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荆州城地貌图说

A 古荆州城的地理区位怎么会出现歧义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荆州城(又称江陵城)与大家的祖祖辈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一点，似乎从来都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所以大家从来也不曾对这个问题留心在意。

1984年江陵城、沙市市

1984年李埠

然而，近来在网上查询，发现外面的不少朋友在说到古荆州(或江陵)城时，往往都会在后面以括号加注，称“另一说在今湖北省宜城南”。于是，古荆州城到底在何处的问题便不免令人疑窦丛生。

据了解原来有一位已经逝世的老学者，即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石泉教授生前曾做过一个关于荆楚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并出过一本书，叫做《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其核心部分，就是认定先秦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秦、汉至魏晋、南朝时期的古荆州(或江陵)城，并非如历史上的传统说法所称，是在长江边、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省宜城南境。与此相联系，著名的赤壁之战的战场，也不是如同古往今来的众人所称并不在今湖北蒲圻市西北境的长江东南岸，而当在今钟祥市西北汉水东岸、中山口南的碾盘山附近……历史之所以会给后人闹出这样一个笑话——据石泉先生推定——全是因为当公元554年宜城那儿的原江陵城毁于被西魏攻破之后，后梁的萧察在建立小朝廷时把古荆州(或江陵)城迁徙到了长江边;又由于唐朝的人修史没有弄懂这一段历史，以致此后虽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和当代的一千多年间，大家从来就都没有弄懂这个迷案。

石泉先生的原名叫刘适，早在1948年时便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是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的弟子。解放后，石泉先生作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北省委员会创始人，曾数度出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在学术领域内，石泉先生系最终以治荆楚历史地理而成为一方名家，其成就是他将千余年来流行的传统说法，做了一个大翻案，所以经过长期而复杂的传播过程，使他的这一说法形成体系，绝非一般人所能轻而易举地便可随意触动。

B 从《水经注》中辨析古荆州城地貌

石泉先生的说法告诫我们，倘若想要说明我们多年生活的这座古荆州城从出现的那天起，便在长江边的这块地方，至少就不能引用唐朝人之后的任何历史著述。这就令人特别犯难。为什么呢?因为纸张虽然是汉代发明的，但那时的纸张特别珍稀而昂贵，以致文史典籍的长期保存非常之难。唐朝离现在就有一千多年，如果只能引用唐朝人之前的历史著述，那不就是难上加难了吗?

幸而北魏时期的杰出学者郦道元写了一部《水经注》，在这部著名的传世之作中，有一段文字专门介绍了荆州古城城南直至江津的起始沿革和历代掌故。因其擘划有度，简洁明了，所以堪称解读这个历史地名的经典之说：

“城南有马牧城，西侧马牧口。此洲始自枚回下迄于此，长七十馀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长所治，旧主度州郡贡于洛阳，因谓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对马头岸。昔陆抗屯此，与羊佑相对，大宏信义，谈者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矣。北对大岸，谓之江津口，故洲亦以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语》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舫避风，不可涉也。故郭景纯云：济江津以起涨，言其深广也。”

这段话翻译作现代汉语，其意思是说：荆州城南在当时濒临长江，在城垣外的沙洲上曾经还筑有一座马牧城。城的西侧就是一处入水口，叫做马牧口。郦道元认为，当时的长江行进到了枝江后，因其河道分叉曲折，致使在两江分流的河槽中密布着为数众多的江心洲，而江流亦分为南、北二江。两江之间，是河槽中的一片片沙洲——夏天洪潦暴涨，沙洲尽没水中；冬天水位回落，洲上细流蜿曲。这片沙洲从上游的枚回洲延续到此地，全长七十余里；在城东南面的沙洲上还筑有一座奉城，是早先所设置江津长时留下的治所(办公府署所在地)。由于这个江津长的行政职能在于主管向洛阳贡奉当地州郡的税赋钱粮，因而叫做奉城；由于驻屯有军队，所以又叫江津戍。奉城驻军堡垒的南边正对着马头的岸边，当年在三国纷争时，东吴的荆州都督陆抗屯军于此，与江北岸晋国的荆州刺史羊怙隔江相对，由于双方都恪守信义，谈论此事的人都以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元、子反重见于世了。洲上江津戍的北正对着长江的大岸，那里的入水口叫做江津口，这就是沙洲的名字而命名。长江行进到了这里，才算真正成为波澜壮阔、既深又广的大江了。

