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武汉特别峰会上的发言（2020，8.12）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亚布力论坛的各位企业家，尊敬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和各位媒体朋友，很荣幸来到武汉，参加这次的特别峰会。我的出生地是在武汉，那么更别有一番感概的心，看到武汉在决定性地战胜疫情之后现在生机勃勃的局面，由衷地感到兴奋。但今天我这个发言，是想以研究者这样一个定位，来理性地探索一下当前宏观视野之下，我们怎么认识疫情中之后中国的目标、态势、挑战和机遇。但我知道时间很有限，我想从下面四个角度简单勾画一下自己的认识，做一个汇报。

第一，说一下我作为研究者怎么样来简单认识和勾画中国2010年以后经济下行过程中间三重因素叠加。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年度的经济增速报的是10.6%，明显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态势，是两位数增长，但是当时中央有一种非常理性的判断，必须意识到黄金发展期的特征仍然存在的同时，矛盾凸现期的特征来了，需要牺牲一些速度，完成一个软着陆，后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过程中间地方和企业的困难，大家还记忆犹新。在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合在一起，我们往下从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寻求一个软着陆的过程中间，开始的两年是经济增长迅速落到了8%以下，后面跟着的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现在看，2010年这样一个跟前面30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一脉相承强劲的这样一个强劲增长年份，就是中国整个经济起飞和粗放型高速发展期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局面了。而往下落的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如果放在全球视野来看，它符合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共性特征——我们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是四千美元，坐稳了中等经济收入体这把交椅，再往下调整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必然要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那个高速特征，要完成往下的调整。但关键是这个速度不能一低再低，调整为所谓的中高速，仍然是大经济体里相对而言超常规发展的高速，而中高速最关键的相伴随的是实质追求，是要有结构优化支撑出来的高质量发展、升级的发展。在不能一低再低的这样一个追求高速转为中速发展的阶段转换的把握上，最高决策层面领导人他身边的主要智囊人士，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的，是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大写的“L”这一竖下来，然后它要转到一个它的尾巴拉出来的平台状态。本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中期化的平台特征，增速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而且大家也感受到结构优化带来的一系列的亮点和正面效应。但是很遗憾，2018年一季度以后，不期而至的贸易战把我们原来的平台的底线击穿了，它的不良影响使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走，2019年报出来的是全年6.1%，而四季度已经落在了整整关口6%上面。这个贸易战我们不必讳言，它实际上到现在的发展，已经又加进了科技战，从美国打中兴开始，现在全力打华为，打抖音，打微信；也加入了外交战，封我们的总领馆，驱逐中方的记者，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可能在后面跟着，包括大家现在这两天议论的，为什么美国大使馆LOGO要把中国字样去掉，只留下下面的北京，大家在这方面还都在高度关注。除此之外，咱们也不必讳言，它已经开始在金融方面有动作，最典型的是对于我们特别行政区香港，并还发生种种的威胁。这是我们下行过程中叠加上的第二重不利因素。

再说到第三重因素的叠加，就是我们可看到曲线图最右边急转之下，一下子有新冠疫情突发，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今年的一季度一下打到了负的6.8%，到1-6月份，回升到负的1.6%这个状态上。这样一个新冠疫情的冲击，当然是带来巨大的损害，我们感同身受，特别是在武汉、湖北——中国疫情发生以后的中心区域。但是这个疫情它叠加上的这个不利影响，跟前面两个因素有区别，它毕竟是短期的影响。这个疫情在中国本土应该讲得到控制的这方面，我们到现在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中国在武汉封城到武汉解封这并不长的时间段里，实际上完成了把疫情在本土基本控制住这样的抗疫任务。当然现在我们还得防范输入型的疫情的威胁，还要进一步考虑怎么样防范像现在有些原因还说不太清楚的北京新发地、乌鲁木齐、大连为什么又有一些突发的局部疫情。但总体来说，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我们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怎么样抗击疫情，怎么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次抗疫和原来的抗御SARS当然也有可比之处，现在如果从四阶段来看，我们现在就处在第四阶段上，是疫情得到明显缓解之后，怎么样一直推进到它的完全消除。

