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痕春雨漫评明朝历史(120)东林党的崛起

(120)东林党的崛起

万历年间,一些下野官员,聚在一个叫东林书院的地方讲学。当然了,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在讲学,更是时刻关心政治。总而言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东林书院为大本营的文人、官员,那是越来越多,后来隐然成了帝国的在野党。他们以批评政府工作为己任,而且批评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最怪事,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

王锡爵作为政府高级官员,认为东林党在反对政府工作时,只为了反对而反对。顾宪成作为东林书院的首席大佬,认为政府从来不顺应民意,所以才会永远受到东林党的非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东林书院依靠舆论,渐渐成了帝国最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并且认为自己代表正义。以至于后来,许多人一说自己是东林党,就觉得倍有面子。

关键是,明帝国灭亡后,那些学界大佬们,大都和东林党有着很深的渊源,所以后来的历史书上,难免会变成一个童话故事。总而言之,明末的历史,有一个代表正义的东林党,始终和代表邪恶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作斗争。廷臣逐渐建立起门户,他们以过激惊人的言论为时尚,借国本之争,指斥宫禁。宰辅大臣被言官弹劾攻击,常常被迫称病引退。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摘自《明史·魏忠贤》)

东林党作为一种主导社会舆论的力量出现,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基础上。总而言之,随着交通、媒介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能够主导社会舆论的政治力量,终于可以出现了。

中国在十六七世纪时,开始具备这种基础。但是这种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所以这种力量想存在,还必须有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政治基础,那就是统治者比较开明。

东林党在万历、崇祯年间,一直都翻云覆雨,在魏忠贤统治时期,马上就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魏忠贤不给这种力量存在的机会,于是整个帝国遂响彻着厂臣公、厂臣廉,厂臣爱国爱民的声音。

当然了,在康熙、乾隆年间,东林党这种政治力量,也无法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伟大的康熙、乾隆皇帝,不给这种力量存在的机会。在这么伟大的时代里,一个人还要大肆非议皇帝、非议政府,肯定是不想活了。

东林党控制了舆论,自然会极尽美化自己、丑化对手之能。在这种背景下,明末官场上,有两类官员:一类是忧国忧民的、为国为民,就是不为自己的东林党;一类是为了升官发财,不管国家兴亡百姓死活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

这本身就让人觉得,这段历史有些像童话故事。更神奇的还在于,不论哪类官员得势,帝国无贪不官,无官不贪的事实也从未改变过。不论哪类官员得势,帝国军事、政治、经济全面恶化的事实,也从未得到过改善。这本身证明,所谓东林党如何之何,所谓邪党、阉党如何如之何,只是政治宣传的产物。

明帝国政府虽然掌握着国家机器,但是基于种种现实的政治考虑,并没有强行压制各种异己声音。最后,帝国的舆论导向,遂被东林书院为中心的利益集团控制了。于是关于政府、皇帝、执政官的负面新闻,那是如潮水一样泛滥成灾了。

对此,简单的去看,绝对是个好事,因为这证明,新闻舆论可以监督政府的工作了。问题是,操纵这种新闻舆论的力量,并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单纯。换而言之,这股力量始终在滥用新闻舆论的权力。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的工作并没有因此变好,相反因此变得越来越坏。

东林党之所以会成为正义的化身,那是因为他们宣传的东西,与满清的政治宣传合拍了。

总而言之,大明皇帝昏庸、残暴、邪恶。问题是,如果大明皇帝真的昏庸、残暴、邪恶,东林党靠什么存在呢?魏忠贤一声令下,能让东林党销声匿迹,万历皇帝肯定也有这种能力。

总而言之,明帝国曾出现众多代表国家、百姓利益的正义之士,但是因为大明皇帝昏庸、残暴、邪恶,所以这些正义之士的愿望落空了。问题是,无论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都曾重用过东林党,也让帝国政府出现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结果呢?就是草驴换了一个叫驴。

事实上,东林党、邪党(或所谓的阉党),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是官僚集团的一部分。

在分析明末历史时,我们应该把东林党、邪党(阉党),置于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如果一开始就认为东林党是正义的,邪党(阉党)是邪恶的,那我们永远也无法看清这段历史的真相。

所谓东林党为国为民、忧国忧民,无非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肆意非议帝国政府、皇帝、执政官。

问题是,如果非议政府、皇帝、执政官,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危险,相反还有显而易见的利益。那一个人、一个利益集团,肆意非议政府、皇帝,有什么了不起的?