据史记记载，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到过许多地方，并且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在给《水经》作注的过程中，他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参阅了四百三十七种书籍。他对荆州城的这一记叙，在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中也得到了印证： “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据后世学者考证，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是在南朝刘宋元嘉十四年完成的，比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早几十年。郦道元是否参考过盛弘之的著述，于史无证，但二人在对于荆州城南地形、地貌的描述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当长江从枝江分岔之后，便以南、北江并行的态势，流到了荆州城的西门外。这时处于两江之间的是一座枚回洲(也被称为梅槐洲)，据说是因沙洲上那株梅槐合生的古树而成名。随后，北江作为主泓沿荆州城南垣行至郢城，绕一个大弯行进到今章华台(即古豫章岗)处，与南江合为一体，那个弯曲的河道，贯穿于如今的东方大道郢城至红星北路段，大体上呈曲尺状向江岸行进，这也就是南朝民歌《西曲歌》中所唱到的那个古代少女与情郎依依惜别的“江津湾”。

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刘盛宏之《荆州记》,我们试绘出这一张地图(见下图),所反映的虽然是公元五世纪前后古荆州城地貌及其附廓的地理布局之内容,但鉴于这一期间毕竟超越了石泉先生的限制，因而可作我们阅读史籍的一种参考。

C关羽修筑荆州城的战略思考

关于古荆州城的地貌及其附廓的种种特征，史籍还记载有古时候在这一带曾经有过一个城堡(镇)群，其密度之大国内罕见。

比如，对于郦道元所说到的马牧城，以及江津戍(又称奉城)，明末清初的地方文史学家孔自来即作过详细的考证:

马牧城，在城南傍，即马牧口。粱元帝《元览赋》:“荆棘生于龙门之下，狐兔穴于马牧之旁。”

奉城，南对马头岸，北对大岸，故江津长所治。主度州郡贡于洛阳。亦称江津戍。

在孔自来撰著的《江陵志余》中，除去上述的两城之外还有如下几座:

赤湖城，在西北十里。是，则纪南城与郢尚隔有此

冶父城,《水经注》曰，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东岸有冶父城。《春秋》传云，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然疆理参差，土无常域，存没留移，不可考矣。

蚌城，在马牧城东三里燕尾洲上，相传岁饥人民结侣取蚌，止憩于此城;亦关壮缪所筑，以防吴、魏。或云，城随洲势，其形似蚌，故命之。

郧城，在城南，楚昭王时郧公斗辛所筑。汉，松滋之楚城亦曰郧城。

汉寿城，《名胜志》云，古荆州刺史治有汉寿亭，即曹操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者。杨用修曰，汉寿郡在蜀之严道。厥后，先主帝蜀，而侯镇荆，固有兆于此舆。

偃月城，在东北七十里，亦关壮缪屯戍之所。翼城左右，大冢对峙，以意度之，皆为壁垒。城状如偃月。

……试想，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莽莽苍苍的原野上，沿着方圆不到40公里的地面，曾经拥有过如此众多的古城垣，这些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古城堡横亘延伸，宛若群星拱卫北斗，环伺在古荆州城的周围;那一道道兀然耸峙的雉堞，遥相呼应，隐现于青灰色天际线中，从而使这座古城充分显示出了其军事中心的突出功能。如今，它们都沉堙于历史的尘烟中了，荡然无存，了无痕迹，作为上述那众多城堡(镇)群中的孑遗，唯有荆州古城尚留存于世，从而成为广袤平原上一种优美、靓丽的独特景观。

