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漫话
独树一帜的中医理论体系
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中医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说它独特,是因为这种理论和现代医学以及其他传统医学的理论都不相同,是中医所独有的、特殊的理论。
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先秦至东汉年间,随着四大经典一《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的相继问世,全面总结古代医药学知识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之后,历代医药学家又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创新,使中医药的理论逐渐系统完善起来。
中医理论体系的独树一帜,集中体现在整体观念、恒动观念和辨证论治等方面。
整体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即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相统一。“人身一小天地”。人的整个形体结构,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脏腑经络到四肢百骸,从精、神到气血津液,无不彼此相关,互相协调。由此及彼,推及人体心理、生理等基本机能活动,也无不彼此维系,互为影响。
中医整体观体现到病理上,一是可以通过脏腑间的生克互为影响,如心病能够传肺(火克金),肺病能够传肝(金克木),肝病能够传脾(木克土),脾病能够传肾(土克水),肾病能够传心（水克火)。二是可以通过脏与腑的表里关系彼此波及,如心病可以移热于小肠,肺病可以波及于大肠,肝病可以波及于胆,脾病可以波及于胃,肾病可以波及于膀胱。三是脏腑病变可以通过体表苗窍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如心开窍于舌,心热可以导致舌糜;肺开窍于鼻,肺寒可以导致鼻塞;肝开窍于目,肝热可以导致目赤等等。四是脏腑疾病,可以通过彼此维系的经络,反映到体表上来……。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情况,这里仅是举例说明而已。
体现在治疗上,中医整体观的妙处,不仅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且还可头痛医肝（如平肝潜阳治疗肝阳上亢头痛),脚痛医肾(如补肾壮骨治疗腰酸脚痛》。由此引申扩展,上病可以治下,左病可以治右,外病可以治内等等。对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妙语如珠地説,"从阴引阳,人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灵枢·終始篇》的説法也石破天惊，教人刮目相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举例来说,……
世界嘱目的针灸疗法
中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穴位是脏腑、经络之气输往并散发于体表的部位,而联系脏腑和穴位的通路,就是经络。针灸就是把外加的各种刺激,通过体表穴位输入,再经过经络传导而作用于全身。针灸治病的作用,不是直接针对病原体,也不是直接作用于发病的组织器官,而是通过针或灸的刺激,对机体进行整体调整,起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扶正祛邪的作用,使机体内部各脏器之间,机体和环境之间,协调一致或综合平衡,从而大大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
经络学说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其实质虽然至今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已可用仪器设备进行部分说明。
撩开气功神秘的面纱
那末,中国古老而又神秘的气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我们每个人的人身都是与天地宇宙有着千丝万缕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小天地。这个小天地在与外界环境联系的同时,它本身内部的各系统、各脏器之间,也一刻不停地在进行着生命的新陈代谢活动。这种新陈代谢活动的重要现象之一,就是气的作用所产生的“化生之道”。据古代中医文献记载,人身有“精、气、神”三宝,其中“气”的作用尤为突出。用现在的话来说,“气”是一种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精微物质的原动力。所谓气功,就是用调息意守等方法,或配合一定的动作,使大脑皮层充分发挥它对人体内部的主导调节作用,借以恢复、唤醒、增进人体中这种“气”的活力,从而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阴阳,有病治病,无病保健强身,进而延年益寿的一种独特的医疗保健术。
