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龙和下上之间
在关于龙的起源的几种说法中，我相信“昆虫起源说”。不仅是因为这种说法更符合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最符合逻辑，还因为，从龙的昆虫起源说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核心特质的渊源。
昆虫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虫子，却有独特的化蛹成蝶、羽化飞升的过程。这正是后世中国龙“飞天入地”特征的源头。对古人来说，头上的天空，神秘莫测，尤其是生活在黄河流域大平原的古人，站在平坦的大地上，没有山脉、海洋等“干扰因素”，他们对天空的悠远辽阔，感受格外强烈，而且，在大平原的地平线上，天空和大地融为一体。
大地就在脚下，可触可感，且坚实可靠。对古人来说，天空却完全没有思维上的“抓手”——缺乏具体的形象。一个肉乎乎在地上蠕动的虫子，忽然一飞冲天，这就给古人提供了一个天空的具体可感物。
因此，古人把宝贵的玉，雕刻成昆虫幼虫的样子。握着这个玉，就好像在触摸天空。古人相信，这块玉放入死者墓中，死者的灵魂也将像昆虫羽化升天那样升入天空，进入永恒世界。
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通过昆虫这个具体形象，天和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观念，在各大古文明中，可能是中国独有的。
其他古文明，当然也有类似祭天的信仰，对死后的世界也有各种想象，包括死后复活。古埃及人之所以费那么大力气，把死去的法老做成不朽的木乃伊，就是因为相信人死以后还会在另一个时空中复活。
区别在于，其他古文明中的“天”，就是高高在上的天，和地没什么关联。无论是古希腊的宙斯，还是一神教的上帝，都丝毫不受人的影响——他们单方面决定一切。人类必须也只能信仰和服从天神的意志。
而在中国古人这里，天和地，却通过昆虫——后来演变为龙，紧密结合在一起。龙是上天入地无所不在的。
商朝以前的历史，没有文字遗存，大多要靠演绎。到了商朝，有了甲骨文，留存到今天，所以，我们对商人的精神世界有相当的了解。
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下上”这两个字，意思是天地间上上下下的所有神灵及其神力。有学者直接将“下上”解释为“天地”。
这有点怪吧。我们今天即使想说“天地”的意思，也会说成“上下”，商人为什么要说成“下上”呢？
首先，甲骨文是竖着由上到下刻写的。写成“下上”，就成为一个封闭的形状（如下图）。如果写成“上下”，就成“开放社会”了。
在甲骨文那个阶段，文字和图像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对商人来说，写出来的字的的形状，很重要，所以，一定要写成“下上”，这才能表明天地合为一体。
其次，对商人来说，以下为上，以上为下，正反映出他们一种独特的观念：上下相交，才能万事吉祥。甲骨文中的说法是：下上若。
也就是说，只有天，不行；只有地，也不行；必须天地相交，相辅相成，才有勃勃生机。天地相合，才是完美的状态。
后世演化成熟的龙，重点职责之一就是管下雨——龙王爷。天降甘霖，正是天地相交的一个典型表现。风调雨顺，自然五谷丰登，大家的日子都好过。所以，在中国文化中，龙的核心合作，正在与调和天地，该下雨时下雨，该刮风时刮风。而人死以后，也可以从龙升天。
从龙升天，这里又涉及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双头龙。这个概念特别重要，需要专门写文介绍。下一篇文章再说。这里我们先重点讨论龙所意味的天地相交的观念。
关于龙，有个常见的误会，以为龙是华夏族的“图腾”。图腾这个词来自印第安语，意思是本部族的祖先。因此，图腾成为部族的崇拜物。
从图腾这个原初意义来说，龙并不是华夏族的图腾——虽然我们现在也说“龙的传人”。龙对华夏族主要的意义在于，龙的形象是一种共同观念的表达。这和本部族祖先的含义正好相反。
如果是本部族的祖先，那必然是排外的，强调是“自己的”，要和其他部族的图腾严格区分开——绝不能错认祖宗。可是，共同观念的表达，却是可变的——只要共同观念变了，龙的形象就跟着变。
龙的形象，之所以从早期的玉龙、玉猪龙，变成今天面目全非的“蛇身鹰爪、鱼鳞虎牙”，最大的可能就是，这反映了华夏族后来融合了很多其他部族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他部族崇拜物被结合到龙身上。因此，龙的形象就越来越复杂，兼具了多种动物的特征。
这就好像，长江黄河，都汇聚了沿途很多支流，到下游，才成了浩浩荡荡的大河。虽然如此，这条浩浩荡荡的大河，仍然有其自身的源头。也就是说，龙的形象的后期演变，与其早期的起源，有很大区别。
我以前以为，周朝，尤其是西周，是中国文明核心特质的源头。周克商时的以弱胜强带来的文治观念，周人的宗法制，带来的家国一体观念，都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现在看来，周人的思想观念，也有其来源，而最主要的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商。
