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故事-专栏】我是农民工（1：我的父亲；2：相亲）/ 文：董高威
【农民工故事-专栏】
我是农民工
文：西风
一 、我的父亲
（一 ）
自1987年，8岁的我和6岁的弟弟随父母进京，我们成了最早进城务工并借读的四口之家。母亲洗衣做饭，父亲跑业务，承揽屋面防水工程。
最初，我总会做关于故乡的梦，或许阳光正好，有一丝的风，老宅里，土墙外，盛开着一树的梧桐花，有蜜蜂的嗡嗡声，我走过去，梧桐花落了一地，我拣拾着、嗅着。午时，沤粪池边，我蹲到一个粪堆上，用脚踩着粪泥，鞋边挤出汁液。空气暖暖的，发酵着的粪泥析出淡淡的清香，我捧着一碗面条儿，吸溜着……
“起床！”母亲喊我上学的声音，突然把我从梦境中唤醒。母亲用毛巾垫着手，从煤炉子上端下一小盆滚开了的牛奶，倒入两个碗中，我一碗，弟弟一碗。
此时，父亲早已带着表哥们在饭馆吃过油条、喝过豆浆。他们于黎明的工地架起了油锅，火焰哔剥，油锅里飘出一缕缕的青烟，有越来越多的气泡，起初它们缓缓地形成，缓缓地破灭。当青烟变为白烟，气泡急急地形成，急急地破灭。父亲拿着一根木棍，小心地放入油锅，再挑起，他一边查看着油的黏稠，一边吩咐工人添火或减火。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火光在父亲的脸上渐渐褪去。
当年，我第一次坐地铁，以为是朝地底下开。第一次独自过柏油马路，我像是在老家村子里过土路，直直地往对面走去。随后是一片刺耳的汽车喇叭声。一个骑军用跨子的穿制服的男人，急急地躲过我之后，冲我边挥舞着手边吆喝着。小小的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犯了罪，我加快了脚步，边走边回头，并庆幸穿制服的人没有追我。
陌生的路，陌生的人，陌生的事物，陌生的规则。在成长中，我慢慢地克服着自卑，我慢慢地融入着城市。
我想，父亲未必不是如此。对于我来说，记忆是难忘的，对于他来说，记忆是酸楚的。
父亲是我们这个家庭里唯一的支柱，也是我们这个家族里走出泥巴胡同在京打拼的第一人。我的亲友们先后有几十号人在他的带领下干过活。他把施工中掌握的技巧毫无保留地教给别人，不仅如此，他还手把手地教舅舅们、表哥们如何谈生意。父亲五个姐姐，一个妹妹，所以我有很多老表。父亲想让外甥们总是有活干、有钱赚，他们很多该结婚了，或该翻盖房子了。所以，通常是父亲按排人在一个工地还在干着活，他就去别的地方谈业务。
父亲在成功中找寻着自信，并用成功的喜悦去淡化心中关于贫穷、关于悲苦的记忆。他沉醉于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完全不防备赞美背后的别有用心。往往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别人从他的嘴里套取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他还蒙在鼓里，还在口若悬河且毫无保留地向人家传授着经验。
每当这时，母亲就会故意打断或是岔开话题，甚至冲父亲使眼色。但父亲还在眉飞色舞地说着哪个厂、哪个矿有活儿，他跟哪个科长、哪个矿长认识，他是如何给人家递烟的，对方啥表情，他用什么话说服了对方。不一会儿，父亲就已经说得面红耳赤。对面的人“嗯嗯”地点着头，时不时地恭维着。
登门的人走了以后，屋里传出争吵声。
不久以后，被面授机宜的人把父亲的生意给谈了，把活给做了。
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人心就像眼前的缭绕的烟雾，让他看不透。他生了闷气，但总归是亲戚，又不好撕破脸面。他摁灭了烟，带着我的一个表哥跑到那个科长家，把之前送给他的一个塑料盆景搬了回来。
母亲觉得生意不成仁义在，不该去讨要送出去的东西。于是，屋里又传出争吵声。
被自己给予过帮助的人算计，确实伤了父亲的心。然而骨子里的那股子傲气，又让他缺失了对自我的审视。他依旧在来人面前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然而人心叵测，多次受伤之后，他暗憋暗气。