治病必求于本
古代医家认为,病之有本,就好比草木之有根,治病不求其
本,犹如除草留其根,是无法取得满意效果的。这里的“本”,指疾病的本质、根本,也就是疾病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主要矛盾。因此,“治病必求于本”的实质含义,就是要善于分析和处理主要矛盾,找出并消除根本的病因。明代大医张介宾曾引用王应震的“治病求本诀”说:“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遗精不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因为痰饮、出血、无汗、发热、喘促、遗精等病症,都有各自不同的致病因素存在,必须首先辨明致病的原因,然后立法施治,才能从根本上治愈疾病。拿出血证来说,常见的病因就有热伤营络、气虚不摄、暴怒气道、瘀阻经隧等多种,出血虽同而病本各异,所以不宜一见出血就用止血药,而应当探本求源,从根本上去消除病因。这样,才有可能药到病除。
“本”是相对于“标”而言的。按照中医的理论,标本两字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说明疾病变化过程中各种矛盾的主次关系。如以整体和局部而言,整体是本,局部为标;以邪正两者而言,正气是本,邪气为标;以发病先后而言,原发病症是本,新发病症为标;以病因和症状而言,病因是本,症状为标,等等不一。
祖国医学认为,人是以五脏为中心,把六腑、九窍、肢体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精、气、血、律液的作用,完成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中医学不仅从整体来探索生命活动的规律,而且在分析病证的病理变化机制时,也着眼于分析局部病变所反映的整体病理状态,及局部病变对整体的影响。所以,正确认识人体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是辨证求本的前提。对此,著名老中医金寿山深有体会,他说:“临床上确有某些内伤杂病,辨病论治也好,辨证论治也好,就是治不好,而一着眼于整体,从改善病人的体质入手,或温其阳,或补其阴,或益其气,或养其血,对其病的一方面,有咳嗽,可不用与治咳有关的药,有吐血,也不用一味理血之药……看似药不对症,不着边际,却收到满意的效果,这就是治体……也可以说是'治病必求于本”(《金寿山医论选集》)。
在邪正关系上,中医十分重视以人的正气为本。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气虚不仅是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而且疾病的发展和传变,也多取决于正气的盛衰存亡。因此,在治疗时注重扶固正气,以增强机体自身的免疫抗病能力,是治病求本思想的重要体现。以这样的思路来治疗各种慢性病和癌症等疑难病症,常可获得较理想的效果。
“以平为期”一一中医治疗学追求的目标
有关人员解释说,太极图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象征,而且也是中医理论的形象体现。太极图又称阴阳太极图,是由对称的一头大一头小的黑白两部分组成的一个圆。黑的表示阴,白的表示阳,黑白阴阳之中又各有一个颜色相反的小圆点,表示阴中有阳(阴中潜伏有阳的因素)、阳中有阴(阳中潜伏有阴的因素)。整个太极图十分直观地显示了阴阳对立统一所表现出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动态平衡关系。如果用黑白匀称的太极图表示机体阴阳平衡的生理状态,那么很好理解,在一个圆内,白的部分扩大,势必导致黑的部分缩小,表现为“阳胜”。“阳胜则阴病”(阳热亢盛则阴液受到损害)。反之,黑的扩大,势必导致白的缩小,就是“阴胜”。“阴胜则阳病”(阴寒偏盛,则阳气受到损伤)。
从中医“平人者,不病也”的观点看,健康无病者都是阴阳处于相对平衡的人,他们的太极图都是黑白匀称的。但健康人中的强壮者和体弱者的平衡基础不同,用图来示意,则强壮者的太极图要比弱而无病者的太极图来得大,前者属于强平衡,后者属于弱平衡。中医治病强调用药适度,也反映了“以平为期”的思想。道理很简单,用药过了头,即使药证相符,也会“过犹不及”,产生新的不平衡。<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意思是说,中医治病一般不以药物直治到底,而主张用药到一定程度,继之以谷、肉、果、菜等食物疗法,以帮助机体的气血阴阳恢复到病前的平衡状态。
由此联想到社会上有不少人迷信补药,不管自身情况如何,什么补品风行,就趋之若鹜,以为补总比不补好,这实际上是一种偏见。因为身体健康是基于机体内部的阴阳平衡,如果身体原本没什么病,硬要用药去滋补,岂不是反而干扰或打乱了原有的阴阳平衡而不利于健康吗?即使真的是身体虚弱,也还有补什么和怎么补的问题。没有针对性或不适当地进补,同样有害处。可见,“以平为期”的思想还应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才能有利于人们的治病和保健。
