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金·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Молодин Вячеслав Иванович）1948年出生在白俄罗斯一个军官家庭。1971年大学毕业，1973年就职于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言与哲学研究所（今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1975年获副博士学位，1984年获博士学位，1987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97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2005年被授予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科技奖）。莫洛金是俄罗斯著名考古和古代史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欧亚大陆北部新石器时代至中世纪考古、原始艺术、学术史等。他长期领导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北亚综合科考队西西伯利亚分队在西西伯利亚及阿尔泰地区进行考古，主持发掘了索普卡、塔尔塔斯、奇恰等遗址，他的研究完善了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森林草原地带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创建了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与当地土著互动发展的理论模型。此外，他还是阿尔泰山地考古的发起人之一，领导了乌科克高原巴泽雷克文化冰冻墓的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在考古学界享有盛誉。莫洛金院士发表学术论著千余篇（部），含专著30余部。代表作有：《鄂毕-额尔齐斯河森林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Эпоха неолита и бронзы лесостепного Обь -Иртышья，1977）、 《青铜时代的巴拉巴》 （Бараба в эпоху бронзы，1985）、《西西伯利亚古代艺术》（Древнее искусство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1992）、 《阿尔泰的木乃伊现象 》（Феномен алтайских мумий，2000）、《鄂木河索普卡-2号遗址》（Памятник Сопка-2 на реке Оми，2001、2004、2012、 2016、2019）、 《赛柳格姆山巴泽雷克文化冰冻墓》 （Замерзшие погребаль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пазырык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 южных склонах Сайлюгема，2012）等。王鹏、库迪诺娃：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在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考古学有着不同的定义，请问您认为什么是考古学？莫洛金：非常好的问题。我个人的见解是，20世纪中期，考古学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应用科学，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考古学已被自然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今天看，这个观点更是错误的。现在不应用这些方法的考古学是无法想象的，如碳十四断代、古遗传学分析、冶金学、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陶器等。事实证明，用这些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考古学已不仅仅是应用科学，此其一。第二，也许更重要的是，人类历史至少有200万年。历史学是利用文献复原历史，但最早的文献出现在近东，中国稍晚一些，但对我的家乡西伯利亚来说，历史文献的出现要晚得多，直到16世纪末才伴随俄罗斯人及叶尔马克（Ермак）的军队到来。这以前的历史都没有文字记录。这段历史如何复原？只能通过考古资料，同时辅之以自然科学方法和周边地区的文献资料。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靠考古资料复原，因此，将考古学看成应用科学是完全错误的。考古学是历史科学，它可以重建人类的过去。考古学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没有过去、没有历史，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存在下去，注定要消亡。每个民族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历史，并且竭尽所能地去掌握客观的历史。如今，作为人类之科学的历史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王鹏、库迪诺娃：也就是说，将考古学归属应用科学是错误的，但考古学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莫洛金：当然。