陈礼荣先生 绘

以环绕古荆州城周围的城堡如图中所示之马牧城、奉城、蚌城、马头来看，可以基本判断出其防范的重点，在于位处荆州下游的长江江面。如此说来，前人推论古荆州城为关羽所修筑，所论不虚。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经明确提出:“羽北围曹仁，吕蒙袭而据之(江陵)。羽曰:此城吾所筑，不可入也。乃引而退。”后来，唐朝人李吉甫撰写我国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地方总志《元和郡县志》，也对此事作过如下记载:“(荆州城)关羽所筑。羽北围曹仁于樊，留糜芳守城。及吕蒙袭破芳，羽远救城，糜芳已降，退住九里。曰，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乃退人麦城。”依此而论，长江沙洲之中的各处城堡即应当是关羽在修筑古荆州城的建城之初，重点用来警戒处于荆州长江下游的东吴水军的。

后来，这些防卫设施终究都未派上用场，荆州终于被东吴大将吕蒙采用“白衣渡江”的阴谋所偷袭而去，但这绝非关羽修筑荆州城的的战略思考出现重大失误所至，而是在于其它众多的非战争因素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对此，《三国志·吴主传》中曾这样表述:“(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已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

可见荆州失守的非战争因素即分别为:

1关羽率大军北伐樊城，荆州空虚;

2孙权急于报效曹操，吕蒙巧计设骗，出兵偷袭;

3公安、南郡的守将不战而降。

换句话说，假若排开上述因素，既然古荆州城周围拥有过如此众多的这些城堡，那么东吴想要攻占荆州，那该是痴人说梦!

D考古发掘证实古荆州城建自三国时期

据《荆州日报》十年前在显要位置报道1997年9月至1998年3月，因荆州城南垣东端(望江楼西侧)段发生坍塌，考古人员配合维修工程，对荆州古城墙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横向开挖的一条长19.2米、宽5米、深9.5米探沟中，考古人员发现:此段暴露在城垣外侧的砖垣，建于明初;探沟内土垣自南而北11.3米，为宋代及明初城垣。宋代土垣残高3.75米，明代土垣建在宋代土垣之上，残高4.5米。在宋至明初土垣与明初砖垣之间，还有宽0.6-0.8米、高7.3米的宋代碎砖垣遗迹。

在探沟中部，还保存有五代时期所建城垣的遗址，其兼有砖、结构。这些用来筑城的青砖规格不一，有绳纹长方形砖，还有楔形砖，似平均系墓砖。五代砖垣所倚傍土城垣的下部，为唐代土城垣;再往下探掘还发现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土城垣。

三国时期的土城垣，深埋在距现荆州城土垣表面的8.25米之下，并且距附近城内陆面3.05米。其建筑用土为灰黑色粘土与黄褐色沙土，其建筑方法具有三国时期特征，即逐层夯筑，夯层厚，夯窝呈圆形，直径约7-8厘米，深0.5厘米。与之同期出土的还有青瓷碗、青瓷钵等三国时期的典型器物。此外，还出土有青瓷盘、陶双唇罐等器皿。考古发掘证实:荆州城墙自三国时期以来，其城垣没有离开现存城墙的范围，它的基本演变规律是，平面区位是从早期到晚期，由内向外推进;在立面空间上，是从早期到晚期由低处向高堆积。其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其顶宽居然多达10.5米，若说是可以在城墙上跑马，足可见显而易见!

另外，在靠近新南门门洞处，考古人员还曾发现密集的东汉晚期文化遗迹。现在应当可以确认，古荆州城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三国时期关羽用来重点警戒和防范处于长江下游东吴水军的战争设施;其存世形制，是我国古代筑城工艺逐步衍进到当时的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据引用唐朝之前北魏人郦道元所写《水经注》的著述，古荆州城作为一种战争设施，其用兵方略以及警戒和防范的重点，完全是以长江为交通枢纽而确立奠基的。假若武汉大学石泉教授生前关注到了这点，又怎会说东汉至魏晋之间的三国时期，南郡的郡治荆州城(又称江陵城)不是在长江边、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的宜城?!

雄楼高，城垣蜿蜒，干秋古城巍然耸峙，正在以其古朴斑驳的容颜，向世人展示它历尽沧桑的不凡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