十多个表哥，在亲疏关系上，父亲尽量一碗水端平。我两边的表哥们，母亲那边的亲戚，和父亲这边的亲戚，在一个外人的挑唆下产生了裂隙，势同水火，直至堵住门，马上就要大打出手，母亲冲上去给了带头闹事的她的侄子几个耳光，强势把事情压了下去。
（二）
1997年我读高一，暑假里，打拼了十年的父亲终于不堪重负，他遗传上了我奶奶的精神疾病，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整夜整夜地不睡觉，他说我是他的太子。胡同里，他让闻迅赶来的表哥们站好队，他说表哥们是他的四大金刚，他用刀背在我的胳膊上，在表哥们的身上比量着。
他哽咽着问红春表哥:“我对你咋样？”
“舅，你对我不错呀”红春表哥也落了泪。
父亲暴怒地夺过一个路人的自行车，推倒后用菜刀疯狂地砍着轮胎，发泄着心中的委屈。
远处的胡同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那里面，也有两个亲戚，而他们的脸上，写着一丝鄙夷。
那俩人，其中一个是我的表舅，我远远地看见他撇着嘴，冷冷地笑着。
最终，父亲被我和表哥们瞅准时机一拥而上夺去了菜刀、反绑了双手。
在医院门口，被打了一针安定的父亲坐在临时搬出来的一张弹簧床上，他不再狂燥，已显得十分平静，甚至有些疲惫，背后的绳子也已被解开。他小声地喊着我的名字，似乎是在安慰我，他说:“好了，没事了，别担心。”我凑到他的面前，没有说话。
母亲给他用手揉搓着额头，额头上还残留着前几天母亲用手指头给他掐的几个红色印迹，母亲原以为他是上火了。
父亲说:“我饿了！”母亲回家煮了面条儿端了过来。
父亲喝了一半，他捧着碗看着我，鼻子又是一酸，说:“这半碗你喝吧。”说完，他抖动着双手把碗递向我，又眼巴巴地看着我，似乎是在乞求，我伸出手去。他又说:“爹疼你不？”说完嘴唇又是一阵颤抖，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我接过那半碗面条儿，伴着泪水喝了下去。
最终，父亲被转送到北京安定医院。
我于一个傍晚，把那把菜刀掖在衣服里，来到桥头，我把菜刀扔向河里，一条弧线过后，没有激起多少浪花，而我，却心如潮涌。
我回忆着父亲唇边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鼻涕的胡茬子，回忆着胡同口那两副带着鄙夷的、冷笑着的脸。
（三）
一个多月后，父亲出院了，我开学了。
作为第一代借读生的我，是不被允许在北京参加高考的。父亲倒下了，懦弱的我没有一个人回老家读书的勇气。父亲那时也说:“就是再上几年大学又能怎样？”现在想来，该是曾经的贫穷，限制了父亲的思维。他得病后，于事业上再难展现之前的局面，人也变得保守。在不知道他下一次何时犯病的忧虑中，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北京市不允许借读生参加高考，但我学会了做屋面防水，所以我也就没有了利用高考去改变命运的迫切性，我有了其它选择，那就是像父亲一样，做一名二代农民工。早在毕业前的周六日，我就经常上房顶学着表哥们干活。也许，做农民工是我不算坏的选择，也许，做农民工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子女现实的选择，昨天、今天、明天，不曾改变，不会改变。
也许是我的出身，决定着我的思维、我的性格、我的命运。下学务工，很难说不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这背后，有多少人的辛酸与无奈，从改变命运，到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我们选择着，也被选择着。
1999年，我高中毕业。父亲买下A大队的一处房子。定居以后，父亲更是不想让我远离，他想一家人好好地呆在一起，他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有一天，一个亲戚问我愿不愿意当兵，他可以给我想办法。父亲告诉我:“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而疾病往往与贫穷并行。
