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广杰：贺涛的古文思想与“莲池学派”的现代转型（下）
贺涛论文从文章的语言、声音层面悟入，探寻古人安章宅句的文心；并以此为进阶体会圣贤立言以立人极的根本精神。其笔下不仅仅是一篇篇浸透着性情智识的诗古文，更是他以文字唤醒的“文心”递相传承圣贤图谱，精神气象云云，就化作他的情感、义理、词章、音节，蕴含在他的文章气脉之中。贺涛“因声求气”、领悟文章精神意象的进阶有三个途径。一是讽诵，通过不断的诵读来领会文章的音节词句、章法结构、精神意脉。他说：“后之学者，将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长吟反复，而会其节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毋操毋忘，熏炙浸灌，而渐而进焉，以契乎其微，而几于自然。然后吾之气与古人之气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随其意之所向，措焉而皆得其安。”[1]P43
二是古文评选。古文评选是桐城家法得以汇聚共识，形成并流传的重要途径。[5]P28其弟子赵衡说：“先生尝自言，其于文事粗有所知，悉得力自评点。”[1]P274评点之学创自明代的归有光，其后方苞、刘大魁、姚鼐、张裕钊、吴汝纶诸人承用其说，所作群文评点更多。桐城古文家认为评点之学可以发古人不传之秘，为后来学古文的人别开一个终南捷径。就像“西学有仪器标本，于无可指示之端，能为之图形指示，学者一目了然，用至便，法至善也。”[1]P274贺涛深研评点之学可从其过录桐城名家评点及自为古文评点见出端倪。据其子贺葆真统计，贺涛曾过录的名家评点有20余种，如《史记》归有光、方苞点本、《古文辞类纂》姚、方、刘、张诸家临本等。贺涛评点过《仪礼》《晋书》《后汉书》《史记》曾国藩文集、吴汝纶文集。[2]P42他的这些读书心得，或过录的批点，在特定的群体内，通过借阅过录交流，汇入到桐城古文的义法总结中去了。
三是讲说。贺涛主畿南多地讲席多年，又得桐城古文家法助益，善于讲说古文。赵衡说先生语言妙天下，“然雅趣不为滑稽滥说，闻者解颐，而事理的破，昭晰无疑。尤妙于说书，善为形容，正言不喻，而偏宕言之，间以譬况，俾古人之音声笑貌凌厉纸上，汲引学者心目，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若亲与古人昭对、唯诺一室之中。”[1]P272其弟子吴千里《祭松坡先生文》中说：“先生善谈，正嘲间作。化俗为雅，颐解神愕。及其为文，通微合天。精能要渺，突过师传”。 [1]P277贺涛解说古文正言明理，戏言衍情，雅俗并陈，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他的解说与古文创作相表里，经史并御，务求梳理文意气脉和字句的节奏意蕴，存于心，应于手。作文汪洋恣肆而深婉纡徐，长于情韵又融合新旧之理。其古文义理俊发颖脱，合于规矩窾节，造微入妙，往往而达到淡泊自然之境。
三、雄峭闳肆的审美风貌
桐城派古文自方苞崇尚雅洁简静的阴柔之美，刘大櫆拓而大之，以“神气”求变化，在雅洁之外创作出一种气势凛然，雄直遒劲的新风。其后桐城文家都以“气”为尚，将道德人格、性情学问、理想志意、生命趣味融入字里行间，文章写得气势盎然，雄浑劲峭。曾国藩以中兴名臣倡导桐城古文，以“气、识、情、趣”为文章旨归。其文以汉赋之气运转体势，以增强气势力度。句式奇偶错综，词单复间厕，厚积其气以蓄势养神，炳焕声采以协锵然戛然之律，遂开湘乡派古文雄浑遒劲的阳刚之美。其弟子张裕钊、吴汝纶等均以笔力健朗，纵横恣肆见长。贺涛从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之法，其古文创作实传湘乡一脉，推尊古文雄浑遒劲的阳刚之美。
对此钱基博先生论述的最为精核。他说：
大抵方姚之文，欧阳修、归有光以学史公，摈绝班固，而欲以洁其辞，渊其味；其声色格律，务以简淡寂寞为归。而曾、吴所作，则学韩愈、王安石以窥史公，旁及班固，而务欲茂其气，伟其辞；其句调声响，必叶铿锵鼓舞之节。……桐城马其昶与涛皆早受业于汝纶，汝纶矜宠之甚，亦通之于张裕钊，以故兼受两家学，虽与涛同，而辞笔则异。其昶矜慎以敛，涛则雄峭以浑；其昶之学粹，而涛之才高，于汝纶皆有出蓝之誉。……然其昶之不逮汝纶者，在矜慎而未能雄峭。而涛之所以智过其师，则在雄峭而出以浑厚，沛然出之，言厉气雄，行所无事；不如汝纶之跌宕顿挫，扪之有芒。[6]P171