证别标本，治分先后
有位老中医总结其运用标本理论治病的体会说:“修枝务使花增发,培灌兼令蠹不生。渐觉青囊如种树,应时用力喜滋荣,”这位老中医以花来比拟本,以蠹来比喻病,或修枝,或培灌,或修枝培灌兼施,目的都为了花繁叶茂。而三种方法的具体施用,则全在于相机择宜。总之,临床治疗需基于辨证,并以整体观来全面权衡轻重缓急,正确掌握标本先后的治疗原则以随时根据病变的主要矛盾调整治疗方案,以期缩短病程,提高疗效。
扶正与祛邪
《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由于人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一且生病,常有单纯正气不足,单纯邪气鸱张,或正虚邪实,彼此夹杂,或先实后虚,先虚后实等情况出现。
辨别邪正虚实,目的在于施治,或祛邪,或扶正,或先袪邪,后扶正,或先扶正,后祛邪,或扶正即所以祛邪,或袪邪即所以扶正。然而名目虽多,但却万变不离其宗,关键在于扶正和祛邪两者。那末,从方法上来说,又何谓“扶正”,何谓“祛邪”呢?扶正是指用补气、养血、滋阴、益阳等方法以弥补机体的不足,调动人体自身存在的抗病能力;祛邪则指通过发汗、通便、杀虫、化痰等方法来消除病因或病理变化产物的一种治疗方法。虽说两者一是以补为主,一是以攻为主,犹如用矛和用盾,其功用固然有以防御和以进攻为主的不同,但总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即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像历来的军事学家都重视攻守这一矛盾对立体一样,历代名医都非常重视扶正与邪的正确运用。曲池老人有诗说:“修枝务使花增发,培灌兼令蠹不生。”无论是用剪刀修枝,还是用肥料培植,都不能离开使植物生长得更好这一最终目的。医生治病也是一样,无论用攻用补,都不能背离治病救人这一宗旨。
当然,扶正法有时也兼有驱邪作用,同样有些驱邪药也兼有扶正作用。扶正即所以祛邪,祛邪即所以扶正,这个道理我们在《中医免疫法古今》中已经有过交待。古人说:“用药如用兵。”这个比喻十分确切,用兵的目的是除暴安良,用药的目的是治病强身。善战者,必知攻守之道;善医者,必明攻补之理。这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医生的水平。
值得提醒的是,一般人出于“好补而恶攻”的心理,就诊时常常希望医生多用扶助正气的补药,少用祛除邪气的攻药。其
实,这正是非常要不得的。就以人参扶正来说,从古以来,对此谬信谬用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医史中几乎不绝于书。清代名医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曾分析滥用人参扶正的危害说:“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消之药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者之罪,已不可胜诛矣。故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病家如此,医家如此,而害人
无穷矣。”可谓入木三分。
辨证与辨病
那么什么是“证”呢?它与“病”又有什么区别呢?“证”,是证候的简称,其含义是证据或征象。中医学的证候不同于一般的症状或某些综合症候群,它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之病因、病位、病性、症状、病机的综合概括,是病的横断面,涵盖着此病人在该阶段的邪正双方的全面状况和发展态势。而
“病”则是机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下的全部病理的纵向过程。—个病可有几个证的演变过程,一个证也可是几种病的共同反映。
所谓辨证,是将望、闻、问、切四诊所搜集的病史、症状、体征等资料,结合可能影响疾病性质的患者年龄、体质等自身因素和自然、社会环境等外界因素,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综合分析,审辨其病变部位、病变性质、邪正斗争的盛衰强弱及其发展趋势等,最后概括地确定其为某一“证型”,为临床施治提供依据。例如,患者出现发热恶寒,无汗,头痛身痛,咳嗽鼻塞,气喘,略吐白痰,脉浮紧,苔薄白等症状,即可根据“肺主宣发,合皮毛,司呼吸和寒为阴邪,其性清冷凝滞,容易侵袭肌表经络,壅遏卫气”等理论,综合分析其病因为外感风寒,其病变部位在肺和肌表,其病变性质为表寒证。又病属初起,邪气盛而正气未衰,呈正气抗邪于体表之势,故属于实证范畴。因此,此病者即可诊断为风寒侵袭肺卫的表实证候,其治法宜用辛温解表,宣肺止咳。不同的疾病如果它们所呈现的病理生理反应状态相同,中医则认为属同一证型,就可用同样的方法去治疗。反之,所患疾病尽管相同,但因处在不同的病变阶段,或因病人的自身因素或环境因素等差别,则其证型各异,治疗方法也就有所不同。这就是中医常讲的“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
