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树栋 张耀崑 题字：王树明
编辑：赵志忠
书写行名 冒名搅局一团迷雾
编者按:一部《古今印刷趣谈》，让我走进八十五岁高龄的淮镇籍老乡，张树栋先生的印刷史学和他的精神世界中。翻书灯下，受益匪浅！张树栋先生现居北京，其原籍是河北省献县淮镇东刘庄村，他是中国印刷史学的著名学者，其著作等身。作为乡贤张树栋先生虽身居京华，心系家乡，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家乡捐款，助力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此书为张老先生的封笔之作，征得老先生同意，“诗眼看世界”从今天开始将全文刊发《古今印刷趣谈》。张老先生以中国的印刷发展史为线，将中华传统文化从远古至今贯穿起来，其中有历史事件、人物传说、趣事等。阅读《古今印刷趣谈》一书，我们从书中或许能得到启示，我们淮镇是全国重点镇、河北省重点小城镇，又是千年文化古镇。梳理淮镇文脉，整理淮镇文化，创建文化淮镇，构建中国·淮镇。我们需要精神动力，寻找文化之源，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诗眼看世界”，在淮镇籍学者张树栋的《古今印刷趣谈》一书寻找答案吧，让我们为构建中国·淮镇而共同助力！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张耀崑 :1962年生于北京市，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获文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任编辑职称。从业金融与财经专业编辑工作34年余，参与《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史简编》《中国印刷之最》《古今印刷趣谈》等多种印刷史著作的编纂，在《金融时报》《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任中国金融时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书写行名 冒名搅局一团迷雾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秋季进入全面反攻阶段。面临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统一全国财政金融，成立全国统一后的中央银行和发行全国统一货币，提上了日程。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由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负责筹备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由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汉臣任筹备处主任，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正式启动。而统一印制人民币（第一套），则是当时统一全国的廹切需要和当务之急。第一套人民币是战时产物，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从纸张、油墨到设备与工艺，很难统一，且由多家工厂印制。印出的钞券不耐磨、易破损，外观质量参差不齐，面值大、票种多，老百姓不好辨认，远远满足不了全国解放后的需要，发行一套新版人民币来替代第一套人民币势在必行。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的直接领导和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家领导人对设计新版人民币也非常重视。1950年时任政务院领导的陈云副总理对钞劵质量，特别是防伪性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符号之拟制，这几点是为了防假。此外，票子的尺寸，面额大小均需慎重研究后才能确定”。此后，经美术专家们的精心策划、巧妙构思和设计人员高超的绘制技巧，结合钞票各种技术要素和特征，完成了最后的彩色设计稿，为刻制原版、打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中打破传统的钞票设计模式，借鉴吸收了国外钞票样式的一些优点，大量运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如石刻图案纹样，独特的中国书法等，形成了强烈的民族形式和风格。中国书法在以前的钞票上曾不时出现，但是都没有形成和整个票面的有机组合和形式上的统一，效果没有达到书法艺术应有的内涵和作用。第二套人民币票面上的中国书法，含中国人民银行行名、金额字和年号，均采用统一字体，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其书体具隶书和魏碑的某种特征，是隶魏融合的独特字体。其体刚劲有力，又不乏秀俊之美。结构严谨而富有节奏感。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给人以感染力和艺术的享 受。深得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国书法界的高度赞誉。