贺涛古文序（41篇）、记（9篇）、传（5篇）、书后（12篇）、墓志（11篇）、墓表（28篇），与桐城派其他名家擅长的文体相似，尤以表墓和寿序等应酬文字为多。贺涛表墓之文很有特色。这些文章有一定的常格，或曰义法。一般而言先叙写墓主世系籍贯官爵，后论其性情学问及文化渊源或当世思潮，其后述性情学问之效及人生遭际、事迹。叙述中又有直笔、侧笔、闲笔、逆笔等等。最后曲终奏雅，或议论以畅主旨，或余笔以写人事，徜徉潺缓，颇有余韵。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又可以互换，以取得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如《吴先生墓表》以“新学”起笔，正是吴汝纶一生事业最卓著的地方。表墓之文中叙及的人物有文官、武将、儒生、侠士、隐君、商贾，他们的地位或不高，影响力也多不出于地方，事迹本无多少可记述之处。然自韩愈以来，古文家多以小说、史笔书写平常人的生平事迹和学行功德，以补国史之阙，大体上仍不出史家范围。桐城古文家进一步融考据、义理入古文，使他们对日常人事的书写多了一层浓厚的学术气息。贺涛从大文化的视野来观照人事变迁和社会发展，将笔下的人事与特定的文化制度、地域文化、学术思想联系起来，虽为平常人事却因此有了历史文化的厚重感。[7]P3-7因此，他的古文颇能于妥帖自然、雄辩自适的文笔中见出深沉老辣、融摄古今的史笔，使他的古文气象高古，意旨雄深。《书大名国太守事》叙事逆处着笔，先述匪狂杨荷横行乡里，聚众谋逆的过程，而以事亟欲变得危急之势收速。转而述国太守在势寡民疑的情况下率众剿匪。晓谕抗拒官府的祸福，以乡邻说动其悍鸷之心。匪患遂于剑拔弩张之际烟消云散。其后又以闲笔叙写出兵前僚佐吏民危惧及得胜归来欢蹈相迎的场面。叙事多从《左传》《史记》而来，逆起侧写，虚处勾勒，左顾右盼，有声有色，及其势成国太守持重坦夷的大将形象跃然纸上。
贺涛古文长于议论，他的文中议论见识高远，寄托遥深；行文透辟凝练，很能见出他的才识和胸襟。如《武强蔡君墓表》因蔡氏居丧的孝行论丧礼之义。先言时代变迁，丧礼的仪品器式多与古制不同，又拘泥于各地习俗，遂出现“里异而家不同”的纷乱现象。俗儒大有礼乐崩坏的愤世之论。笔锋随之一转，不言丧礼之异，而论丧礼形式虽不同而“丧期”却各地无异。丧期虽同，而居丧期间饮食起居的日常禁忌却又不同，一层意思中又生出一层波澜。下文引出蔡君居丧终老的异行，与俗虽异，顺性自然的旨趣却与礼仪之义同归。贺涛因之得出结论，礼义蕴蓄在人顺性自然的心中，人心不亡，礼义即不亡，礼仪的形式也不难恢复。曲终又一折，阐明当下礼仪废坠的原因，归于孔子“克己复礼”之训。全篇识见通脱朗峻，议论奥衍深折，层层蓄势而一气暗转，于沉厚中见雄古，郁勃中见闳深。其他如《吴先生点勘<史记>序》自抒心得，独探精义。《国势》衡量古今中外大势，欲以渐进的方法振拔变革。《欧太淑人墓志铭》《汤母太孺人六十寿序》等文融汇时代女性新观念，变其风调，使古文也能与时代风气颉颃比翼，都体现了贺涛敛才于学的高见卓识。贺涛继承吴汝纶融新学入古文的观念，用古文阐述新理论，峭拔新颖。如《送宋芸子序》以求其西方列强立国及外交之道相勉励，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确属于超前的认识。甲午以前译介西学主要重视制器考工，没有涉及政治制度。政法之学等都是从日本译籍中转译过来的。此文在中日战事以前已注意欧欧洲各国立国之源，用意甚为宏远。但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贺涛等古文家输入西学是存在一定时代局限性的。他们的译介打破了西洋无学问的旧见，却仍以为西洋的思想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11]P48，这就未免袭貌遗神了。
贺涛身处清之末造，目睹政治的腐败和斯文的沦丧，其古文都是末世的深沉忧思和感慨。“这种愤激、哀怨、失落、无奈伴随着他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理性，发为古文，一见深醇，一见闳肆，而整体上呈现出峭拔以至于雄浑的境界”。 [8]P42《饶阳常君墓表》前幅叙述句句振拔，有呜咽之致。后幅蔼蔼亭亭，慨叹神情与前幅相称。贺涛少从常氏长者攻举业，长于常氏。其所慨叹者，既有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生命幽思；也有世家大族衰落背后的社会变迁。《饶阳刘君墓表》的墓主是饶阳巨贾。贺涛叙其生平从乡里好贾之风起笔，束以晚近通商以来商业发展及商学兴起的背景，证以《史记·货殖列传》的义例，而寻其归趣在审时度势，应时所需的市场规律。此文叙述一气宛转，浅逸清迴，如孤鹤唱响于云际。其重商思想溯源《史记》，而悠远之致未尝不寄寓着晚清以来振兴商业的期许。
余论