在几千年的诊疗实践中,中医学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方法,其中八纲辨证、病邪辨证、脏腑辨证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再说说辨病。它是医生根据病人的病史、自觉症状和各种检验手段获得的客观指征来确立诊断的思维过程,是以研究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特殊规律为宗旨的。因此,辨证与辨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辨证注重个体差异,着重反映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理特征和机体的反应状况;辨病侧重于认识疾病的特性,从总体上把握疾病的发展趋势。掌握了中医的辨证论治手段,
即使在没有明确的疾病诊断,或者虽有疾病诊断而目前对这种疾病尚无特效疗法的情况下,也能对这些疾病进行治疗。相反,如出现只有实验室各方面检查所得出“病”的证据而无证可辨的情况，则可根据辨病的原则去进行施治。可见，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无疑会使治疗更具特异性和针对性。
总之,辨证与辨病的结合,标志着现代中医药学研究的进展,也为当前进行中西医结合临床与理论研究指出了一条途径。两者的結合,ー方面可发揮中医学术的特长---辨证用药,着重调整机体功能;另一方面又可吸收现代医学之长---用药针对病因,以控制疾病的发展。因此,对其深入研究,已成为当前中西医结合的一个热点。
良医不废外治
外治法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瑰宝。广义的外治法包括内服药物以外的各种治疗方法,它通过肌表或九窍,作用于体内,达到治病的目的,具有简、便、廉、验和副作用少等优点。素问·五常政大论》说:“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外治法即从外取治病。自从外伤、皮肤,五官、针灸、推拿成为独立专科后,近代论述的外治法,主要是指用药物或配合适当器械治疗
内、妇、儿科病证的“内病外治法”,常用的有膏药、填脐、含漱,噙化、喷雾、药枕、热熨、沐浴、发泡、溻渍、探吐、搐鼻、坐药、拍打、浸泡及敷、擦、涂、洗、蒸、熏、围、掺、封、点、滴、塞、吹、导、扑等数十种。
祖国医学的外治疗法,源远流长,颇具特色,向为医家所重视。中医外治法同样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吴师机认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即只要辨证准确,内服汤药与外贴膏药有“殊途同归”之妙。二者的区别,仅仅是给药的方法和途径不同而已。人身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外治用药通过体表与体内,经络与俞穴,诸窍与脏腑的特定联系,而起到治其外而作用于内的效果。因此,吴师机强调医者须明经络之道,以及七窍之气相感于内之理。
养生动静两面观
“静”和“动”究竟和健康有何关系,欲求长寿是信奉“养静为摄生首务”,还是恪守“生
命在于运动”?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据古籍记载,在“黄帝”时,有个叫广成子的养生家,认为“必静必清,无劳女(汝)形,无摇女(汝)精,乃可以長生"(《庄子·在宥)。《淮南子·诠言训》亦载录其见解说：“慎守而内,周闭而外……抱神以静,形将自正。”这可以视为静神养生思想之滥觞。
春秋战国之际,老子、庄子观察了当时自然、社会、人事方面的变化,打出了“清静无为”的思想旗帜。从这一思想出发,老子谈养生“不言药,不言仙”,而强调“致虚极,守静笃”,主张坚守清静,使神气自满,以此为长生不老之药。庄子受老子之学影响,认为虚静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以此可臻寿域。
在先秦诸子中,除了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外,儒家、法家在这个问题上亦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儒家强调“仁者寿”。何晏注:仁者无欲故静,性静者多寿考。" 法家著作《韩非子·解老》亦说:“众人用神也躁,躁者多费……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
《内经》一书,对秦汉养生学说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的“恬檐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洵为养生之要旨。王冰解释:“恬憺虚无,静也,法道清静,精气内持,故其气从,邪不能为害。”为了使神气静而不躁,《上古天真论》主张“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以及“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内经》的这些论述,从医学角度奠定了静神养生的理论基础。