东林党肆意非议政府、皇帝,结果呢?东林党的普遍成员,不断混入官场,并且官职一再上升。

东林党因此承受的风险,有多大呢?其实是非常小的,至少明帝国政府很少因此打击他们。

也许有人会说,东林党为了与阉党相争,曾让阉党杀了好多人。问题是,东林党在和阉党的斗争中,死于非命的人,也就十来个。而阉党在党争中,死于非命的人,却有二十多个。从这层意义上,当阉党比当东林党更危险。

也许有人会说,加入阉党,意味着可以迅速升官。

问题是,加入东林党,也意味着可以迅速升官呀。因为许多东林党人,也是动则连升三级,一步登天。

东林党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拿到现在来说,就相当于一个利益集团,控制了一家大型媒体,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力,谁也不能低估。

东林党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自然会有许多官员,想和东林党合作。

一切是显然的,某个官员愿意满足东林党的利益(提携东林党成员当官,或是给东林党造势),东林党就会把他包装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之士。当然了,与此同时,还可以无限丑化他的政治对手。

逻辑是现成的。总而言之,愿意与东林党合作的人,自然都是君子;与东林党作对的人,自然都是小人。

这种逻辑虽然霸道,但是好像能说通。当然了,前提是先得证明,东林党就是正义的化身,就是评定一切是非对错的标准。

最初,比较有远见的官员(凤阳巡抚、漕运总督李三才),最先发现了东林党的这种价值,于是就开始和东林党合作。当然了,东林党自然开始为李三才大造舆论。总而言之,李三才廉洁、能干,是帝国的栋梁之材,应该到帝国中央政府主持工作。会内阁缺人,建议者谓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内召。由是忌者日众,谤议纷然。(摘自《明史·李三才》)

如果东林党说,顾宪成之类的人廉洁云云,他们的政敌也许懒得去反驳。因为顾宪成之类的人,一直待在清水衙门,就算有贪腐行为,肯定也比普遍官员轻微。问题是,李三才作为一个巡抚,而且还主管漕运那种肥缺,如果说他能保持廉洁,那就好比说母猪也会上树一样。

在这种背景下,东林党的反对者,就揪住这件事不放手。总而言之,大家一块证明,李三才是一个大贪官。更间接证明,东林党就是一个妖言惑众的团体。虽然东林党赌咒发誓,李三才就是一个大清官。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表明,李三才就是一个大贪官。

李三才是不是贪官的争论,最后惊动了皇帝。于是,皇帝就派人介入调查。结论呢?李三才就是个贪官。这一折腾,李三才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李三才有雄才大略却爱耍手腕,善于笼络朝廷大臣。巡抚淮上十三年,结交的人遍天下。生性不能坚持廉洁,所以为众人所抨击。(摘自《白话明史·李三才》)

从李三才的事件,我们大约可以看出来,东林党运作的基础是什么。总而言之,东林党控制了社会舆论,许多官员希望利用这种社会舆论,于是就相互勾结、利用。最后呢?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都被美化了;不与东林党合作的官员,都被丑化了。最后官场被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和东林党合作的清官,另一类是不和东林党合作的贪官。

如果东林党从未掌握过权力,东林党那套蛊惑人心的言论,自然可以骗过涉世未深的小皇帝。问题是,东林党掌握过权力,而且掌握的权力非常大。

东林党势力昌盛,大批正直的人充盈朝廷。赵南星加倍寻找举荐被遗漏的东林党人,把他们安排在各个部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执掌法令;李腾芳、陈于廷辅助选举;魏大中、袁化中主管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肕等人全部放在部里执政。而这四司的下属官员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也都受到民众的称颂。朝廷内外欣喜地期望能有所作为,而小人侧目,更想赶走赵南星。(摘自《白话明史·赵南星》)

结果呢?帝国的局面并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相反因为他们的介入,变得越来越乱。

总的来说,东林党就是一个靠扯淡发家的利益集团,所以他们发家后,依然只会继续扯淡。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就会充满一种大言不惭的习气。

东林党在天启初年执政,王化贞高呼六大军荡平辽阳;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执政,袁崇焕高呼五年平辽。

当时的东林大佬都身居高位,面对高级将领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都好像没事人一样。最神的事还在于,最后出事了(天启初年,帝国丢失整个辽东;崇祯初年,满清大军打到了北京城下),东林大佬都是一脸无辜的样子。总而言之,这与他们无关。

就东林党这种表现,我相信,谁当皇帝,也想拿板砖拍他们。

这就好像,你开了一家公司。有几个人,跟你吹得天花乱坠,总而言之,你重用他们,就能如何如之何。问题是,你重用他们之后,公司业绩没有任何好转,反而越来越差。他们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总而言之,怨这、怨那,就是与他们无关。面对这种事,你肯定也想拿板砖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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