好在父亲在得病前在京奋斗了十年，尚不至于因病返贫。得病两年后好歹还在京买了一处大队盖的平房，比起很多居无定所的打工者，不知要安定多少。
父亲在状态好时，凭着一些过去的关系户，多少也还能承包点防水活儿，但气象已大不如前。“门前冷落车马稀”越来越罕有登门的人，没有人愿意听一个病人讲成功之道。
四十五岁的父亲默默地承受着世态炎凉，精神时好时坏，病犯了，我们就想办法连哄带骗地让他去医院，实在不行我们就叫来表哥捆他去。
从村里穷得被一个爷的弟兄看不起，到自力更生走出那片土地，并且将城市人的楼顶踩在脚下给工人唱《罗成算卦》，再到如今的壮志未酬中年落没，人生多舛，不是父亲可以把控的，人言可畏，却是父亲可以想像的。
精神病人一向被人歧视，在城市还好，在农村，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父亲担忧时间越久，自己的疾病会被更多的老乡知道。
所以，早在毕业前，老家的亲戚就捎来了几张女孩的照片，当时母亲递给了我，我放下书包，呆呆地、呆呆地看着。
（四）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个出租屋内，在那个深夜，几个人踹开我和弟弟熟睡的房门，一束强光照向惊坐起来的我，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用手遮掩着夺目的光。随后，警棍在我和弟弟面前被摁得噼噼啪啪地响，透过手指缝儿，电火花在我的瞳仁里跳跃着。灯光晃动的间隙，我看清了他们的一身身警服，我说:“求你们了，别伤害我弟弟！”几个人在屋里翻找着，又拉开抽屉扒拉着，最终一无所获而去。当时我和弟弟才十五六岁。
我永远忘不了在胡同里，跺着脚查狗证的那两个民警，只因为我开大门探头看了一眼，就被他们尾随而至，那个人在我的家里，在我的面前将我过了期的暂住证撕成碎片，扔了一地，然后罚款20，且不开任何收据扬长而去。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傍晚，我和两个表哥就在路边走着，我们说说笑笑，一辆警车呼啸着迎面而来，又戛然而止，一时尘土飞扬，从车里冲出来几个民警，那个曾经深夜踹过我房门的民警举着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我的脑袋，他立声喝道:“手抱头，蹲下！”我们乖乖地手抱头，蹲在路边的墙根儿，我们低到了尘埃里。“把暂住证拿出来！”他大声命令着……
我们走出了农村，可我们依旧是农民，我们小心地融入着城市，可又被城市排斥着。暂住证上的一栏里，流动装修那四个字，就已明确地注明了你的身份——农民工。十年、二十年，很少有人能将这四个字抹去。一代人，两代人，很少有人能将这个身份改变。
一场疾病，完全打破了父亲的理想、夺去了家族的希望。我没有参加高考，我同很多农民子女一样，没能够通过读书来完成人生的逆袭，就像父亲，没能够通过承包工程实现他的阶层的转变。我承袭着父辈们的社会角色，重复着他们的出身与命运，如同黑土地里的麦种，在长出萌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上一次的生命循环。
（五）
1999毕业后的那半年，经常地，我进屋脱下粘有沥青和冷底油的外衣，放下被挽起的裤腿儿，抖落了些许的尘土。我坐在书桌前，脑子里一片茫然。是啊，要是在我老家，豫东南的农村，20岁的年轻人，是该相亲并结婚了。我面临着人生重要的一次决择。
2000年1月份的一天，父亲和我坐上了南下的列车，他带着我回老家相亲。与其说命运裹挟着我，不如说我无力掌控命运。
车厢里的过道上，回乡的一个农民工局促地坐在装有被子的编织袋上，手肘托着下巴，打着瞌睡，偶有人过，他就起来挪挪，然后再坐下，再打瞌睡。
车窗外，大地无声，麦田里，无数的生命正在酝酿着一场生命的轮回，远处的地平线上，残阳煺去，天际一片昏暗。
一声长笛，火车载着父亲、载着我，驶向未知的明天。