此后,不少养生家对这一养生思想续有补充和发挥。如为了达到清静神的目的,唐代孙思邈强调要“耳无妄听,口无妄言,身无妄动,心无妄念。”对于私欲仅靠自我抑制是不够的,为此,明代李梃提出了“以理求静”的原则。他说:“主于理,则人欲消亡而心清神悦,不求静而自静。”(《医学入门。保养说》)至清代,《老老恒言》明确提出“养静为摄生首务”,说明当时对静神养生已极为重视。
按照中医理论的看法,神是生命活动的主宰,又是养生之根本。志定神凝,潜藏内守,才能保持其正常的功能。在生命过程中,神气易动而难静,易耗而难守,若身心沉溺于情海名利之中,则会使神气外驰甚至消亡。现代科学亦已证明,人在“入静”时,大脑皮层处于主动积极的自我抑制状态,有利于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有助于调整大脑与内脏间的协调关系,并能对外界有害刺激产生保护作用。因此,静神养生法受到了古今养生家的高度重视。
与“静”相对,传统还有倡导以“动”为养生法的。早在先秦时期,古代养生家就懂得运动形体能却病延年的道理。《吕氏春秋·尽数》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已出现了导引之士。所谓导引,是指通过运动肢体,以达到形神谐调的健身方法。1973年,长沙马玉堆出土的西汉帛画《导引图》,绘有40余种导引姿态,足见当时用导引法运动肢体来养生,已经相当盛行。
汉魏之际的名医华佗在古代导引之士“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三国志·华佗传》）的启发下,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特点,创编了“五禽戏”这一导引法,为我国古代动功养生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魏晋以后,动形强身的原理已为众多养生家所认识。唐·孙思邈主张在清晨、闲时及食后散步,以经常小劳形体。宋人蒲虔贯《保生要录》专列“调肢体门”,并谓导引须“每日频行”。明·高濂《遵生八笺》不但提出“运体以却病,体活则病离”的观点,而且辑录了明以前有关导引的大量资料。清代曹庭栋《老老恒言》总结了卧功、坐功、立功中简易有效的肢体导引术,对推广动形健身法起了很大作用。
经常运动形体,能斡旋气机,宣畅血脉,强健脏腑,舒通经络,从而达到祛疾强身,益寿延年的目的。如今,“生命在于运动”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信奉的健身名言。
“静神”、“动形”的养生思想虽然自成体系,各有渊源,但两者又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庄子曾将养生分为“养神”和“全形”,主张“养神”当静中有动,“全形”当动中求静,说明动静结合的养生思想,在先秦时期已露端倪。至明清,动静与养生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阐明。《医学入门》在养生实践中悟出了“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的道理,提出了静养精神,动养形体的主张。清代医家方开从“天地本乎阴阳,阴阳主乎动静;人身一阴阳也,阴阳一动静也”的认识出发,强调了动静合宜的重要性。他认为人身之阳宜动,而人身之阴须静,但动静皆不能过度或偏颇。因为“过动伤阴,阳必偏胜;过静伤阳,"阴必偏胜。且阴伤而阳无所成,阳亦伤也;阳伤而阴无所生,阴亦伤也”《延年九转法》),惟有"动静合宜……乃得尽其天年"。黄凯均在《友渔斋医
话》中对动静与长寿的关系提出了一得之见。其谓“世间物龟静而寿,蟾蜍亦静而寿;"鹿动而寿,猿亦动而寿。……前人多称人能静默必长寿,其理果然。有好动者,亦长寿。要知动静于人,不可勉强,喜静则静,喜动则动”。但“最静之人,食后亦宜散步,以舒调气血;好动之人亦宜默坐片时,以凝形神。如此虽不服气,不居山林,亦往往能至大年”。
其实,从人体的生理功能来看,也是动静结合或动静交替的:日出而起,临夜则寐;久行思坐,久坐思行……。即使某一局部器官,亦都有其动静交替的规律。因此,动静于养生防病各有至理,不可偏废,而重要的是静中寓动,动中求静,动静必须相济和合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岁老人苏局仙所谓“人的养生法只有动静两字”,确实是要言不烦,一言而终的了。
上工治未病
“上工治未病”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一条重要治疗原则,它反映了祖国医学强调早防、早治的积极治疗观。
所谓“上工”,就是高明的医生;所谓“治未病”,含义有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预防为主,即防病为先,治病为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最早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它说,高明的医生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疾病已经形成再去治疗,乱子已经发生再去戡定,就好比临渴才去挖井,临打仗才去铸造兵器一样,那不是晚了吗?文中说的“不治已病”,意即不要等到疾病找上门才治疗,这个思想是很积极的。长那么,“无病早防”又该从哪些方面防起呢?这在祖国医学中有着丰富的论述。
