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楼的前世今生
古楼的前世今生
在千年古城鄂州的十字街，耸立着一座古城楼，千百年来，关于此楼的来历与名称，学术界与民间一直是争论不休、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此楼为三国东吴时期吴王安乐宫的端门；有人认为是三国吴王城的鼓楼；还有人认为是因东晋重臣庾亮而得名的庾楼……如此种种，孰是孰非，我们不妨来一一探源。
南楼———古楼的第一个名字
要讨论这座古楼到底应该叫什么名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首先说一下古楼最初的一个名字———“南楼”。目前所见最早提到“武昌南楼”的是成书于南朝刘宋年间的《世说新语》，书中记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正式取代东晋王朝，改国号“宋”，史称刘宋。
公元441年，距东晋灭亡仅21年，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于江州刺史任上开始编撰《世说新语》，武昌（今鄂州）一度归江州管辖。无论是从作者刘义庆编撰此书时的地点，还是编撰此书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太多的理由怀疑书中对此事记载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从此，南楼这个名称便始终与这座千古名楼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是吴王安乐宫的端门吗？
而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就是，南楼是否就是三国东吴安乐宫的端门。
关于南楼即是三国东吴时期吴王安乐宫的端门这一说法，始自于南宋时期编撰的《方舆胜览》、《舆地纪胜》，按照这两部文献的表述，南楼所在位置就是当年三国吴王城城内。然而从南北朝之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盖晋之武昌郡……吴之武昌郡，在其东也……”的记载可知，晋代武昌城就已经迁移到了三国吴王城的西面。仅以以上几部文献成书时间来看，距三国时期200余年的《水经注》比距三国近千年的南宋《方舆胜览》、《舆地纪胜》的可信度要更高。
北宋初年编撰的《太平寰宇记》中在提到南楼时也明确记载：“……然故城（吴王城）在今城东里余，则端门非今南楼矣。”其后，明代编撰的《名胜志》也记载：“旧府县志均同，考吴安乐宫在今县东一里余，端门不应至此。”从此处记载也可得知，《名胜志》在考证此楼时还曾参阅过之前的各类旧版府县志，其中的记载也都否定了南楼即安乐宫端门的说法。而这两处记载也印证了《水经注》的说法。
1981年至1984年，我市考古工作者会同省内及南京大学考古专家一同对鄂州三国吴王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并进行了部分钻探。初步确定了三国吴王城东至凤凰路，南至江家湾（现吴都古肆一带），西至熊家巷（今保险公司对面），北至长江。此范围与史料中“鄂州城，即孙权所创……周环不过两三里”的记载基本相符。这一考古发现联系南楼与熊家巷（吴王城西城垣）的距离，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安乐宫作为吴王孙权的主要宫殿，不可能建成主体在城内、而宫门在城外一里以外的奇特形制。史书中“……然故城在今城东里余，则端门非今南楼矣”、“考吴安乐宫在今县东一里余，端门不应至此”的记载应是真实可信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南楼并非三国时期的古迹，也就更谈不上与吴王安乐宫的端门有任何关联了。
是吴王古都的“鼓楼”吗？
那么，这座南楼是否又是三国吴王城的鼓楼呢？翻阅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大将李崇在任兖州刺史期间，因兖地多盗劫，李崇引用军中望楼的做法创鼓楼之制，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击鼓，盗窃始发便可擒拿，兖州盗匪因此为之一空，这一做法随即被推广至各州府。李崇也因此而受封为侯，加封安东将军。所以北魏《魏书》中记载：“诸州置楼悬鼓,自（李）崇始也。”也就是说，各州府城内设置鼓楼的这一做法，开始于北魏大将李崇任兖州刺史任上。李崇任兖州刺史是公元475年，东晋亡于公元420年，由此看来，东晋及更早的三国时期，并无“鼓楼”之说。而且，上文中也提到，古楼距三国吴王城旧址约一里，退一万步说，即便三国时期设置鼓楼，也不可能设置在城外，遍观国内诸多鼓楼遗迹，也未曾见此怪异的建法。而且，即便说此楼是三国吴王城设置在西城外示警所用，那么其城门道的走向也应是东西走向，而非南北走向。
由此可见，南楼为三国吴王城鼓楼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南楼为何又被称为“庾楼”
由于地处城中心的原因，《武昌县志》记载：“……南楼在武昌县南，南楼即谯楼，在城内县署前。”由此可见，南楼曾经被当作谯楼使用，谯楼虽与鼓楼所起的功能大致相同，但从南北朝至今的历代史料中，古楼一直被称为“南楼”、“谯楼”、“庾公楼”等，我们并未发现曾被称为“鼓楼”的记载，因此，南楼即使撇开三国吴王城的关系而仅称“鼓楼”也是无据可依的。
那么，南楼又为何被称之为“庾楼”、“庾公楼”的呢？东晋时，重臣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并迁镇武昌。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得知，晋代武昌城的城址已经迁移到了三国吴王城的西面。《世说新语笺疏》以及《晋书·庾亮列传》中记载：“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因此，庾亮又被人称为“南楼使君”、“南楼老子”，并留下了“庾亮南楼”、“胡床待月”、“庾监高楼”等典故。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来到武昌陪御史中丞宋若思在此夜饮，听人谈起庾公当年故事后，也曾留下《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的诗句。
历代文人墨客，如杜甫、元稹、黄庭坚等也有缅怀这段典故的诗文，无论这些诗文成文于今武昌蛇山南楼（始建于中唐）还是古武昌（今鄂州）南楼，都可看出南楼与庾亮的这段渊源联系之紧密。庾楼故此而得名，因此，又被称为“庾亮楼”或“庾公楼”、“玩月楼”等。而且在光绪十一年重修的《武昌县志》中所收录的《县市图》中，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此城楼在地图中的标注也是“庾楼”。上世纪90年代，维修古楼时，其石匾额仍是青石镌刻之“庾楼”，因破损而替换成今之所见大理石之匾额。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清晰而且是唯一的结论，那就是，古楼即“庾楼”，因庾亮登楼赏月而得名，这个说法是历史的延续，有史可循、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