二、相 亲
（一）
2000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和父亲坐上了南下为我相亲的火车。子夜的车厢一片冷寂，烧鸡与盒饭的气味早已散去，人们的胸腔里早已习惯了香烟、人体和其它各种味道。
过道里，坐在化肥袋子上的那个农民工因为很少有人的走动而能在腿上多趴一会儿，偶尔换个姿势，就是抬一下头，再趴下，抬头时，脸上有衣服的印痕。
为改善生活，农民工搬砖、和水泥、卖菜、收废品。他们游走于城市，干着城市人不愿意干的活儿，他们更多的是以体力的付出，去进行资本的原始垒积。那个睡着了的农民工，不知道他们短暂的梦乡里，是否有妻子那多滴了几滴香油的葱花面条儿，是否有伸着小手要钱，说要买铅笔和本子的孩子。
我出生在这样的社会阶层，虽然我有幸从小学二年级就在城市上学，可是在情结上，我还是倔强地喜欢农村的朴素与简单，喜欢乡村的泥土与麦田。
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面对故乡，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转身离开，十年、二十年，一代人、两代人……。当时我家离开农村已有12年，通过婚姻让我改变农民的身份，父母没有想过，我也没有想过，我们也不敢想。
资源上的偏移，政策上的区分，使得城市与农村在先天上就有着隔阂、有着鸿沟。一边是向往与融入，一边是排斥与驱赶。所谓的包容甚至接受，只是对于强者而言，强如父亲，最终也失败了，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大多数的农村人而言，还是要摆正心态。
所以，当我北京的高中同学还在埋头学业时，我已经在回老家相亲的途中了。
（二）
下了火车、坐上长途，一路奔波后，我们先回到了我的姨姥家，因为自家的老宅多年来一直荒芜着，以致于我们在回乡时居无定所，相亲如旅行，所以利在速战速决，不想拖泥带水地在亲戚家久住。更主要的是农村人传话快，父亲又有那个病……
回来的当天，姨姥背着手、驼着背，笑呵呵地从外面回来，她的脸上，被别人抹了几道子锅底灰，应该是有什么人结婚了，脸上的锅底灰是她这个做长辈的一种荣耀，她也爱给别人说媒，吃大鲤鱼，是她更大的荣耀。
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给自行车打气，姨姥从外面带过来一个女孩儿，正是我在照片上看到过的那个，在北京还没毕业时，一个亲戚就把她的照片捎了过去。她高高的个子，圆脸长颈，细腰条儿，穿着随意、贴身儿。我毕竟是大城市里回来的，并不紧张，我放下气筒，冲她点点头，然后一起走进了堂屋，其他人走出了堂屋。
我说:“照片上的是你？穿着迷彩服，怎么，你当过兵么？”
“不是啊，只是照相而已，别人的衣服，呵呵！”她笑了笑，多少地有一丝羞涩。我注意到她是单眼皮儿，眼睛不大，但五官匀称，挺好看。
之后，我忘了我都说了些什么，再之后，她就起身回去了。原来，她就是姨姥家西边的、同一个村子的，这次相亲，她随意的像是串门儿。
第二天上午，姨姥沉着脸从外面回来，说是那闺女不同意。
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丑，些许的胡须，能拉到眉毛上的头发，发型还是上学时被风吹成的三七分或四六分。小眼睛，瘦瘦的脸儿，着实不出眼。
出师不利，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失望，小姨回来说:“有个闺女叫小霞，原来跟我在集上学过一阵子裁剪，我给你联系一下，说起来还沾点亲呢，她叫你姥也叫姥哩！”
（三）
果然，那一天小霞骑着自行车来了，她是学生头，穿着一件红色的长款过膝羽绒服，搭配了一条蓝色牛仔裤。除去高跟鞋，有一米六四的个子，她圆脸、大眼睛、鼻子肉肉的，嘴唇有些厚，并抹了口红，应该是刻意打扮了一下，但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憨憨的。
红红的衣服，红红的嘴唇，小霞像一团火焰出现在姨姥家的院子里，“姥，姥！”她亲切地喊到。
