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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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人们，普遍相信明天会更好。这不仅是对科学技术的认可和期望，也是自我的一种信心，更是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古人以及古人的见识与思想。这种看法是不是对的，很难给出统一的结论。因为在历史发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更信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例如圣人，思想家等等，这些人虽然已经死去，可他的思想或见识却保存了下来。他们的见识或经历能穿越时间，启发后人。

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我们最向往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学习方法，乃至见微知著的前瞻性本领。
    举个例子来说：现代生物学研究发现孩子分别遗传父母50%的基因，但很久以前的古人，凭着直观，看到种子的繁衍，一粒种子落在泥土里，只要条件合适，就能繁衍千千万万的后代， 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可以推广到人类的繁殖。认为女性只是以如土地般的子宫，培植了男性播撒的种子。这种想象令古人看到“亲亲”在一段时间内的制度收益。周王朝延续了800年就是例子，基于制度建设的其他后世长命王朝基本在300-600年之间。

《吕氏春秋》《淮南子》和《韩诗外传》记载了类似的故事：周朝统一天下后，姜太公吕望封齐，周公旦受封鲁，2个伟大的政治家在各自的封地推行了各自治国的方略和制度。曾有过一段坦承直白的交流。

　　 太公：“你会以何种方略治理鲁国？”

　　 周公：“尊尊，亲亲。”

　　 太公：“鲁国会逐渐衰落的。”

　　 周公：“你治理齐国会是何种方略呢？”

　　 太公：“举贤，尚（上）功。”

　　 周公：“日后齐国一定有人弑君夺权。”

《吕氏春秋》不惜笔墨大肆赞扬2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淮南子》《韩诗外传》也是从另外的层面赞扬太公和周公是圣人，说他们见微知著。关键是数百年后，齐鲁两国的结局与太公和周公的预判居然非常近似。齐国确实国力日增，直至齐桓公尊王攘夷，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但太公之后24代，田氏取代了姜氏，篡夺了国政。即便如此，齐国总体上仍是强国。 鲁国虽然国力则日衰，但直到第34代后，鲁才被楚国灭了。

根据历史记载太公和周公都是政治社会军事经验丰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既然史书上没记载他们的更进一步讨论，可能是因为2位圣人深知：没有什么稳固、统一、所谓“最本质”的人性和制度来保证永恒意义上的“长治久安”，制度选择只能针对具体现实迫切的难题，因此各有利弊和风险，不能指望有放之四海皆最佳的制度选择。即便再努力，有时，人算也不如天算。抽象理论分析和争辩没太大意义，那只能交由政治行动者面对现实做出更切实的选择。

我们再来看一位圣人的例子：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大意是，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说：“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和所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的和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有继承周朝的，就是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这里孔子通过制度的结构性稳定与人性的习惯性传承，通过一个重要概念：损益。来看社会的演化、增减、兴革。即对前代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等有继承、没袭，也有改革、变通。3000年以后的朝代也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个看问题的角度与深度非常令人赞叹。

我们回头分析姜太公，虽然是西周功臣，但姜太公是异姓诸侯，你让一个不是血缘关系的人搞西周的治国方略，他与周天子的关系既不是“亲亲”，也不是亲亲层面的“尊尊”（不是同姓诸侯中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充其量最多只是政治层面的“尊尊”；姜太公明白，有些事没法操心，也不好操心。例如人家兄弟之间的恩怨情仇，你作为外人，怎么处理？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仅为避嫌，我们现在思考，太公这样的选择也许是最好的实践了周天子的“尊尊”，太公在自己封国内强调“亲亲”跟谁亲？怎么亲？。这样看他选择和倡导“举贤尚功”，成了不错的选择。这样既能尊奉周天子，乃至必要时，有能力“勤王”“尊王攘夷”，后世的齐桓公称霸之时，就有尊王攘夷的口号。

从另外的角度看姜太公贫寒出身、军事生涯，擅长兵法。这样的背景，只会令他强调个人的努力，从论功行赏，依据能力和功绩拔擢人才。他是强者，自然会倚重一个竞争的制度。在这一点上，兵家或后来的军队建设都是一致的。

这样分析，道不同，不相为谋恰恰是一种智慧。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同质化。同质化还真没有多少智慧可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