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及金额字原稿 以至延用至今，成为人民币标志性特征，独领风骚。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书写者，在一个时期有着不少误解，也可以说是个迷团。这要从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初期说起。任何一套钞券的设计，首先遇到的是钞券上所用行名的用字问题。在研究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设计时，设计组的同志认为题写行名当然要请有关领导执笔，所以就决定让时任行长的南汉震同志书写。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但南行长经过慎重的考虑，还是请书法功力较好的人来写。于是南行长想起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南行长的同学马文蔚，当时马文蔚就在总行工作，南行长深知马文蔚书法好，便把马文蔚请到他的办公室，并随即拿出一支毛笔叫马文蔚看。这支笔是南行长叫人从故宫博物院借来的，马文蔚善书法，自然对毛笔是情有独钟，一看便知是一支好笔。南行长叫马文蔚用这支笔写些字，马问南写些什么？南便随意出口说：“就写写咱们的行名吧”。于是马文蔚便开始书写行名文字，一连写了数遍，之后又写了金额字、年号等文字。当写金额字后马便意识到南行长的意图了。但当时南行长并未说明，马也没多问，此事到此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结束。马文蔚走后，南行长便把马文蔚所写的字放在案头，以他对中国书法的理解和他具有的独特的审美标准，反复思考，从几十个字中挑出“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剪拼成为行名。至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行名书体诞生了。当南行长将他审定的行名题字转交到设计组时，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并被误认为是南汉震同志所书。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的巨大影响力，导致社会上有不少人对书写者进行炒作，甚至有人公然声称行名是自已书写的，其中还不乏名人墨客，并不时出现于报端。其中，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说山西人书法写的好，并列举出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是冀朝鼎所书。冀朝鼎当时是中国贸促会主任，山西省人。马文蔚看过此文后，觉得他有责任澄清事实真相，于是他即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胡景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山西日报文章的不实之处，并说他知道书写者是谁。为解开行名书写之谜，弄清事实真相，总行批示印制局派人进行调查。印制局委派北京印钞厂张作栋、陈明光两位高级工艺美术师进行调研。张、陈二人接受任务后，为了验证当时的书写情况，特从北京印钞厂档案室借出行名书写原作带上，以便和马文蔚核对。经和马文蔚交谈，听他说当时书写情节，并请他当场书写了一些字。从字体到笔势看，虽因年事已高，且久疏笔墨，所写字显得苍老，并且握笔之手也显得微微颤抖，但从笔势字体特征等方面看仍和当年书写行名字体一脉相承。由此，综合各种因素，可以确认马文蔚是中国人民银行行名的书写者。关于马文蔚的传奇人生，故事很多，不时也见诸于报刊，这里不再赘述。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9年弃守南京，迁都重庆，中国印钞格局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财政部授权中央信托局于1941年2月1日在重庆设立印制处，凌宪扬任经理，陈自康任副经理，责管钞券印制。印制处建立后随即改组重庆印刷机构，组成中央印制处重庆印刷厂，任命在商务印书馆香港厂的糜文溶任重庆厂厂长。至1945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改组设立中央印制厂。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仍由凌宪扬担纲，副总经理由陈自康、糜文溶继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印制厂从重庆派出三路接收大员先后到上海、北平、长春接收敌伪印钞厂。其中第二路由陈自康率领到北平接收“华北政务委员会财政厅印刷局”，并即行成立直接隶属于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的中央印制厂北平厂，由陈自康任厂长。当时员工三千余人。北平厂被接管以后，国民政府财政部不仅不给北平厂下达钞券印制任务，而且还于1945年11月函令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将北平厂的大部分雕刻制版设备拆运南迁，企图关闭北平厂。北平厂工会组织知道后，立即组织工人进行护厂斗争，反对机器南迁。该厂工人于成立护厂纠察队昼夜巡查和监守已装箱待运的设备之外，还四处奔波，向北平社会各界求援、向国民党市党部请愿，最后惊动了北平最高首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李宗仁于1945年12月下旬电告财政部“……希即转饬该厂机器暂缓拆卸迁移，以免引起工潮，影响治安为要”。由于李宗仁出面干预，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暂时停止了迁机行动。此后，北平厂实行大裁员，一次就裁掉1297人。1946年至1948年，北平厂的生产活件除少量中央银行关金券、东北地区东北券外，主要是承揽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局的邮票印制和地方税票花证，工厂难以维持，工人生活困难，导致1947年12月，发生了工人围困大楼索薪事件。1948年8月，工厂再次裁员，全厂仅留用了426人。
北平解放前，北平厂留厂的426名员工组成了护厂队，他们昼夜值班，保护工厂，保护设备，直至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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