棒走。这样好吗?
笔者认为,基层普通高校师生从事相对较低层次的科研工作,形成科研平民化的态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国近几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科研群体规模的扩大、整体科研力量的壮大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基础科学研究,逐步走出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少数象牙塔单位,推向普及,实现了科研层级下移。从事科研实践,对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取代。开展科学研究,既能锻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也能熏陶本科生的科学素养。从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来说,教书育人的环境需要营造一定的学术氛围。这主要藉由大学师生的科研活动、学术思考和交流来实现。所谓的纯教学型单位,如果教师完全不搞科研,只专注教学,那么这样的高校,人才培养效果想必不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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