姨姥背着手迎了出来，我也迎了出来。姨姥笑着说:“哎，小霞来啦，你看看，这闺女多高哩个子，快进屋。”
堂屋里，我们斜对面在椅子上坐定，姨姥拿了两苹果分别递了过来。她一边小口地吃着苹果，一边大声地跟姨姥说话，有问有答，丝毫不拘束，一说话就憨憨地笑着。但我不经意间还是发现了她的嘴好像有一点儿歪，多看了几次，才知道她是怕唇上的口红弄花了脸，我着实感到好笑，但是，做为农村女孩儿，她言语上的大方，也着实让我暗自吃惊。
照旧的，姨姥说让我们谈谈，她走出了堂屋。我依然不记得当年都说了些什么，最后她起身向姨姥和众人告辞离去。
之后几天，没有任何消息，估计是吹了！
从北京到豫东南，850公里，这趟相亲之行，我们也是破釜沉舟，志在功成。所以我们不能闲着，我和父亲离开姨姥家，到了姑姥家。
姑姥听说我是特意回来相亲的，有些生气，更有些着急，她说:“咋不早点来我这儿呀”说着，她进西间屋里翻了一阵，拿出来一张照片，她说:“这是我孙女！”
我看看照片，看看姑姥，我愣住了，我有些傻眼。
姑姥说:“咋啦？咱可以亲上加亲！”
我很感激姑姥那么看重我，但是，我心里不太能接受亲上加亲。
接下来姑姥甚至用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话语来说服我们，我有点哭笑不得。
恰巧与姑姥一个村子的表舅听说了我的事，他过来说是有个小学代课老师，她是从小就被父母抱养来的，让我见见。
那天阳光很好，表舅把那代课老师领了来，堂屋门口，我看到她娇小的身型，瘦瘦的身条儿，一米六的个子，由于太过害羞，她用头发遮挡着半边脸，我真不知道她是如何给学生上课的。进屋后，她在靠门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双手抱着膝，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直直地垂了下去，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蓝蓝的光。我看着她，她不敢看我，依旧是微微收着下颌，青丝映着半边脸。阳光很暖，她很清冷，冷的你不忍心去打扰她。她又胆小，小的你仿佛说话声音大了也怕伤了她。许是人多，表舅说让我们出去走走。
我们往北走出村子，来到田埂上，我走在前面，她在后面低着头，她不知道说啥，比较沉默。
放慢了脚步，我说:“你没出过门吧？”
她答:“没有”说话间她偷看了我一眼。
我又问她:“我属羊，你属啥的？”
她答:“属狗”她依然青丝映脸，虽然模样应该不错，但我看不到她的全貌。又说了几句话，前面的田埂上出现了一条叉道儿，我说:“那我先回去了！”
当天下午，表舅过来说:“那闺女同意！”可是，我不同意。我说:“她太胆小，太小气了！”
现在想来，一是她年龄小，没出过远门，二是她从小生活在养父母家，或许是有着特殊的经历，面对我这个从京城回到农村的陌生男人，她的胆怯，甚至自卑，都是内心自然的流露，就如同我初到北京时的胆怯，甚至自卑，也是不由自主的。现在觉得，她是一个沉静、内敛敦厚、善良的女子，害羞，也恰恰是女人的美德！
可当时我想的是，相亲结婚以后毕竟是要在北京生活，城市不比农村，需要闯荡，需要拼搏，还要时不时地承受着诸如查暂住证那样的待遇，农村人进城，就是夹缝里求生存，似她那样的性格，不适合城市，不适合我。
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我的认知错了，我不是在找人生的另一半，我更像是在找事业的合作伙伴。可当年我也才21岁，同样的年轻！
后来，我又在姑姥的邻居家见了一个女孩儿，她不仅胆小，而且个儿小。她同意，我不同意，我挑剔着，也被挑剔着。
（四）
我和父亲骑着自行车回到老宅，这是父亲1991年在北京做了三年防水工程赚了些钱之后，回到老家翻盖的五间带走廊的大瓦房，东面是两间厨房，四四方方的院子，南面是一个门楼，门楼前面是一口池塘。当年，池塘岸边种了很多的槐树、杨树、柳树。曾经，老宅就像摇曳在春风秋雨中的一幅画，后来人们天南海北地各自出去务工，农村的很多新房变旧房，新宅变老宅。我家房檐的瓦平平的，还和当年走时一个模样，但是，屋子已然十几年未住人了，驻立在院子里，父亲和我默默地环视着。
