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文化 博大精深

山人在发言中

建城是万历五年（1577年）至1950年郁南县的县城，是郁南人的故都。今天，我能有机会在这个郁南人的故都，在西宁甘棠书院旧址——建城镇委、镇政府谈西宁文化，我感到我面对的不仅仅是在座各位领导，似乎还要面对明清两代的父母官——知县大老爷们。他们大多数是进士、举人出身，他们的文化水平远远在我之上，因此我有点诚惶诚恐的感觉。

曾有人问我：古代考上进士相当于现在考上本科吧？在这里，我真的要说：把古代的进士与如今的本科相比，那是对古代进士极度的不尊重！

明清进士，一般是三年一考，每次考试，全国录取的人数只有30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一年才100人左右。如今的本科能与他们相比吗？不但清华北大的本科比不了他们，就是清华北大的博士研究生，恐怕也比不了他们。

说句不好听的，如今考上本科，即使是211的本科，也还不比不上古代考上秀才。就拿我们西宁县来说吧，明清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西宁每届童试只能录取8名秀才，童试是三年两届，也就是说，三年才产生16名秀才，平均每年5名多一点。如今我们郁南县每年有多少人考上211大学？而且，当年西宁的考生必须回到西宁参加县试，如果到别县参加，就是冒籍，是犯法的。我们现在却有不少郁南人在外地名校上高中，参加高考，上线后不算郁南的人数！

所以，对明清西宁的知县大老爷们，对这些中国文化的精英，我只有膜拜！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漫谈博大精深的西宁文化》。

进士杨华春钦赐翰林院检讨匾

一、何谓博大？

第一，西宁文化包括西宁建县后的文化，也包括西宁这片土地上有史以来的文化。

具体地说，它包括70万年前的磨刀山旧石器时代文化，包括东西周时代的青铜文化，包括南越人、西瓯人、骆越人及汉代的乌浒人的文化，也包括瑶族人、僮族人的文化。如果换一个分类标准，则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科举、教育、建筑、宗教、医学等等方面的文化。

第二，历史上西宁人撰写了大量的著作。

翻开民国二十六年《旧西宁县志·卷二十六·艺文志（一）·序目》，我们会看到西宁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部专著，其中诗集有32本，这些诗集中，最早的是宋代李熙载的《李熙载诗词集》。最罕有的是桂河金螺村的刘仁守一门四代均有诗集，其中刘仁守有《静远堂诗草》，儿子刘慎之有《补读书斋诗稿》，孙子刘日菼有《诗芽池馆诗钞》、刘日楷有《蔗境轩诗集》、刘日华有《胸中楼阁诗集》，曾孙刘福金有《观我斋诗钞》、刘品金有《昨是斋诗钞》。我不知道如今这些诗集是否还存世，如在，那真是西宁文化的一大幸事。建城街的何其彬、何庚生父子的诗集还存世，并于近年得以刊印，分别是何其彬的《中山老人诗稿》，何庚生的《觉庵诗存》。这里还要讲一讲《三泷诗选》。《三泷诗选》共十卷，收集了三泷即东安县、西宁县和罗定本州诗人的1150多首诗歌。《三泷诗选》是乾隆时彭沃所编。彭沃是西宁榃丙人。榃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撤销罗南县后，跟随榃滨划归了罗定。但我们讲的是西宁文化，从历史看，《三泷诗选》是西宁文化的结晶。

除了这32本诗集外，西宁历史上还有文集11本，医学专著6本，经学专著4本，4本经学专著中，研究易学的有2本。还有研究篆刻艺术的《礼村印述》1本（刘仁守著）以及其他方面的专著数本。