这个层面勾画完了以后，我想抓紧时间说一下各个视角上分析判断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短期和长期合在一起，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这次疫情我强调了它是一个短期的冲击，冲击后我们现在可以说，中国本土有相当大的把握，复工复产会进一步推进到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国际上当然不确定性非常明显，但是最简单地说有这么一个认识框架，两年为期，现在面对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包含着明显的确定性：就是你把两年看完，今年和明年走完，全球范围内，防病应该有可以使用的疫苗（最近不断传出这样一些令人感到值得肯定的进展消息）；在治病方面，两年为期来看，有效的药物肯定可以结合较丰富的治疗经验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既然如此，这个短期的冲击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控制是有确定性的前景的，关键是中国怎么样在这次冲击之后，前面三重的下行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以后，我们怎么样去把握好现代化战略，继续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进程。这方面它还有巨大的疫情之外的不确定性，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这里面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国际上的考虑，中国面对着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恶化的严峻局面，我们必须重温邓小平的谆谆教诲，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这里面他还用了一句话叫“韬光养晦”，但很遗憾，翻译成英文以后给外面造成一些误解，但他实质的意思讲的是“善于守拙”，知道我们的短处，知道我们现在综合的实力上还难以和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抗衡，那么怎么样“有理有利有节”地掌握好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我们必须是注意低调行事，不争一日之短长，不逞一时口舌之快，一定要注意外交是趋利避害的，我们自己最关键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中国尽可能调动一切潜力把它发展起来。那么，当然这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之下，从我们的企业、企业家的有所作为到整个社会我们怎么样能够千方百计继续争取现代化和平崛起的推进。

从这个视角再往下讲，前面几位发言者都说到的“双循环”的认识，其实是从原来我们都已经接受的拥抱全球化的同时，还有必要在一些特别的阶段上强调与“扩大内需”的结合。扩大内需是讲的国内需求的潜力释放，它一定要得到我们本土供给的回应，它形成的就是一个供需循环，现在外面这么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种种压力之下，当然我们要更多侧重于扩大内需的内循环，但绝不意味着回到闭关锁国。我们和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的基本的形势，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闭关锁国。美国方面想说脱钩，实际上主要是威胁，它可能有局部脱钩的种种动作，但绝对不可能设想美中贸易归零，人员不往来，经济活动和投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刀两断，不可能。当年美苏各贴一种标签，各领一个产业链，所以，可以滑入冷战局面，但现在生产力层面的基本面，决定了中美之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局势可能恶化，但是你要说全脱钩却不可能。这是一个基本判断。至于说高端的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卡脖子的技术，早就一直是脱钩状态，从来就没有挂上钩过。芯片这样的核心技术只有用“举国体制2.0版”，在国内利用过去两弹一星的经验，同时要坚定地在市场经济时代对接全球市场，寻求5-8年之间的突破，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攻坚克难的典型的国家级工程来解决。

把这些看法说完以后，我最后想强调一下，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有什么样的纷繁困扰，什么样的不确定性，要认识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之下中国做好自己事情的命脉。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你就得充分地尊重市场规则，以及在全球已经形成的不得不接受的国际规则，你就必须是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你就必须尊重企业的自主决策，尊重企业家的精神，承认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你就必须把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的规则在全国一轮一轮的复制，让它实质性地贯彻。这个规则最简单的说，“准入前国民待遇”，这讲的是对企业，后面跟着的是企业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而反过来对于政府自己，中国这种强势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要切实地知道他应该面对一个正面清单，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有问责机制，要有跟着的事前、事中、事后全套的对于政府行为、政府理财和调控行为的绩效考评和问责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保护产权、竞争中性后面跟出来的中国现在已经非常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进一步发挥潜力、活力的原则体系。负面清单+正面清单，把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结合在一起，推进中国和平崛起的现代化，我觉得它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潜力还非常巨大。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加上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一定是在不断释放自己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巨量的成长性潜力去创造今后的辉煌——这需要我们所有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