考古学不仅是历史科学，今天也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基于历史资料，也包括考古资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地说出，谁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是什么族群？他们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因此考古学在现今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王鹏、库迪诺娃：请您谈谈，为什么选择考古学作为职业？莫洛金：我决定投身于考古学是九、十年级的事。就像每个男孩一样，我梦想成为飞行员，但当我到飞行俱乐部后发现，左眼视力不及100%。他们对我说：“年轻人，忘了这个吧！”总的说来，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国家为每个年轻人布置了具体任务，每个人都应投身有用的工作，航空、航天、农业、工程等。我读了很多书，包括一些与考古有关的科普书，不仅有C.W.策拉姆的《神祇、陵墓与学者》，还有苏联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那时在新西伯利亚成立了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以及该院的历史、语言与哲学研究所，杰出的考古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Оклад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1908～1981，王注）刚当上所长，那时他还不是院士。当时我想，可以去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跟奥克拉德尼科夫学习，然后投身于考古（奥克拉德尼科夫同时在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执教，王按）。唯一难办的是，我是一个居家男孩，我的母亲不愿意我出野外。见到奥克拉德尼科夫是个转折点。那时他在新西伯利亚地理学会有个演讲，我去听了，见到这个刚从蒙古野外回来的人。他讲了在蒙古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传奇经历，但我还是被他的外貌吸引———黝黑的、被风吹过的脸。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要去找他。我申请了大学，当时只有25个名额，竞争很激烈。一开始考试成绩不错，俄语得了4分，苏联历史得了5分，而新历史学只得了3分。于是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通过下一步考试———当时人文学科还要进行数学和外语考试，这两方面都不是我的强项，我得到4分，对于升入大学来说不够。要么参军———我不怕参军，我出身于军人家庭。我的堂兄告诉我：“师范学院（今新西伯利亚国立师范大学，王按）也有考古学家，特罗伊茨卡娅（Троицкая Татья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1925～2018 年，王注）他们也在田野考古，可以试试去那里”。我考虑后决定试试，如果不喜欢再转投奥克拉德尼科夫。此后我就跟随特罗伊茨卡娅学习。这样一来，幸运的是特罗伊茨卡娅总是忙于我的事，而奥克拉德尼科夫就不是这样，他要忙的事情太多了。第一个学年之后，我参加了一次田野考古。记得是到Чингис村发掘，当时很振奋，因为那不是书本考古，而是真正的考古。这个遗址被鄂毕海（鄂毕河水电站的大型水库，建于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所在地———科学城坐落在其东岸，王按）冲毁了，陶器暴露在地表。一个老乡给我拿来一个青铜时代晚期伊尔门文化（ирме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的陶罐，它之前被一个老奶奶拿走，并用来种花。我们还在计划外发掘了一座突厥时期的库尔干。一切都很棒，我轻松地完成了田野发掘，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它。师范学院毕业时，他们想让我留下任苏联历史系助教———当时讲授苏联历史的教授刚刚去世。师范学院计划派我去大学进修，已和大学达成协议。但是我拒绝了，我还是想成为考古学家。我去问同志们的意见，他们说：“傻瓜，一生中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我也去找过特罗伊茨卡娅，她说：“斯拉瓦奇卡（莫洛金的爱称，王按），你自己决定，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于是我就这样决定了，显然，我冒犯了特罗伊茨卡娅。在我大学五年级时，特罗伊茨卡娅把我引荐给奥克拉德尼科夫，因为她当时是副博士，还没有带自己的副博士研究生。奥克拉德尼科夫说：“先在考古所部门学术会议上作个演讲吧”，于是我在考古所会议上发了言，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奥克拉德尼科夫说：“来吧，跟我读研究生”。但我无法成为全日制研究生，虽然我获得了“优秀”的毕业文凭，但还是要被送往农村。接下来我通过考试，被录取为函授制研究生，然后被送往农村，一年后，奥克拉德尼科夫把我从那里调了回来，就是这样。王鹏、库迪诺娃：奥克拉德尼科夫和特罗伊茨卡娅引领您走上了考古的道路。您能否再谈谈，您的两位老师给了您怎样的影响？莫洛金：很荣幸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崇拜他们。