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别乱说,我什么时候“罢黜百家”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内容,长期以来,被视为常识。

近日,历史学者辛德勇表示:此说不确,教材须改正。引起网友关注。其实,学界就此话题已讨论40年以上,主流观点是:

其一,古代文献中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有一处称“独尊儒术”,是南宋学者排佛(前句为“下陋释老”)时提出的。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1916年,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才提到(此前梁启超有类似提法),竟被写入课本,成了“定论”。

其二,古籍中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等记载,但易白沙等按自己的意思概括,然后贴上标签。

其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读,是受日本学者误导。

其四,现行历史课本与最新研究成果相差较大。

历史多元而丰富,近代学者在“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时代压力下,研究常简单化,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纳为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形成“儒家专制—学术衰败—无法发展近代科技—国家落后”的逻辑链,似乎推翻儒家,就能彻底摆脱困境。

这种缺乏证据意识的演绎逻辑,难免出错,而把错误当成常识,就应纠正。

汉武帝像

汉代“百家”不是战国“百家”

汉武帝从没推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倒是曾明确提出“悉延百端之学”。

东汉班固在《汉书》中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并引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有“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有学者认为《天人三策》是班固伪作。

西汉末年,王莽造符谶以示天命,而公羊学认同“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儒生多附。东汉初,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年)在白虎观开经学大会,重点讨论移孝作忠,用吏的“私忠”置换儒家的独立人格,后写成《白虎通义》,作者即班固。《天人三策》只在《汉书》转载,未见其他传承,思想又与《白虎通义》近似。

就算董仲舒、班固所言属实,也与后人理解有别。

首先,“百家”非战国“百家争鸣”的“百家”。秦统一天下后,提出:“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汉代时,“百家”指黄老之学、申韩之术。

其次,“罢黜”指从官学中剔除,不反对在社会上流传。汉代从没搞过“焚书坑儒”,相反,还特别重视收集图书。司马相如病重时,汉武帝叮嘱:“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只是司马相如写完即送人,以致“家无书”。

其三,“表彰六经”不是“独尊儒术”。早在董仲舒之前,汉廷已设五经博士(《乐经》已失传),即“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孔子之术”不是儒家,而是西周王官之学,“六艺”是本原,儒术是流末。“表彰六经”与儒学无直接关系。

班固像

用“儒术”是为纠偏

黄老之术的困境在于:政府退出后,社会易呈两极分化。

汉武帝时,国家休养生息70年,据学者陈英计算,当时最低级的吏年收入103.88万钱,自耕农仅2万钱,佃农仅1.83万钱,致“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随着地方豪民成势,离心倾向增加,汉景帝时出现了“七王之乱”。

要改变这一局面,需用儒术,可窦太后笃信黄老。儒生辕固生曾讽刺老子的书是“家人言”,窦太后大怒,将他扔进猪圈,让他和野猪搏斗。

窦太后出生于赵地,自古民风朴野,男多英雄,女多美人,所谓“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踮着脚尖走,近似今之芭蕾舞),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故窦太后性格强势。

刚登基时,汉武帝事无巨细,都要先向窦太后请示,等她裁决。

汉武帝耍小聪明,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宰相,窦婴“好儒术”,与田蚡、赵绾、王臧等结成小集团,推行新政。窦太后很快发现了其中奥秘。建元二年(前139年),窦太后已近七旬,双目失明,在她的反击下,窦婴、田蚡被罢免,赵绾、王臧下狱自杀,新政失败。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逝,武帝当月便以“丧事不办”为名,罢免了窦太后的私党——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田蚡再度任相,立刻“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就是趁此机会被提拔的。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

儒家对汉武帝评价不高

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写道:“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

这是将梁启超《论中国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观点加以概括,认为汉武帝推崇儒家,是用思想专制来辅助政治专制。此说得胡适激赞,后被写入中学课本。

问题是,如果汉武帝是缔造儒家思想专制的推手,历代儒家为何对他评价却不高?