当晚我们寄住到我的大爷家。夜里，堂哥打着手电，去村里的一户人家打听，不巧的是，那家的闺女去新疆拾棉花了还没回来。后来他又去另一家打听，得知那家的闺女在镇上帮亲戚卖东西。表哥说出了这两家父母和闺女的名字，原来她们都是我的小学同学，在镇上的那个虽说离家不远，但却与我同姓，大爷掐指一算，说:“同姓不通婚！”只好作罢。
第二天，大爷还在掐指算着，父亲腰间的诺基亚突然响了，舅妈打电话说是某某村她的一个什么亲戚家有个女孩儿，她说了女孩儿父亲的名字，说是已经跟人家打过招呼了，让我们自己去看看。
于是，我和父亲骑着自行车，行走在为我第五次相亲的路上。路的两边是杨树，放眼望去，都是田野，庄稼还未出苗。小时候我骑自行车还不能蹬满一圈脚蹬子时，就这样跟着父亲去各家走亲戚，那时总嫌父亲骑得快，生怕自己控制不住车把，一下子扎进旁边的沟里。
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小时候，曾经的那个夜晚，从姑姑家回来，父亲骑着车，我坐在车后，月光如水，路边的水沟里有虫鸣相伴。父亲唱起了《罗成算卦》，又唱起了《秦雪梅吊孝》，父亲那沙哑的嗓音在黑土地上的星空下飘荡着。我一个不小心，身子从车子后座上仰了过去，后背着地，我一轱辘爬了起来，父亲沙哑的嗓音丝毫没有停，气得我直蹬眼儿，他不知道我掉下来，我顾不得拍拍身上的尘土，边追边喊:“爹！”
转瞬间，我成了大小伙子，父亲的身形已不再高大，但是他仍然履行着一个农村父亲的责任与义务。
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舅妈说的那个村子，我们边打听边走。恰巧父亲碰到一个熟人，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他头前带路。远远的有一个小学校，有几个小孩子在门口小摊儿前围着。越走越近，熟人小声儿地说:“看到学校门口卖东西的那小妮儿了吗？，就是她！”路过学校门口，我们偷眼看了看那个小摊儿，谁都没有再说话，径直朝她家走去。
进了门楼，熟人咳嗽了一声，主人听到动静连忙走出了堂屋，彼此会意，他忙扬着手说:“进屋，进屋！”
堂屋里，父亲掏出烟让了主人一颗，又让了熟人一颗，各自点着，然后俱都落座。
主人是个普通农民，骨子里透着一种老实与憨厚。他问:“听说恁从北京回来哩？”
父亲说:“是哩，主要是为了这孩子，按咱家里哩风俗，该找对像了，但北京都是晚婚，咱又是农村人！”
主人吸了口烟，点着头说:“是哩，按咱家哩规矩，都是早婚，是哩！”
正说着，只听得“噔噔噔”的脚步声，我扭脸看去，从门楼外走进来一个女孩儿，目测一米六六的个子，健壮的体格，一条粗粗的辫子甩在脑后，我认出这就是学校门口摆小摊儿的那个女孩儿。应该是在我们转身要进胡同的时候，她就注意到了我们，想必也猜到了我们的来意。
主人笑着对众人说:“这闺女，回来了！”我们连忙站了起来。
闺女大步流星地进了堂屋，脸儿一红，头一低，几乎是蹿进了西间屋。
主人又笑了笑，说:“那这样，让俩小孩儿谈谈吧！”说罢，仨人走出堂屋，走出门楼。
我走进西间屋，她在床沿儿上坐着，腰板直溜溜的，是那种自然的直，她两手分别拄在床沿儿上。她看了看我，羞中带笑，马上又低下了头。她面色胭红，眼窝略深，皮肤略黑，但从她一进门，到坐到床沿儿上，无不透露着几分俏皮与单纯。我在离她一米远的床沿儿上坐了下来。
“你叫啥名？”我先问道。
“玉凤”说完她转过脸看了看我。
“我叫高威，你啥文化呀？”我又问道。
她答“初中，你哩？”
“我是高中毕业，不过我从小是在北京上的学，我八岁就去北京了！”
“是啊，一看恁就是从大城市回来哩，跟咱农村人不一样。”
“俺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对咱家里的规矩不太了解，比如让个烟吧，得一只手递着，另一只手还得扶在这只递烟的手。”我边说边比划着。
她灿然一笑，说:“是哩，就咱底下各种规矩多。”
我继续发表言论，说:“再比如说，这相亲风俗吧，短短的一次见面，双方其实了解的并不多。”
她点点头，我笑着逗她说:“比如我就不了解你身体方面如何！”
