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

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采购棉纱，同时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货物送出沦陷区，在双方交界地交货。
“真是太好了！”戴笠兴奋地翘起大拇指说，“6000件棉纱要是运到重庆，你老兄可就立大功了！”
不料，杜月笙却收敛了笑容，抱怨地说：
“立不立功也就罢了，只要别被人说三道四就好。”
杜月笙说这话自然有他的道理，大后方物资匮乏，官商勾结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大有人在。棉纱、纱布价格一涨再涨，6000件棉纱若运到重庆高价出售，无论杜月笙还是戴笠的军统都能大捞一笔。但是，一直千方百计洗白自己黑道身份的杜月笙，绝不会在这种招风惹眼的事情上算计钱，戴笠亦然。可犯红眼病者大有人在，无论你算不算计，都不可能避免别人说三道四，所以戴笠说：
“看到一块肥肉，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分不到就变成疯狗咬人，这个风气实在可怕。我们只管把这块肥肉买来运来，至于怎么做羹怎么分羹那不是我们的事。6000件棉纱、纱布，我们保证不开封，不私自拿一匹布，不私自做一件棉衣，原封交给花纱布管制局。别人怎么说随他们去，嘴巴长在人家身上我们管不了。”
虽说是安慰杜月笙，此话又何尝不是戴笠的牢骚。
在国民政府内部，利益之争早已司空见惯，一个油水丰厚的部门可使一伙人暴富，一个肥差可使一个人或者一群相关之人受益。而军统所把持的许多部门，诸如缉私署、运输统制局监察处、特检处（邮检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货运管理局等，都是油水丰厚的部门，很多人瞪大了眼珠子盯着这些部门，巴不得一下子据为己有。戴笠得罪的不仅仅是一个孔祥熙，犯红眼病的也大有人在。
但作为抗战后迅速扩充的军统，在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从上到下尚有大批编外特工与运用人员，这些人的薪水从哪儿出？活动经费从哪儿来？说到这一点戴笠不能不感激杜月笙，杜月笙任董事长的通商银行一直是军统的挪借大户，而且不计利息；军统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多次向通商银行挪借划拨经费。但借钱终归是要还的，能堵一些资金缺口的，还是掌控的这些油水丰厚的部门。因而不仅有利益之争者对戴笠严重不满，戴笠本人也为筹措经费不无牢骚。
其实根子还是在国民政府。政府的四分五裂是滋生这些乱象的土壤，尽管蒋介石痛恨贪腐，也曾决心治理贪腐，但仅仅一个孔祥熙就足以让他头痛欲裂，还何谈治理？
发过牢骚之后，戴笠与杜月笙开始商量具体运作事宜。由于戴笠得罪了孔祥熙，货运管理局成立后处处受财政部掣肘，各种预算内款项均难以到位，所以戴笠需要提前直接向蒋介石打报告审批。
6000件棉纱和布匹需要分两批批发运，在第一批3000件落实的时候，几百万美金也已到位，运作这笔生意的公司也在重庆宣告成立。公司定名为“通济公司”，取“通达接济”之义。
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通济公司不设股东，不收股本；只有转运开销，没有盈利收入；公司职员一律不拿薪水。
收购棉布的资金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共同负担，因此四大国家银行分别派员参加通济公司的工作。
第一批棉纱运输较为顺利，由于徐采丞买通了日本人，货物由日本兵用卡车押运到日伪占领的亳州城交货。盘踞亳州城的伪军郝鹏举部已被军统策反，任由通济公司总经理杨管北等人组织大批人力，用架子车将3000件棉纱从亳州经过真空地带运到界首。3000件棉纱在界首装上卡车，首尾相衔驶向洛阳，然后调拨车皮经西安运抵重庆。
第二批3000件棉纱的运输则没有这么顺利。此时洛阳失陷，只好改走浙江淳安。没想到从上海到淳安这段水陆中，由于中途改道，不仅有敌伪哨卡拦截、有土匪强盗揩油，更有不明身份的游杂部队想雁过拔毛，从中分肥，甚至实施扣押、绑架，险些让杜月笙手下的两员干将丢了性命。好在有货运局人员及时照应，总算有惊无险，时经七个月才将这3000件棉纱运抵重庆，这一批3000件棉纱也全部成了国军的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