特罗伊茨卡娅细心照顾我。她详细向我介绍了所有的考古基本知识，记日记、画图、发掘，她教会了我一切，手把手地教。我们每年都下田野，大三时，我已获得第一张考古调查资质证书。在确定论文选题、获得文凭及之后的研究生阶段，特罗伊茨卡娅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而与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关系是成年人式的。我刚一入所就下田野，但不是在我最爱、最想研究的新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地区，而是整个西伯利亚。第一个任务是去北方发掘卡兹姆堡垒（Казымский острог），那里是北极圈的针叶林带，这对一个从未到过新西伯利亚以外地区探险的年轻人来说是个考验。他们给了我一些钱，我带上几个伙计就上路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发掘了两座塔楼———哥萨克人住的营房。之后发掘了伊利姆堡垒（Илимский острог），那时我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后来我随奥克拉德尼科夫去蒙古，一开始研究岩画，之后是旧石器遗址，再后来是外贝加尔的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的午餐，奥克拉德尼科夫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因为他有糖尿病，必须按时进食。这些旅行对我意义重大，我学会了以全新的方式工作。入所之后，我结识了一些同事。包括杰列维扬科（Деревянко Анатолий Пантелеевич），他对我帮助很大。那时他是副所长，很年轻，只比我大五岁，但是已经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才能。我本来要和他一起去远东，但他很快去了莫斯科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后来他又回来，我们又在一起了。奥克拉德尼科夫极力地帮助我拓宽视野，以免我陷于自己的课题———那时我正忙于副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按时完成和答辩（《鄂毕-额尔齐斯河森林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1975年通过答辩，王按）。在我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奥克拉德尼科夫对我说：“斯拉瓦（莫洛金的爱称，王按），这是你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古代巴拉巴》，1984年通过答辩。巴拉巴草原位于西西伯利亚南部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新西伯利亚州与鄂木斯克州境内，王按）！”莫洛金：是的。《古代巴拉巴》是他定的题目。虽然那时已有人在巴拉巴做了一些考古工作，如楚古诺夫（Чугунов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1854～1920， 王 注 ）、 列瓦肖娃（Левашева Варвара Павловна，1901～1974，王注）、特罗伊茨卡娅等，但工作非常零星。古代巴拉巴———从旧石器时代到俄罗斯人的到来———基本是空白。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向杰列维扬科讲了我的顾虑，他打了个唿哨，说：“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正确！”奥克拉德尼科夫给了我独立工作的机会，给了我汽车———之后我一直都有汽车，给了我一些钱———虽然不多。我每年大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所里的任务，或在哈卡斯、阿尔泰配合基建进行抢救发掘，或随奥克拉德尼科夫一起。其他时间我都在巴拉巴，通常是5月9日前出发，11月7日前回来。那里有的是大显身手的机会———选择各个时间段的理想遗址进行发掘研究。就这样，9年之后形成了博士论文的框架。答辩时奥克拉德尼科夫已经去世，他在1981年离开了我们。王鹏、库迪诺娃：您很早就拿到博士学位，能谈谈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情况吗?莫洛金：那时，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博士还是很少的，答辩时我已不年轻（35岁，即使今天如此年轻的博士在俄罗斯也很少见，王按）。我想出一个检验自己水平的方法，那就是去莫斯科进行论文讨论（即正式答辩前必须的“预答辩”，王按）。在新西伯利亚我们有自己的学位委员会，但我应该争取得到中央学术机构研究西伯利亚的专家们的支持。当然，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科萨列夫（Косарев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博士，一个是巴娇姆金娜 （Потёмкина Тамила Михайловна，学术秘书，王注）。他们说：“来吧，怎么不可以呢！”我把论文带过去，他们通读了，并讨论了5小时。他们请来该领域几乎所有的专家，马格利尼科夫（Могильников Влади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科萨列夫本人，还有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志学专家，研究汉戴人（ханты）、塞尔库普人（селькупы）和鞑靼人（татарин）。