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berto Simpser等 | 虽死犹生：帝国主义、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当代遗产

文献来源：Alberto Simpser, Dan Slater, and Jason Wittenberg, “Dead But Not Gone: Contemporary Legacies of Communism, Imperi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2018, pp.419-439.

作者简介：Alberto Simpser，墨西哥自治理工学院（ITAM）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政府质量和因果推断等；Dan Slater，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Jason Wittenber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东欧政治、选举分析和族群冲突等。

一、导言

在什么情况下，政治结果可以被视为过去的遗产呢？尽管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最近才浮现，但研究者对政治生活延续性的观察却由来已久。那么，关注遗产的研究（legacy research）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有何不同？首先，它蕴含着对因果解释的探索；其次，它几乎总是涉及系统性的政治变革。本篇综述评估了遗产研究的现状，并确定了两个持久的研究传统：比较历史分析（CHA）和现代政治经济学（MPE）。二者都试图解释社会和平、政治平等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但它们确定了不同类型的机制：比较历史分析关注塑造历史差异的联盟（coalitions），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则关注遗产背后的认知（cognitions）。同时，这两种传统都非常重视正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认为它们是遗产作用的载体和发展结果的成因。联盟、认知和制度共同主导着帝国主义、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遗产研究。

二、比较历史分析传统

Collier夫妇推动了当代比较历史分析传统中遗产研究的确立。他们通过提出“关键节点”“路径依赖”等新的概念工具来推动因果分析。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表明，即使在通过独立或民主化获得了人民主权之后，殖民和威权的政治秩序也会产生强大和多样的因果效应。

殖民主义的遗产在后殖民世界的经济发展和不发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Mahoney认为，由于既有的政治复杂性不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受到了西班牙帝国不同程度的控制。殖民主义的强度，特别是重商主义制度的影响程度，对于发展结果至关重要。Mahoney提出了解释殖民地发展水平的联盟逻辑：重要的不仅是制度，还有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行动者和强大的重商主义联盟。而Lange和Kohli则分别揭示了大英帝国以及日本帝国对殖民地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Lange的研究表明，英国直接统治的地区被植入了发展所需的有效制度，而间接统治的地区则巩固了去中心的专制统治；Kohli强调日本对韩国的铁腕统治和劳工压迫为其后殖民时代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与Hutchcroft的观点相呼应，他认为美国的自由殖民主义阻碍了菲律宾建设发展型国家。上述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即对联盟逻辑（coalitional logic）的关注。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他们都把前殖民政治的封建垃圾视为后殖民发展的障碍。只有清除了大地主和世袭酋长等封建精英所组成的统治联盟，保护生产导向的资本家，殖民统治的遗产才转化为后殖民发展。

联盟逻辑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殖民主义塑造了国家-社会关系，关键的社会行动者和国家官员之间的不同联盟模式产生了不同的政治遗产；殖民国家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联盟将族群认同政治化，并影响后殖民冲突；部分研究将殖民遗产的因果关系追溯到推翻殖民主义的斗争，而非殖民主义的统治结构：往往是在摆脱殖民主义的过渡时期，而不是在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中产生了最强烈的遗产影响。

就像殖民主义的遗产一样，威权主义的遗产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源自旧政体结构，另一类源自反政权斗争。二者的区别体现于Haggard和Kaufman的两本著作。在《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作者认为，威权政体是否在危机条件下崩溃是产生民主差异的原因，即后威权时代的差异是威权主义如何结束而非如何运作的遗产。相比之下，《民主、发展和福利国家》则更深入地探讨了威权统治的制度。东亚、拉美和东欧独特的威权福利主义，为这些民主国家改革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不同的起点。总的来说，比较历史分析关于威权主义遗产最有力的著作集中在威权时代的联盟和制度是如何塑造民主结果的。

三、现代政治经济学传统

在遗产研究中，与比较历史分析关注社会群体及其联盟不同，现代政治经济学往往关注个体行为，倾向用个人的利益和动机来解释群体现象。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遗产研究范围很广，在寻找历史持久性的机制、识别因果效应的策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遗产往往通过两类机制发挥作用：认知和正式制度。在讨论制度和认知的相对重要性时，学术界常常各执一词。Acemoglu等人的著名观点是，制度是推动长期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然而，作用持久的机制可能同时涉及正式制度和认知。至少从Putnam对意大利的开创性研究开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正式制度和认知往往是相互联系而非相互替代的机制。认知发挥作用必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稳定性。认知何时具有延续性，何时又显得易变呢？首先，认知的韧性可能与社会群体的开放性有关；其次，某些认知可能比其他认知更难改变；再次，在制度影响力较弱情况下，认知更有可能延续。同时，有经验证据表明，认知是通过向父母和同伴学习而得以延续的。