哪知她果然单纯，听我这么一说，她嚯地一下站了起来，雄纠纠气昂昂地在屋里来回走了好几趟，说:“谁说的，我身体可没毛病！”
我哈哈一笑，说:“行了，你快坐下吧！”
谈话到此，彼此都没有了初时的拘紧。
我感觉不能再挑了，这趟回来就是相亲并定婚的，我看她身体怪健壮，人也不忸怩，差不多就这样吧。我说:“你愿意跟我去北京吗？”
她果然干脆，说:“愿意！”
于是，我从兜里掏出了几天前就准备了的600元红包，我拉过她的手，将红包也就是见面礼塞到了她的手里，我说:“那就这样？”
她嫣然一笑，点点头。
（五）
之后，我和父亲回到姨姥家。才歇了会儿脚，小姨也骑着自行车跑了回来，笑着说:“小霞那闺女同意了！”
这一迟到的消息在我的心中激起了一片涟漪。
此时，小霞那红红的衣服、红红的嘴唇、以及小口吃苹果的样子，在我的脑海里跳跃着，更主要的是，她的胆量和举止是那几个女孩儿所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本身性格内向，似乎更应该找个性格互补的，在城市里，也许对我会有帮助。
至于玉凤，我想，反正只是一面之缘，况且又没有正式定亲。婚姻非儿戏，我不得不左右衡量，我不得不为长远打算！
于是，我决定选择小霞，至于给玉凤的那六百元见面礼，算是赔偿了她的精神损失。
相亲前后共十天，最终，应小霞及其家人的要求，我们让姥爷送去了四千元定亲和两万元的彩礼钱。随后，父亲和我先行返京。
在我的观念里，结了婚，就是一辈子，而十年后的结局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
【作者简介】董高威，男，38岁，笔名西风。高中毕业，二代农民工，愿以真实的笔触，写出一段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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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文学家》诚意邀请有缘朋友加入编辑团队：
1. 文字编委：有较好的文学素养；
2. 朗诵主播：擅长文字朗诵或者儿童故事播讲；
3. 版面设计：熟悉微信平台文字版面设计。
有意者请联系主编 醉卧蘭亭（yf476800）
【编后记】
读完西风老弟洋洋万言的自传故事，我沉默良久！
因为，西风老弟讲的故事我都感同身受! 我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农民工，他10几年前最后也是在省城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丢了性命。我老家的父老乡亲们大多数青壮年也都是农民工，他们经年累月地背井离乡，只是为了讨到更好的生计！
我本人曾经在1998年-2004年间在北京读书生活6年，期间的2000年为了挣生活费准备来年的考研也曾作为一个北漂跑遍了整个北京城。西风老弟文中描述的被查暂住证的经历我也曾耳闻目睹，那是1998年前后京城的独特现象，那时候农民在京城还不叫“农民工”，更不是什么“外来务工人员”，那时候他们被叫作叫“盲流”。
中国至少有将近三亿农民工群体，他们抛家舍业，远离故土，来到大都市为国家的建设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他们承受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苦难，精神的，和物质的！
这是一个可爱的群体！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这个群体也有他们的酸甜苦辣！
因此，《金陵文学家》特开辟【农民工故事-专栏】，欢迎农民工朋友来稿支持，跟大家讲述咱们农民工兄弟姐妹的故事，无论是眼泪，还是微笑！
醉卧蘭亭
2018年3月18日
【翻译园地-专栏】《当你老了》/ 作者：威廉.叶芝；译者：袁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