“古文”是唐宋时期兴起的一种文言散文。从韩愈、柳宗元等人开始，它即以表现儒家道统思想为主要特征。这一文体的产生是与唐宋文化变革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想文化变革推动下的语体变革，性质与白话文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类。“古文”在唐宋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最能表达和代表当时文人的思想状态，并成为承载近古文人精神意志的文化现象。晚清以来，“古文”承受了内外的双重变革。从古文体制内部来说，其承载的“义理”和“学问”日新月易，渐渐脱离讲章和科举的束缚，充满了现实关怀和文化省思，趋向实用主义；创作方法也并非桐城派一家所能垄断，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从古文创作面临的外部思想文化背景来说，由于西学的广泛传播，“古文”被当成中学根本的语体形式，与西学的语体形式对立。激进的文人，在富国强兵，保国保种的功利主义推动下，要求全盘西化，包括使用或变革文字，其针对的自然是代表国文语体的广义上的古文，桐城古文首当其冲。而一般的文人至少也是要求变文言的古文为白话文，以便推进思想文化传播的平民化和大众化。因应这样的变化，“莲池学派”古文的题材多在反应现实、关心民瘼、歌颂民族气节、改造社会等方面，映射出他们面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与探索。[8]P41
桐城古文相传的“义法”到了“莲池学派”文人手里，主题思想、组织结构、语言风格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以“声气”理论广泛的梳理古文义法，体悟精神意象，试图建立更为规范、实用而富有弹性的古文范式，以此来传承斯文之道，以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贺涛古文叙事从《左传》《史记》化出，以史家笔法，学者功夫、儒者情怀叙写末世的人事变迁和社会演进，一气灌注，茂密纡徐，高古典赡；议论得韩愈之雄浑、王安石之峭拔而归于践履和精思，奥衍深折，浑融透辟，高出侪辈。而他叙写人伦庸常的微言大义，又未尝不深寓着一颗感时伤世的仁者之心。他扬榷新理的应世之道与钟爱斯文的思古幽情因貌合神离，终归难以抵挡滚滚的历史红尘。西方文化裹挟下的现代化进程，使古文很快沦为特定礼仪场合的羔雁之具，退出了主流文化的核心。
但是，“莲池学派”古文所承载的西学思想和改良方略也许在现在看来已经缺乏文化先进性，而一代文人在新旧交替之际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文化精神，尤其是那种格于古今，折衷中西的气度和方法，在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创新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清）贺涛著、祝伊湄等点校，《贺涛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
[3]（清）贺涛，《清代诗文集汇编·贺先生书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72册
[4]（清）刘大櫆著、范先渊校点，《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5] 徐雁平，《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02）。
[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7]（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孙维城，桐城派作家贺涛散文浅议，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9] 吴闓生编，《吴门弟子集》，中国书店2009年版。
[10]柳春蕊，《莲池书院与以吴汝纶为中心的古文圈子的形成》，东方论坛2008（01）。
[1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于广杰，1982年生，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博士后。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词学会理事，中国文学理论学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词曲学研究。围绕中国文艺思想与词曲学相关问题，主持完成省级项目多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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