二是强调有病早治。祖国医学除了强调无病早防,也很重视有病早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高明的医生治病先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等到要治疗五脏的病人,只有一半治得好。文中所说“皮毛、肌肤、筋脉、六腑、五脏”,实际是指疾病由轻到重的传变过程。一般说来,疾病的发展往往由表及里,由轻变重,由单纯到复杂。病刚开始,邪尚在人的体表,气血脏腑没有受伤,自然容易治疗。等到病邪传里,与正气相混或伤及正气,治疗就困难了,攻邪惟恐伤正,扶正又怕助邪。至于邪气深入,小恙酿成大病,问题就更复杂,甚至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史记中有一个大家典知的故事:名医扁鹊一次在齐国见到齐桓侯时说:“您有病在体表,不治疗病将加重。”齐桓侯不但不相信,而且还怀疑扁鹘是为了想得到好处。之后,扁鹘又两次见到桓侯,叮嘱他要及时治疗,并告知疾病正在进一步发展,但桓侯还是听不进去。到了第四次,扁鹊一见到桓侯,转身就走,桓侯觉得很奇怪,派人追问缘故。扁鹊说:“桓侯的病已深入骨髓,没有办法可以挽了。"过了五天,不出扁鹊所料,齐桓侯终因病重不治而死。
我这个故事说明有病不能讳疾忌医,必须在疾病尚未发展蔓延之前就及时治疗,《内经》所谓“上工救其萌芽”,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三是强调把握疾病发展规律,采取有效治疗,以阻断或避免其传变。《难经》说:“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日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日治已病也。”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也有类似的说法。祖国医学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人体脏腑彼此相关的整体观念。人的五脏彼此相辅,又彼此制约,从而维持着整个人体生理内在的动态平衡。为此,一脏有病,影响到其他脏腑,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举一反三,肝脏病治未病如此,其他各脏治未病,也都可参照这一原则。
病与未病是一对矛盾,人体某一部分发生病变,通常会影响
到没有病变的其他部分。因此在治疗时既要考虑解决好已病部分的矛盾,也要顾到已病和未病之间的矛盾。疾病存在着自身发展的某些规律,医生治疗时,应该善于把握这些规律,阻断其向坏的方向发展,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清代名医叶天士说他治病“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确实是其成功的经验之谈。总之,上工治疗疾病,总是着眼整体,进行通盘考虑,以期提高疾病
的治愈率,否则缺乏整体观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难称“上工”了。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
我们中国有句老古话,就是,“安民之本,必资于食”,但就个人的养生保健来说,那末唐代大医孙思邈所提倡的“安身之本”,也就“必资于食”了。
在这方面,我们的祖先有足够的认识。《周礼·天官》记载,当时宫延医生已经有了食医、疾医、疡
医、兽医的分工,其中食医,就是专管帝王饮食的营养生。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说明,注意饮食之道,对于医疗保健和健康长寿,是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那么,怎么个“必资于食”法呢?换何话说,也就是怎么个饮食才合乎颐养之道呢?这就要从饮食的新鲜洁净、合理调配、素食清淡、合时有节、食后调护等方面来作综合考察了。
关于饮食的新鲜洁净，从现代科学饮食观来说,食物变色,气味难闻,且不说口感恶劣,影响食欲,严重的还会因食物变质而招致疾病。同样道理,要求所吃的蔬菜,也一定要保证新鲜,并且把它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再进行烹调，藉以严防病从口入。
所谓“合理调配”,就是说食谱要广,不要偏嗜偏食,这样有荤有素,才能满足人体对多种营养的需求。《素问·藏气法时论》所谓“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莱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除了谷、肉、果、菜外,合理调配的另一层含义,是要注意烹调时的五味调和。所谓“五味”,就是酸味、苦味,甘味、辛味、咸味。五味调和的目的,不仅在于使菜肴、点心可口,以启人食欲,更主要的还是在于有益健康。
说到“素食清淡”,是不是和谷肉果菜的合理调配有矛盾呢?
