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后期，权臣治下的武昌（鄂州）结局早就注定

陆抗《辨亡论》日，“吴制荆、扬而奄掩)交、广”。孙吴的江南河山基本上由荆、扬二州构成，偏居南陲的交州对于国势影响不大。孙权定都武昌时期，该地是全国的军政重心。他还都建业之后，武昌仍是荆州的军政重心区域。陆逊以丞相领荆州牧，他所统率的武昌都督辖区是长江中上游疆域最广、兵将最多的作战区域，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武昌在孙吴江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到孙吴后期，上述情况则逐渐发生了改变。孙亮、孙休在位期间，武昌虽然在名义上还是荆州牧的治所，实际上荆州牧这一职务多为在建业执政的权臣所兼任，如诸葛恪、孙琳，他们并不到驻地赴任。此后孙吴统治集团对荆州的军政部署屡屡作出重大调整，反映出这地区 防御重心的西移。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将上流的西陵、乐乡都督辖区予以合并。孙吴主将陆抗初治西陵，《三国志》卷58《吴书”陆抗传》载“永安二年，拜镇军将军，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潘眉注日:“‘关羽’下当有‘濑'字，即(甘宁传》所云关羽濑也，在益阳茱萸江上《水经注》:益阳县西有关羽濑，南对甘宁故垒也。”卢弼按“孙吴于沿江要地置督 ，分段管辖。自关羽濑至白帝城，即西陵都督之辖境。”国孙皓即位后，这一战区的主将治所移驻乐乡 (今湖北松滋县)。建衡二年（270年)， “大司马施绩卒,拜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这项调整使乐乡都督辖区成为荆州最为重要的作战区域，如陆抗所言:“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其地位远远超过了武昌左右两部。

其二，巴丘和乐乡相继成为荆州牧治所。蜀国灭亡后,东吴对长江上流防线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除了一度迁都武昌之外，还重新任命了荆州牧。如前所述，孙亮、孙休在位时，陆凯曾任武昌右部都督，“孙皓 立，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这一任命是在元兴元年（264年) ,它反映出朝廷不再把荆州牧作为荣誉头衔赐给在京的权臣，而是当作实职授予军镇主将。另外，荆州牧的驻地也离开武昌，向西方转移到巴丘，就是力图靠近西陵、南郡等即将爆发激烈军事冲突的敏感地区，以便当这些区域受到强敌入侵时，能与之迅速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援。甘露元年（265 年)岁末，孙皓迁都武昌。次年陆凯升任左承相，被调到武昌朝内任职，此后又随同皇帝百官还都建业。孙皓离开武昌后，任命亲信右丞相万或出镇巴丘，接替陆凯遗留的军职。

宝鼎元年266年，“十二月，皓还都建业，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二年春，大赦，右丞相万或上镇巴丘。”单宝鼎三年（268年)，孙皓还向西晋发动攻势，三路出击，结果被对方挫败。当年九月，“吴主出东关;冬，十月，使其将施绩入江夏，万或寇襄阳。语义阳王同马望统中军步骑二万屯龙陂，为二方声援。会荆州刺史胡烈拒绩，破之，望引兵还:”“ 建衡元年（269年)秋，陆凯在建业病逝，他兼任的荆州牧一职再度空缺。由于朝内缺少丞相，万或也在次年270年调离巴丘回京。凤凰元年（272 年)十二月，陆抗领兵平定步阐在西陵的叛乱，并击败前来援救的西晋军队。孙皓对其战功进行表彰，“二年春，就拜大司马、荆州牧。”陆抗的驻地仍在乐乡吟湖北松滋县，史载其攻占西陵后，“修治城围，东还乐乡，貌无矜色，谦冲如。

自永安元年（258年)十月孙休继位，到凤凰二年（273年)陆抗就任荆州牧,在此期间,曹魏淮南接连发生册丘俭、诸葛诞的叛乱，当地的经济、军事实力受到削弱，司马氏又策划发动了伐蜀战役，其军队主力投往西线，因此这一阶段魏晋与孙吴在长江下游地区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司马昭所制订的战略，是“先蜀后吴”。他曾对群臣说:“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略计取吴,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號，吞韩并魏之势也。”蜀汉亡后，孙关四陵、南那边境受到严重威胁，成为晋吴双方对峙冲突的热点区城。在此背景之下，孙吴的荆州军政重心逐次西移，其表现即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军镇和荆州牧治所从武昌转至巴丘、再移到乐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