如此多的诗文集和学术专著，充分说明西宁文化的博大。

第三，数量众多的明清民国县志。

明清两代，西宁县共编修了6本《西宁县志》，分别是明万历二十年，清康熙六年、十二年、二十六年、五十七年，道光十年《西宁县志》，除康熙十二年志已佚之外，其余6本志书都保存在世。民国二十六年《旧西宁县志》也保存于世。这是三罗地区、云浮地区中志书编修、保存最多的县份，尤其是明万历二十年的《西宁县志》，是三罗地区、云浮地区唯一被保存下来的明代志书。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广东只有49本明代方志存世，我们的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是其中之一。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存世的明清《西宁县志》保存得很好，除了康熙二十六年《西宁县志》是残卷，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有少量缺页之外，其他各志几乎完好无缺，特别是道光十年《西宁县志》，完整如新。与其他地方的志书相比，真是太难得了。这里我说两个事例。李以宁在康熙四十年任西宁县知县，在西宁工作了6年，留下了不少诗歌。他在西宁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他参照利玛窦的《制器图说》，制造出龙尾车抗旱救灾并获得成功。在明清的知县中，李以宁是一位颇有现代科学思想的知县，但康熙五十七年、道光十年《西宁县志》都没有给他立传。只在卷八《职官·国朝·知县》中有这样一点记载：“李以宁，四川营山人，举人，四十年任。”民国二十六年《旧西宁县志》也是如此。因为写作《西宁旧事》需要，我在网上购买了同治《营山县志》电子版，在选举这卷中找到了李以宁，在中举时间之后，说事迹详见人物。当我满怀希望把人物这卷看完后，却发现缺页很多，李以宁的传记就在所缺的书页中。当时我感到很失望，心想：李以宁担任知县的西宁县，没有在志书给他立传，家乡营山县给他立传了，却因为缺页而不存，上天对李以宁太不公平了。

又如康熙二十二年任知县的张溶，在西宁工作了8年，为西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离开西宁后的情况如何呢？《西宁县志》的传记没有涉及。我于是在网上购买了乾隆四年的河南《祥符县志》电子版，在选举志举人一栏中，找到了张溶的名字，说张溶是康熙五年丙午科中举。但进士一栏缺页，因此不能知道有关情况，人物志同样缺页，不知都是否有为张溶立了传。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西宁县志》保存得如此之全、如此之好，真是万幸！西宁文化的博大，确实也体现在《西宁县志》的众多和保存完整。

二、何谓精深。

所谓精深，就是精湛高深，精微深奥。通俗地说，就是质量高。西宁文化的质量高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西宁有著作收入了《钦定四库全书提要》。

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的西宁著作分别为王钺知县的《粤游日记》《星余笔记》，刘斯组知县的《周易拨易堂解》《太玄别训》《皇极绪言》。

知县王钺《粤游记》

第二，西宁有诗作收入省通志或大型丛书，获得很高的评价。

李以宁知县的《峨眉山赋》收入了《四川通志》。刘仁守的诗歌，被张维屏收入他的《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听松庐诗话》，张维屏评刘慎之说：“静甫（刘慎之的号）诸体皆工，而五言古尤能嗣响前人。”刘日菼是张维屏的学生，张维屏在他的《松心诗话》评价刘日菼“称其年华鼎盛，汲古绠深，”

张维屏何许人也？张维屏在嘉庆、道光年间以诗著称，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目睹英国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赞扬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捐躯报国的《三将军歌》等。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已故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曾称赞张维屏的这些诗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

第三，何庚生的诗书画在人文荟萃的江浙占有一席之地。

西宁文化的精深，不能不说何庚生，他为刘学询设计的西湖刘庄，成为了西湖第一名园。晚年的何庚生靠在上海售画为生，他的画，死后曾被送到欧洲展出。有关何庚生的情况，我在泷西山人公众号有多篇文章进行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四，高质量的明清《西宁县志》和民国《旧西宁县志》。

如果拿明清所编的《西宁县志》与邻县的志书相比，会发现我们西宁的志书编得比他们详细。如道光四年的《东安县志》与道光十年的《西宁县志》，那真的是不能相提并论。道光十年的《西宁县志》是聘请社会上的修志专家周中孚来担任汇纂的。周中孚是清代目录学家、藏书家。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嘉庆元年（1796年）拔贡生，道光初举副贡。官奉化县教谕。他汇纂的道光十年的《西宁县志》在内容、体例、编排、印刷各方面，都可以说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特别是校对方面，几乎无法找出任何瑕疵。

又如民国二十六年《旧西宁县志》，该志的总纂是桂坫，桂坫字南屏，南海人。早年入读广雅书院和学海堂，1891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进入入翰林院，授检讨，曾任国史馆撰修官、浙江严州知府。1915年任广东通志馆总篆，先后参加纂修《南海县志》《恩平县志》《西宁县志》《广东通志》和《广州人物志》，并著有《晋砖宋瓦实类稿》《科学韵语》《说文简易释例》等。桂坫任总纂的民国二十六年《旧西宁县志》共34卷，篇幅比民国二十四年《罗定志》大得多，大量记载了道光十年之后的历史，特别是咸丰同治的西宁动乱，记录得非常详细。道光十年之后的诗文，也收录很多。因此说它是鸿篇巨制，一点不夸张。