张荫麟先生曾说:“他(指汉武帝)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范一代的真儒董仲舒;而是'以峻文决理贵’、'以鹰隼击杀显’的酷吏义纵、王温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搜刮能手桑弘羊、孔仅等。在庙谟国计的大节上,他受儒家的影响甚小。”

宋代司马光也指出:“孝武(指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问题关键,在于近代学者急于找“解药”,贸然移植西方史学的判断标准,将历史解释简单理解为挖“专制的根”。可古代西方政教一体,信仰、教育、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度高,古代中国则迥异。许地山先生曾说:在基层社会,道教影响远比儒家大。

汉代确属专制,儒家发展到后期,存在保守、封闭、颟顸等问题,但说汉代儒家便形成思想专制,且和君主制密切配合,于史无据。

窦太后是黄老的忠粉

汉武帝“罢黜百家”,并不是想控制思想,而是为了政治斗争。

武帝刚上位时,受祖母窦太后压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以致“(汉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本名窦猗房,赵国清河观津(今属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平民,父母早逝,弟弟窦少君四五岁被卖,倒手十余家。窦猗房以“家人子”(从平民选拔入宫的宫女)身份入宫,专门伺候吕后,得到吕后信任,成了“出宫人”。

所谓“出宫人”,是吕后为掌控刘氏家族,“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实则暗中监视。窦猗房想离家近,便对负责分配的宦官说:“一定要把我分到赵国。”宦官答应了,可转头却忘掉,窦猗房被分给代王。出宫前,窦猗房大哭,不肯走,众人强制,才不得不去了代地(治所在今河北省蔚县附近)。

代王刘恒是刘邦与薄姬的儿子,薄姬本嫁给魏王豹,魏王豹被韩信打败后,薄姬进入刘邦后宫,长期遭轻视,故能被吕后所容。为免吕后猜疑,刘恒不得不专宠窦猗房,二人有了两男一女。没想到,刘恒后成汉文帝,而他与王后此前生的四个儿子都得病死了,窦猗房的儿子成了汉景帝,遂母以子贵。

在漫长的上位之路中,窦太后学会了隐忍、示弱,而她命中两位贵人——吕后、汉文帝,皆崇黄老。儿子登基后,窦太后以黄老之术辅佐,成绩惊人,遂成黄老之术的坚定信徒。

汉武帝没重用董仲舒

董仲舒虽上位,却未得重用。

《史记》中有《董仲舒传》,文字极简,可见司马迁不看重董仲舒。在《史记》中,董仲舒的最高职位是“江都国相”,即给江都易王(汉景帝之子)刘非当丞相,刘非是汉武帝的异母兄,年长12岁,《汉书》说他“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汉代常将储备干部下放到诸侯国,既起到监督作用,又锻炼工作能力。董仲舒是儒生,可柔化刘非之勇。

董仲舒像

董仲舒回中枢后,很快被废为中大夫,后因妄言灾异,差点被处死,后任胶西王相,董仲舒“恐久获罪”,称病辞职了。

《汉书》对董仲舒的评价较高:“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意思是汉武帝的制度多从董出,但多属官办教育制度,“抑黜百家”只是课程安排。

董仲舒名为儒家,实为“知术能法之士”,他对孟子的“性善论”持否定态度,许多观点更接近韩非子。

汉武帝用人不拘一格,班固曾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仅三人是儒生,且公孙弘本是老吏。

误说源头来自何处?

学者丁四新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与汉代儒家学术思想专制说驳论》中指出,相关说法始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批儒批孔,以远藤隆吉和久保天随为代表。而远藤和久保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清末中国的启蒙思想家(转引自学者刘桂生的研究)。

在《孔子平议》中,易白沙写道:“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这么写还有一个原因,当时袁世凯正准备复辟。易白沙有一个更著名的口号,即“砸烂孔家店”。

对于梁启超、易白沙、胡适的观点,学者柳诒徵曾批评说:“梁胡二氏,学术不同,要皆一反对儒家之见。以为汉崇儒术,即不容他家置喙。”“武帝以后,学者犹兼治诸子之学,使武帝时禁人攻习异端,则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诸书乎?”

柳诒徵指出误说的源头:“以诸子学之失传,归罪于董仲舒请汉武帝罢黜百家,其说盖倡于日本人(日本人久保天随等著《东洋历史》多言之),梁氏撰《新民丛报》时,拾其说而张大之。”可惜当时不自贬、不骂人、不“诬古”,便无人关注。

现代科学发展的关键在科学家职业化,而一个职业产生,受市场、资本、产业构成等制约。明清海外贸易发达,却被套牢在低端生产层面,无法从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转化为资本密集型,自然也就很难出现职业科学家。就算砸烂“孔家店”,也突破不了这个困境。

读史使人明智,前提是读正确的史。有错应该改正,目前说不清正误,不妨多介绍几种观点,兼听则明。(责任编辑: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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