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刚杀了魏忠贤，大明朝就垮了？就只有一个原因：他不讲道理
明崇祯十七年，“闯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心腹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自缢于煤山，成就了“君王死社稷”的身后美名。
临终之际，朱由检留下了一句推卸罪责的话：“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而陪在身边的王承恩，却给出了一句让人难以理解的感慨：“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崇祯皇帝殉国处
王承恩口中的“忠贤”，就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九千岁”、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奸臣”之一、天启年间的“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
历史上的魏忠贤有多坏？崇祯皇帝称其“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梁启超称其“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蔡东藩先生称其“恶贯满盈，中外切齿”。可就这样一位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的大奸臣，为何能得王承恩如此赞许，为何能影响到明朝国势的发展？
换句话讲：为什么刚杀了魏忠贤，大明王朝就垮了？
我们先来看下魏忠贤当权时，大明王朝的具体表现：
1、这一时期，朝廷的防御重点在辽东地区，“龟缩山海关”的决议被推翻，孙承宗率军向关外推进；而后，接替孙承宗督师辽东的袁崇焕，在关外打了几次漂亮的胜仗，甚至一炮将后金之主——努尔哈赤轰到重伤不治。
2、这一时期，关宁铁骑满员满额，粮饷充足；皮岛军队不但不需要精简，毛文龙甚至还可以大肆开展黑市贸易，抢掠朝鲜边民商旅，硬是将皮岛打造成了军事重镇，有效钳制了后金东部地区的多座城池。
3、这一时期，袁崇焕构筑了著名的“关宁锦防线”，从宁远到锦州，几乎所有的城池都被翻新、加固。火铳、战车、地雷、炸弹，甚至连“红衣大炮”这等先进武器也被搬上了城头。
如此背景之下，大明军队几乎一直在压着后金的八旗军队打，努尔哈赤、皇太极、阿敏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败绩。这一时期，皇太极也只能暂时龟缩于盛京，不敢轻易出手。
如此一片大好的关外局势，自然离不开强大的财政支撑。那么，魏忠贤哪来的钱呢？
并没有像崇祯皇帝那样，从穷苦百姓身上掏银子，而是将手伸向了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的江南地区，恢复了万历末年被废黜的工商税、海税等。
如此举动，辽东地区的将士们自然欣喜，不用被搜刮殆尽的百姓自然欣喜，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一阵为魏忠贤修建“生祠”的高潮。注意，这并非为魏忠贤翻案，在所有的“生祠”修建中，就属辽东将士和河南百姓修建的最为用心。为什么？就是因为魏忠贤保证了辽东将士的钱粮供应、一手打造了当时的大好形势；就是因为魏忠贤非但没有给百姓加赋税，反而在河南受灾时，下令“免除赋税、由内库拨款赈灾”。
只是，魏忠贤的所作所为伤害了当时最大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东林党”。这个由“江南士大夫”组成的势力集团，不为国家兴亡担心，不为战场局势担心，更不为朝廷财政担心，他们担心的就只有一个：不能让朝廷在江南地区收税，因为那里都是我们投资的企业。
于是，“东林党”和他们口中的“阉党”不共戴天，视魏忠贤为死敌。所以，崇祯皇帝刚一登基，“东林党”便借着新皇集权的天赐良机，一举将魏忠贤扳倒，重新掌控了朝廷的话语权。
“东林党”的圣地——东林书院
“东林党”掌权后，大明朝廷又变成了什么模样？
江南地区的工商税、海税再次被废黜，朝廷的财政收入全部转移到了北方地区百姓的身上，在正常的赋税外，还增加了著名的“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废除富庶的东南税收，却派军队到贫困交加的西北旱区、灾区加赋、征税，这就是被后世评价为“道德楷模”的“东林党”！
除此之外，“东林党”还主张对后金讲和，甚至认为辽东将士对局势的有效控制就是劳民伤财；对农民起义则是“得过且过”的暧昧态度，一力主张“招安”，让起义军逐渐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逢此乱局，“东林党”除了极个别的清官外，几乎人人贪腐，拼命捞银子、准备后路。
看到这里，有人不禁要问，崇祯皇帝也不傻，为什么就非得听“东林党”的摆布，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征收税赋吗？
别忘了“东林党”是干嘛的？他们可是靠“嘴”吃饭的文人、士大夫，久润官场的老狐狸，论讲道理，天下绝对难逢对手。但凡崇祯皇帝有点伤害到“东林党”利益的举措，这些人不把崇祯皇帝说的愧对“二祖列宗”、愧对大明江山都不算完。
于是，崇祯皇帝便被“东林党”限定在了一个圆圈内，在圆圈内，你就是千年难遇的英明君主；出了圈，你就是无道昏君，就是败坏祖宗江山的历史罪人。于是，崇祯皇帝变成了一个被蒙在鼓里的可怜观众，眼睁睁地看着“东林党”上演着一幕幕祸国殃民的大戏。
有诸多后世学者认为，崇祯朝的大明军队之所以在辽东地区节节败退，无外乎一个“钱”字。因为财政困难，让崇祯皇帝畏首畏尾，甚至疑心重重，将唯一可能改变局势的袁崇焕凌迟处死；因为财政困难，辽东将士缺粮缺饷，难以为继，又该如何面对如狼似虎的八旗军队！因为财政困难，崇祯皇帝只能同意朝臣精简地方机构的建议，其中将明朝直接推翻的李自成就是这次精简范围内。
朝廷没钱，但几乎掌握着大明财政根本的“东林党”有钱啊！可等到崇祯皇帝向这些“忠臣”、“楷模”伸手要钱的时候，他们几乎全是一样的回答：
臣是清官，臣没钱；你杀了我，我也没钱！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说明：周皇后的父亲，崇祯皇帝的国丈，“东林党”的代表人物——周奎，面对崇祯皇帝的“捐款”要求，却向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要来5000两银子，还自己扣下了2000两，向朝廷“捐助”了3000两。可等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却从周奎手中搜刮出三百万两白银之巨。国丈尚且如此，其余朝臣的表现，可想而知。
这就是魏忠贤和“东林党”之间的区别，魏忠贤从来“不讲道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哪里有钱，哪里能弄到钱，我就朝哪里伸手。什么忠奸、道义、名声、影响，大明王朝倒了，一切都是空谈。只不过，崇祯皇帝直到被逼上煤山，才想起自己的哥哥——天启皇帝临终交代的那句“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才觉察到“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皆为奸臣所误”。
行文至此，不禁感叹，历史还真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如何书写、如何篡改，甚至如何抹黑，全由胜利者说了算。后世对于魏忠贤“奸臣”形象的认定，很大程度上来自《明史》；而《明史》则由清初文人集团书写；而清初的文人集团，原“东林党”又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魏忠贤到底是何种形象，也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