其实一点也不。所谓“素食清淡”,就是平时饮食,要以素食为主,以清淡为主,并不是说绝对的不要吃肉食荤腥,然而切忌的是高粱厚味,因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疗)”,《吕氏春秋》也说:“肥肉美酒,务以自强,命曰烂肠之食。”
对于饮食清淡的好处,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应保守中国饮食法》一文中有过很好的发挥。他说:“中国不独食品发明之多,烹调方法之美,为各国所不及,而中国人之饮食习尚,暗合于科学卫生,尤为各国一般人所望尘不及也。中国人常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饭,而加以蔬菜豆腐。此等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最为有益于养生者也。故中国穷乡僻壤之人,饮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寿。”这里,孙中山把长寿和饮食之间的因果关系门阐述得十分明白。按着,他侃侃地把笔锋转
向素食中的豆腐而谈:“夫豆腐者,实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质有肉料之功,而无肉料之毒,故中国全国皆素食,已习惯为常,而不待学者之提倡矣。”有意味的是,他还比较中西饮食习惯优劣道:“欧美之人所饮者浊酒,所食者腥味,亦相习成风,故虽在前有科学之提倡,在后有重法厉禁,如近代时俄、美等国之厉行禁酒,而一时亦不能转移之也。单就饮食一道论之,中国之习尚,当超乎各国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国人已无待于利诱势迫,而能习之成自然,实为一大幸事。”最后,作者谆谆告诚:“吾人当保守之勿失,以为世界人类之导师也可。”
说到饮食“合时有节”,这是说一天的三餐要定时而进,并且
吃时有所控制,不要暴饮食。对于前者,古书有“食哉惟时”和“饮食以时”的说法,当然,如果临时肚腹感到饥饿,适当地进些点心也是必要的。对于后者,则更为养生家所重视,所以记载亦
多。晋代张华《博物志》说:“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损焉。”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说:“饮食过多则聚积,渴饮过多则成痰。"金元四大家之ー李杲《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说：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生也。”明龚廷贤《寿世保元》“食唯半饱无兼味,酒至三分莫过频”的诗则似乎来得更有意味,耐人咀嚼。
在饮食调养方面,“食后调护”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从所宜方面来说,饭后一宜缓行。从“饭后调养”所忌来说,饱食后一则切忌急行或即刻工作。二则切忌倒头就睡。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的含义,除了强调食物在维持生命活动中的颐养作用,还包括以食为药,通过食物的选择和调配,来防治疾病。食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乌贼、海蛤、大枣、龙眼、蜂蜜、葡萄、大豆、芡实、苡仁、莲子等等食物的治病功效,为后世应用食物治病开辟了先河。至唐代,孙思邈进一步強调了食疗的重要性,指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斯之二事,有灵之所要也,若忽而不学,诚可悲夫。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可见,能寓强身治病于饮食之中,才称得上真正的高明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