中国上古人们对昆虫的“神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天地一体”观念，到了商朝，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的核心之处，也是中国文明的独特之处就是：虽然天高高在上，但万事万物并不是由天独自一手主宰。天地互补、交合才最重要。中国人的这种宇宙观，让中国文明从那时起就和其他文明迥然不同，走上了独特的发展之路。
这种观念，和一神教系统中信徒对上帝的单方面信仰，上帝全能地决定宇宙中所有事物的无上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中国的观念中，“相配”是最完美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华文化，从根子上就带有“责权对应”“双方互相为对方负责”等观念。不仅有下才有上，而且上必须重视下，否则，上也无价值。类似的，有四方，才有中央。中央和四方紧密结合，才是稳定态。
对古人来说，自然和人世是一码事。这种“下上之间”的观念，投射到人类社会中，就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君主像君主的样子，臣子也就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也就像个儿子。责任和权利都是双方向的。
这种从商朝就开始出现的观念，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一直到今天，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特质，也是中华发明和世界其他文明最本质的区别。
在商周时期，很多观念还在朦胧模糊状态，或者说，形象和观念还没有严格区分开——古人习惯用形象进行思考，这和文字成熟以后人们转而用文字思考，大不相同。
用文字进行思考，对各种观念做哲学上抽象和概括，主要是在是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抽象和概括，一方面让观念更加清晰，易于传承，但另一方面，也让观念的形象化源头变得晦暗难辨。
龙的形象所传承的“下上之间”的观念，一方面进入了华夏族思维的深处，成为中国文明的基础；但另一方面，龙的形象自身，变得“世俗化”了，成了皇权的象征。不过，也正因此，中国文化中，皇权的概念，内含着“下上之间”的意义。违反了这一点的皇帝，就是暴君。而对暴君，人民有革命的权力。
这段考古学的“观念探险”中，最动人心魄的部分就是：龙及其“下上之间”的观念，很可能正是中国“民本”观念的来源。从上古时期，华夏文化中就不存在独尊一方、任意而为的、类似一神教“上帝”的那种神。中国的神——用龙的形象来体现，从一开始建立在“和”之上：天要和地交合，神要和人下上沟通。神的意义，民来体现。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众看，就是天在看。民众听，就是天在听）。这句出自《尚书》的话，现在看来，简直早熟得不可思议。中国人居然在那么早的文明时期，在世界其他人还彻底匍匐在神的脚下时，就已经有了“民就是天”的观念。
很多人以为，“民主”的概念源自西方，并且，中国现在还很不“民主”。确实，那种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在中国水土不服。但如果因此以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民”不重要，或者被压制，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正好相反，从上古时期，“民”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要素。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官和民是相辅相成、既对立斗争，又互为依存的两个主要部分。中国的“民本”传统，才是世界上最深厚、最悠久、底蕴最丰富的治国之道。相比之下，一人一票的“民主”实在太初级、太粗陋。这种制度在现实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毫不意外。
关于中国龙的起源，今后各种说法仍然会争论不休，但只有昆虫起源说，才能真正找到中国文明的根。其他的种种说法，虽然各有道理，却更像个智力游戏，而不是对中国思想史、观念史真正意义上的深入洞察。
考古学的目的，其实不在于“古”，而在于“今”，是为了帮助今人找到文化之根，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这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龙的起源，其实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正是从这个源头开始，汇集众多之流，中华文明成了今日浩浩荡荡的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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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微信公众号：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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