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个社会，都在故纸上”文史学者黄国平的契约收藏情缘
记者 徐聪琳 文/摄
泛黄的纸张，工整的字迹，清晰的条款……在龙游史志办主任黄国平手中，收藏着过去的土地、房屋买卖等契约，也有各色各样的票证。
“人出生要算流年，买卖契约要有专人执笔，各地契约用的纸张也有所不同……旧人的生活百态，在一张张纸上，可见一斑。”黄国平将收集的各个朝代契约、票证，称作“故纸”。这些由双方或多方共同协议订立的一纸文书，既反映了过去的土地制度、婚俗及民俗文化，亦成为社会历史发展在各个阶段最直接的明证之一。
黄国平收集老契约是为了研究传统文化。
“我心头的宝贝”
少年时，黄国平第一次听说契约。“有一晚，母亲在煤油灯下絮絮叨叨地讲，分家时的田契找不着了，要是田里出点事，那可说不清。”当时的黄国平很疑惑，不过一张纸，几行字，怎么就成了全家的命门呢？懵懵懂懂中，他将契约与重要一词挂上钩。
时光荏苒，黄国平从事文化工作多年后，再一次接触到契约。著名学者、“龙游商帮”研究者陈学文先生建议他有空去收集一些故纸。“过去人们在购房置地时，都要找中间人写房契、地契，还有官方票证，虽然现在市面上比较少见，但存世的还比较多。只要有心，就能收集起来。”严格说，这些故纸并不算是文物，但它们记录了历史变迁，对研究以前的房产制度以及当地的经济文化，具有一定历史研究和收藏价值。
修补的契约多了，黄国平摸索出了一套修补工具。
“一张故纸，就像浩瀚历史长卷中的一个微小切入口，但我们可以以小窥大。”2002年起，黄国平就在工作之余收集故纸。当城市被钢筋水泥堆砌，一张张陈旧发黄的契约票证，仿佛只能在乡村的老木匣子里寻求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我去乡下挨家挨户问，有没有老契约、旧票证，年轻人都不晓得。”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能说上几句。他们知道，曾经的契约、票证，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来讲，是多么重要的证明。
“别人眼里的垃圾，却是我心头的宝贝。”15年来，黄国平收藏了各时代地契，民国时期的分家契以及各种税票、营业执照，总共有2000余张。
“都在故纸上”
眼前这张民国期间的转卖田地契约已经泛黄，而且带着水渍和虫蛀的痕迹，但是并不影响黄国平的阅读与研究。卖田契标明了卖地人的姓名、卖地原因、所卖土地编号、土名、税亩、买主姓名、价银等等。末尾还有“中人”，即见证人的留名。这份田契之所以能让黄国平另眼相待，是因为“中人”的头衔有甲长、保长。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村基本形式为10户为甲，10甲为保，后鉴于各地地理、交通、经济情况各异，实际操作有弹性，保甲长的设立主要是维系地方治安。”契约的形式吻合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环境。民间买卖土地房屋时，由交易双方协商拟订，有中人作保并签名盖章的契约，称为“白契”，而经官府加盖官印并纳税的称“红契”。
“红契”与“白契”的签订程序相仿，契约一般由专人书写。有的老地契上只有一半印迹，黄国平解释，这叫“骑墙印”。“这是古时一种防伪的办法，往往将买卖双方一式两份的契约叠加在一起，然后同时盖上一个印。”辨认真假时，只要将印迹一对，如果能刚好吻合，那就是真的契约。
这些故纸已经成了黄国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前人一出生就要推算流年运势，之后成家立业，买进卖出，直至入土为安，都在纸上留有痕迹。”在黄国平看来，故纸包罗万象，一个人，一户人家，一整个社会，都离不开契约与票证。
“终归要回到民间去”
黄国平家中有一张工作台，放着从农家定制的樟木板、棉绳、宣纸等物件，还有两个被他用来做镇纸的秤砣。“收集故纸多了，我自己摸索出了一些修补的办法。”故纸来之不易，时有残缺。收集到一张地契或票证，黄国平都如获至宝，希望能够妥善保存。
修补故纸讲求一气呵成，今年54岁的黄国平还能耐着性子，案前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他拖出一口小木箱，里面都是跟旧书粘结成块的契约、票证，拿出一团就飘落几撮纸灰。每每修补这些故纸，就像进行一场场声势浩大的工程，从不朽的光阴中丈量社会进程的脚步，黄国平乐此不疲，他说：“特别是龙游本地的契约、票证，再烂也得修，信息量再少也要妥善保存。”
“这些故纸，对我来说无比珍贵，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收集越多，黄国平从故纸中了解到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就越多。收获的越多，他就对故纸越发痴迷。
“从民间来的东西，终归要回到民间去。”听闻将建设与龙游高平桥水库相关的移民陈列室，黄国平就打算将从那里收集到的故纸送回去，“也许，让更多人能重温故纸上的旧时光，重新梳理传统社会的契约惯例、伦理习俗和契约法律文化，便是那些故纸在收藏和历史文物价值之外，所具有的另一种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