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牢记勤俭,学会宽容,不嫉贤妒能,不贪图名利
1870年7月2日,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
这一年,60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
5月16日,他在日记写道,“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
5月21日,他续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
6月23日,就在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
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切后事。
01 不嫉妒能,不贪图名利
“我生平粗略看了一些儒家先贤的书,从中领悟到圣贤教人修身养性,千言万语,以不忮不求最为重要。”
忮,就是嫉恨贤才,迫害能人,妒忌别人的功劳,争夺荣誉,也就是“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的意思。
求,就是贪图名利,想着封地想着恩惠,也就是“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的意思。
忮不常见到,一般见于那些名气家业都差不多,势力地位也都相当的人中。求不常见到,一般见于货物钱财交接、仕途升迁受到妨碍的时候。
想要造福后世就不要心存嫉妒,人的心里如果没有害人的欲望,那么仁义就用不尽了。
想要树立品德就不要心存奢求,人的心里如果没有对名利的索求,那么道义就用不尽了。
不除去嫉妒,满怀就都是荆棘;不除去奢求,满腔就都是污垢。
曾国藩认为自己经常在这两方面加以克制,只是还没有完全扫除干净。儿子们如果想要心地干净,就应当在这两方面加倍下工夫,期望子孙后代能够世世警戒。
02 牢记“勤”“俭”二字
纵观历来昌盛的国家和家族,都是由于勤俭节约才得以兴旺发达的。那些衰落的,却恰恰相反。
曾国藩一生一直以“勤”字勉励自己,但他自谦说自己实际没有做到。所以读书没有手抄本,做官也没有可以留存的文书。
曾国藩一生也喜欢用“俭”字教育别人,然而扪心自问,他觉得自己实际上也没有做到。如今衙门内外服侍的人,厨房一天的用度,可以算得上奢侈。这是因为以前在军营的时候,规模很大,也就延续下来没有改动,近来因为他经常生病,所花的医药费也就没有限制。
由此他感叹到:由俭朴到奢侈比下水还容易,由奢侈到俭朴比登天还难。
曾国藩主张凡事都要节俭,但唯独要求儿子们对各位叔叔家处处都要丰厚些,对待堂兄弟要相互勉励品德课业的学习,相互规劝不对的地方,期望彼此都能有所成就。
他告诫儿子们,亲近别人就要让他显贵,爱人就要让他富有,要常常做好事,替各位亲人默默地祷告祈福,自然会得到别我的敬重。
03 学会宽容,莫要嫉妒
最善的莫过于宽容,最恶的莫过于嫉妒。嫉妒是妇人的行为,什么小事都要去算计。
自己笨拙才会嫉妒别人有能力,自己闭塞才会嫉妒别人有际遇。自己没有什么功劳,才会嫉妒别人有成就。自己没有朋友,才会嫉妒别人有很多人帮助。
如果实力差不多,害怕威胁到自己就会与人作对。自己没有好的声望,才会嫉妒别人有好名声。自己没有好的子孙,才会嫉妒别人家的后代有出息。
为争名夺利,没日没夜地东西奔走。只求自己一身荣耀,却不管别人是否受到损害。
听说别人遇到灾难,自己就在一旁幸灾乐祸。问他为什么这样,他也不知道原因。你的房子神鬼都会来光顾。
天道常常好还,但嫉妒别人却会误了自己。不好的东西会跟随嫉妒而来,戾气也会围绕左右。严重的会毁掉你的身体,轻的也会影响你的品德。
曾国藩告诫后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一辈子给别人让路,也不会少走一步。一辈子与人为善,也不会少了什么。消除了嫉妒的心,全天下就会降下甘霖。家家都吉祥如意,自己也就没什么害怕的。
04 知足常乐,无欲无求
不求知足的人会感到天地宽阔,贪婪的人会觉得世界狭隘。既然没有过人的才干,欲求过多就会成为祸患。
生活简陋就会希望过富足的生活,生活困窘就会希望有富贵的日子。有钱了还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有势了还想得到更高的官职。
没有得到的希望马上得到,得到了的又怕坏掉。要和兰花比清香,要和泰山比稳固。求取功名不知厌倦,精神也异常亢奋。
天气再热也有冷的时候,阳光明媚也有昏暗的一天。运气好的时候,常有好事发生;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灾祸。不要指望天天都会有好事,坏事才是经常会见到的。
一句话不小心就会招来灾祸,一个动作不注意就会引来麻烦。每天抱头忧虑,精神就会越来越差。抬头四处看看,天下是何其大呀。
无论是平安还是患难都不要过于欣喜。你看看,在十个人当中,总有八九个人无依无靠。人家比我还穷困呢,我的穷困就没什么不能忍耐的了。
对别人的所求少了,无论何时都会感到愉快。人的生命总有一天会终结,谁也不能例外。
05 大起大落,荣枯无常
曾国藩在遗嘱中还交代了自己的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
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
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
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
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
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天津教案是曾国藩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主张和行为与时人冀望大相牴牾,引起中外舆情的激烈攻讦。
在此一年之前,他还以“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入京陛见,接受直隶总督关防,并赐予在紫禁城里骑马的殊荣旷典,气势之煊赫,足以使百官生羡。
然而一年之后,竟谤怨交集,成为众矢之的,几落得身败名裂的境地。
如此大起大落,荣枯无常,具有何等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