虽然认知和正式制度是近来文献中最常见的历史连续性的来源，但它们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其他机制包括资源分配的持久影响和生物遗传作用。Acemoglu等人认为，支撑实际政治权力长期存在的不是正式的政治制度，而是对财富和武器等资源的潜在分配能力。在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分配和结构因素作为长期持续的机制可能值得更多的关注。Loewen等人认为，认知的存在不仅是学习，同时也是生物学的结果。他们比较了同卵和异卵双胞胎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不诚实行为的自我报告态度，发现了基因遗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研究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往往需要相当精巧的研究设计，各种策略在建立因果关系方面被反复证明是有用的。许多学者利用消失的边界（extinct borders）来确定遗产作用，比如研究奥斯曼帝国对当今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与当今信任水平和腐败程度的关系、乌克兰境内的前奥地利-俄罗斯边界产生的对俄罗斯的不同态度等等。工具变量也经常用来确定遗产研究中的因果关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Acemoglu等人利用新大陆定居者的死亡率来解释殖民地的制度差异。

现代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的遗产研究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与旨在确定因果关系的定量实证研究是相似的。数据质量、时间点的选择以及因果间的时段范围成为可信度的重要支柱。同时，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测试已经受到许多遗产研究的关注，随着数据和机制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它们应该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共产主义的遗产

研究者已经发现了丰富的共产主义遗产，其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其难以被全面概括。首先，它不仅具有比较历史分析和现代政治经济学两种传统的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呈现了二者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的。比较历史分析传统非常有效地确定了共产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如何孕育出后共产主义时期竞争权力的行动者和精英网络。现代政治经济学传统擅长解释共产主义（和前共产主义）遗产是如何塑造后共产主义的大众信念和政治行为的。其次，研究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处理概念和方法的多样性，他们认识到共产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异质的，因此其遗产影响应该是多样化的。

共产主义政权对后共产主义民主产生了矛盾的影响。Kurtz和Barnes认为，共产主义政权在集体化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农业精英，他们在政权解体之后依旧保持着资源分配与压制反对派的强大能力，从而阻碍了民主化。但是Kitschelt等人则认为，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精英竞争程度越高，后共产主义的高质量民主就越有可能。Carter等人则采用了大样本跨国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方法，将前共产主义国家与其他第三波民主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遗产是绝对支持或反对民主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后共产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争论可能都依赖于后共产主义选民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本身可能是不同历史遗产的结果。Pop-Eleches认为，共产主义政权所追求的政治发展尤其在教育方面，过分强调了职业培训而忽视了民主公民教育。这可能既灌输了不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的技能，又阻碍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治参与。

后共产主义的参与赤字可能具有多种共产主义源头，它是“殊途同归”（equifinality）的一个例子。这种“殊途同归性”在遗产研究中很少被系统地讨论。因为因果之间的时间距离太大，遗产必须穿越的政权可能具有足够的破坏性，所以找出数据以阐明因果的中间环节非常重要。在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解密的档案可能包含无价的信息。这个问题同样是理论性的，因为即使已经通过强有力的研究设计确定了因果关系，仍然有必要确定可信的中间链条。一般来说，前因和结果之间的时间距离越大，它们之间的因果链就越长，识别链中每个环节的难度就越大。通过选择一个时间上接近结果的前因，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

五、讨论

历史遗产可以在战争的硝烟中劫后重生，还可以历经政治、文化和代际变迁而持续存在，这使得对它的研究既妙趣横生又扣人心弦。遗产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寻求建立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相似，但它承担着异常沉重的举证责任。即使通过合理有力的研究设计证明了因果关系，研究者还需要解释那些久远的原因是如何继续发挥幽灵般作用的。在综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首先，证据的性质、研究策略和时段长短在既有的成果中有很大差异，但其中部分研究相当有说服力；其次，遗产研究需要认真对待机制，虽然信息的匮乏似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独创性可以为研究开辟意想不到的途径；最后，敏感性分析在遗产研究中应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通过保持方法的多样性，遗产研究的挑战将得到很好的应对。比较历史分析研究通常能够在相对较少的案例中深入研究因果关系的细节，而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往往受益于更大的数据集和统计推断。我们相信这两种研究传统存在相互促进的可能。未来的研究不仅应该努力调和并结合微观基础和宏观历史，而且应该认识到，帝国主义、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遗产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