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兵马俑”源自古希腊艺术？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张金字名片，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自1974年被发现以来，兵马俑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并一直成为学术界的焦点。

各路学者对秦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搞清了很多问题；不过，直到今天，仍存在着不少“谜团”，或者说有争议的问题。

比如，兵马俑一般被认为是秦始皇陵的陪葬，但也有人提出，是宣太后墓的陪葬。

关于兵马俑的性质，学术界也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护卫皇陵的卫军，有的认为是纪念战功的“封”，还有的认为不是陪葬而是送葬的俑群，等等。

其中，关于兵马俑的艺术渊源问题，近年来争议很大。一些学者提出了颠覆传统的观点，即——

兵马俑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而是源于古希腊雕塑艺术。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新鲜。

早在1991年，德国学者格尔曼·汉夫勒就在《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临潼兵马俑观感》一文中提出：

“（兵马俑）不仅仅是给人以深刻印象，其艺术性胜过同期雕塑的艺术品，而且在中国完全是一种新类型。”

“那认为雕塑艺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论点是苍白无力的。没有西方艺术就不可能有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甚至没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吸引，也就不会有秦始皇建立的帝国——中国。”

“在统一的中国，雕塑艺术的诞生来源于与西方的交往，来源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光彩耀人的希腊艺术。”

汉夫勒的观点既无确实的依据，又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在当时就遭到了中国学者的批驳。

比如邱紫华教授专门撰文，分析了秦俑艺术与希腊艺术的区别，指出秦俑“侧重于神，立意于神”，走的是“以形写神”的道路，与希腊罗马雕塑“大相径庭”。秦俑艺术是“中国人民独立自发创造出来的”。

新世纪以来，又有学者提出：兵马俑源自古希腊艺术。其中既有外国学者，也有中国学者。

例如，伦敦大学教授倪克鲁就认为，“秦始皇的雕塑独立于中国艺术的发展而存在，此前此后都找不到如兵马俑、文官俑、舞俑和百戏俑塑造得如此逼真甚至写实的人像或动物雕像。”

“回顾贏政出生时的公元前３世纪，欧亚大陆上只有一种文化发展出在公共空间和墓葬中放置大型雕像的传统，这就是希腊文化和受其影响的西亚、中亚文化。”

他提出，希腊文化对中国雕塑的影响，可能是通过间接传播，也可能有来自西亚或欧洲的工匠直接参与了秦始皇陵的建造。

尽管他也承认兵马俑与希腊雕像的功能不同，且兵马俑的“制造方式主要采用了中国本土的技术”，因而毫无疑问“是中国的而非希腊的艺术品”；但从艺术源头上，他仍认为它们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带来的“希腊化”的产物。

已故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曾长期担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的段清波教授，也提出了秦始皇陵考古的“中西文化交流说”。

在《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的论文中，他逐一分析了秦始皇陵所见兵马俑、百戏俑、封土内高台建筑、条形砖、青铜水禽、铜车马等文物遗存，认为它们“部分制作工艺的文化因素宛如横空出世般出现，而又在其后的时代难觅踪迹”。

比如，“战国晚期秦俑最高不超过20厘米，多为10厘米左右，到了秦统一阶段，秦兵马俑高度骤然间增高到180～196厘米之间……而且在制作工艺、彩绘方式、陶俑种类等方面也不可同日而语。”

由此段先生倾向于认为，秦始皇陵中所见到的诸多文化因素，“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这些因素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亚传播到东方的；与此同时，秦统一时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也传入东土，并对秦始皇帝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之后亚历山大又向东征服到了印度河流域。这个时间约在秦朝建立前一百年左右。

段先生推测：“也许就在此时，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发生了交流和碰撞。”

倪克鲁和段清波两位先生都提到《汉书·五行志》中的一则记载：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有12个“长五丈，足履六尺”的“大人”出现在临洮，他们都穿着夷狄的服饰；秦始皇获知消息后大喜，认为是瑞兆，于是将从全国收缴上来的兵器销熔，按这些夷狄人物的形象铸造了十二尊青铜造像。

他们认为，“这条文献可能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最直接的证据之一”，并据此推测，当时秦人在边界遇到了一支非黄种人的人群，这些人带来了铸造巨型青铜造像的技术，以及希腊波斯的制度文明等。

当然，很多学者并不认可他们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缺乏实证，更多的只是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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