说起民国《旧西宁县志》，我还要说几句题外的话。这本志编修得太艰难了。这本志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编修，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经历了整整20年时间，其中两修其稿。

第一稿在1917年开始编修，1919年冬天完成。但民军这时候攻入了县城，占据了修志局，把修志局里面的藏书和志书的底稿全部焚毁，3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民军是指辛亥革命时期反抗清政府的起义军队的通称。辛亥革命于1911年10月10日开始，1912年2月12日结束。1919年已是民国八年，清政府已经退出历史舞台8年，再说反清已是笑话。因此，1919年冬天攻入郁南县城（今建城）的所谓民军，其实是打着民军旗号的土匪。

到了1931年，即《旧西宁县志》志稿被民军烧毁后15年，编修《旧西宁县志》再次被提上郁南县政府的议事日程。在这一年底的县务会议上，县知事何天瑞与县城的有识之士再次讨论研究修志的事情，决定在学宫里面的忠孝祠成立修志机构，重新开始编修志书。后来聘请桂坫为总纂，明确全书要旨，拟定编写体例。经过7年的努力，终于编成出版。

知县王钺《星余笔记》

三、关于西宁文化的亮点。

我觉得西宁文化最突出的亮点有两个，一是开放性，二是名家参与。

第一，西宁文化很具开放性。

张溶担任知县的时候，就举行了3次全省性的文学活动。其中文昌阁征诗活动，如今还保存着发起活动的《文昌阁征诗启》和一大批作品。同治年间举行的一次征诗活动也是全省性的，至今还保存着发起活动的启事《张邑侯副室寿孺人殉节征诗启》和两组诗歌。刘仁守、刘慎之、刘日菼等西宁本土诗人，都与省城诗坛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西宁文化不乏名家参与。

如明代岭南大儒庞嵩撰写了西宁第一铭。西宁建县后，官府铸造了一口大钟，悬挂在县署的大门楼上，后专门建了钟楼悬挂。上面的铭文就是庞嵩所写的，时间为万历六年。又如岭南无人能出其右的诗僧光鹫，曾在西宁的寺庵学佛，留下了不少诗歌。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都参加了西宁的文化活动，留下了大量的诗文。

四、如何挖掘、宣传西宁历史？

西宁文化博大精深，但多年来，我们却不知道祖宗留下了这样一大笔的文化遗产，更不知道去利用他。

挖掘西宁文化，当然要靠政府的主导，但也离不开文史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的积极参与。作为一个文史爱好者，我想借此机会向广大文史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必须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原则，用事实说话，用史料说话，不能随便给出结论，更不能无中生有。

这里，我举个两例子说说，一个是关于龙井寺的创建时间。如今各种资料，包括百度百科，都说龙井寺建于天启三年（1623年）。但我翻看了清康熙六年、二十六年、五十七年的《西宁县志》，均没有涉及到该庵的修建时间，道光十年《西宁县志·卷九·古迹》载：“天启时东影建。”民国《旧西宁县志》记录与此同，我就不明白，说龙井寺建于天启三年（1623年）是怎么来的。查天启一共6年，是不是以天启之中年作为建年？那只有问作俑者才知道了。道光十年《西宁县志·卷十·金石》，有对龙井庵大钟款识的记录：“井庵大钟款云：天启六年仲冬。”因此，关于龙井寺创建时间的严谨表述，应该是：龙井庵建于天启年间。

又如西宁的进士。这里就不说兰寨了，就说大湾的古建筑和桂河书院，有关文章也说出了进士。我曾经多次说过，西宁建县后只有3位进士，分别为明天启五年（1625年）岑之豹，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华春（千官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蔡霖传（榃葛人）。建县前则有宋朝的李熙载、陈谠、梁畿、谭文炳4人，均是都城人。明朝建县前有张澜1人。这8位进士之外的所谓进士，都是假的。当然，这里不含武进士。

万历二十年《西宁县志》

西宁文化博大精深，作为西宁后人，我为此而骄傲、自豪。我曾经多次和别人说起西宁文化。我说，如今人们谈郁南文化，总是说连滩禾楼舞、张公庙，其实郁南文化的根在建城，西宁文化的主流在建城。但建城人似乎没有连滩人那么重视文化。有人甚至认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谈文化没有意义？似乎经济落后的地方就不应该有文化似的，这当然是错误的。经济与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不可偏废，文化不是经济的仆人，经济决定不了文化，他们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

（本文是山人在2020年4月9日的郁南县政协“西宁文化专题调研会”上的讲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