因为我的研究年代下限到了17世纪，涉及民族-考古学遗迹，所以他们请了民族志专家，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之后是论文答辩，有了这样的磨合，答辩容易多了。我要重复一遍，所有这些都是奥克拉德尼科夫给的，完全是他。王鹏、库迪诺娃：就是说，他要求您储备所有领域的知识。莫洛金：是的。他也是这样以身作则的，他是位非常广博的学者，他的第一部专著是研究布里亚特民族起源的，我学了他很多东西。和他一起在野外时，受他影响，我也喜欢上了岩画。在布里亚特、外贝加尔，还有阿尔泰，我饱览了各种各样的岩画，我们还一起经历了很多有趣的冬季探险。王鹏、库迪诺娃：让我们多谈一些田野工作吧。从学生时代开始，您就在西伯利亚的不同地区进行田野考古，从没错过一个田野季，但考古工作很难独自完成，请谈谈您的队伍。莫洛金：是的，没有这个集体我的工作无法进行，当然近些年来这个集体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顺便说一句，我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些人，从开始到现在仍和我一起工作。首先是我的妻子波罗西玛克（Полосьмак Наталья Викторовна），其次是梅利尼科娃（Мыльникова Людмила Николаевна），现在她是我的左右手。这个队伍一直存在，但人员不断变化。有人离开去做其他的事，有人退休了，但年轻人不断加入，他们都是来自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和新西伯利亚国立师范大学的田野考古实习生。这些人中有的读了研究生，然后走上考古道路，现在仍在我的队伍中。对这些年轻人，我充满感激。现在独立工作是困难的，也不明智。在团队中我们会一起做很多事，如一起写作和发表演讲。每个年轻人，如果愿意，都会得到一个题目研究或撰写副博士、博士学位论文。我的学生，现在已有十多位博士和五十多位副博士，其中很多人是从这个团队走出来的。王鹏、库迪诺娃：除了田野发掘季的4个月，其他时间这支队伍都做什么？莫洛金：实际上田野工作时间很短，过得很快。去田野之前要事先准备，需要半个月的时间。现在我的团队通常由60～80人组成，规模比较大，因此要做好准备工作。田野发掘之后我们在室内整理材料和撰写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发掘报告仅具档案性质，一般不出版，王按）。现在对发掘报告的要求已改变，这是一项非常严肃和繁重的工作，其体量可以达到8～12本。王鹏、库迪诺娃：考古报告会被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提交吗？莫洛金：当然！在第二年5月份之前必须向田野考古委员会提交前一年的发掘报告，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审核。今年委员会对我们提交的报告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一共8本！我对此感到自豪，这是我们团队取得的成就，很不容易。不在田野的时间，除撰写发掘报告，还会写论文和专著，或参加学术会议。当我们有足够的钱时———通常是有的，年轻人可以到其他城市或国外参加学术会议。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德国同事互动。我们已经与德国考古研究院合作了20多年。最开始与帕尔青格（Hermann Parzinger）教授合作，我们很久之前就相识，并且合作过几个项目，非常成功，后来他成了部长级官员，负责档案、博物馆等方面的工作。现在的合作对象是汉森（Svend Hansen）教授，我们关系也很融洽。每年德国同事都会来我们工地，我们也会去德国实习，因为对欧洲考古的了解也十分重要。我们之间有联合出版物，还会联合举办专题研讨会，在德国和俄罗斯交替进行。今年，德国同事打来电话说：“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像往常一样，我们希望汇去我们的资金，虽然不多，但即便在疫病流行的情况下我们的合作也不会停止，我们一起克服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深深地感动了我。王鹏、库迪诺娃：是，我们终将会战胜这次传染病。提到资金，正想问您，如此大规模的队伍，同时在不同遗址点工作，必然会耗费大量资金，您的资金来源靠什么？政府拨款还是其他？莫洛金：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有些政府资助，虽然不是很多，但政府还是有资助的。现在主要依靠两个基金，俄罗斯科学基金和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不仅我，我的同事们也会得到这两个基金资助，如果他们提交申请的话。此外，也会有少量来自德国的资助，基本上就这样。我可以用这些资金给我的队员发补助，虽然不是理想的那么多，但总算可以。这可以养活很多人，在我的考古队，每天早晨的餐桌上总会有黄油、奶酪和香肠。王鹏、库迪诺娃：也许中国的读者会感到奇怪，在您的考古队里有考古所同事、大学生和中学生，却没有工人。莫洛金：是的，只有大学生、中学生和考古所的同事们。所以我认为孩子们理应有补助。顺便说一句，这是特罗伊茨卡娅教我的。我和她一起下田野时就有野外津贴，我记得是每天58戈比，当然，那时生活很艰苦。特罗伊茨卡娅认为，她有责任省下每一分钱，以便最后能分给我们一点，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因此我总是和梅利尼科娃或其他助手坐在一起盘算每个人会在野外呆多久，总共应该付给团队中的孩子们多少钱？这是常态，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田野上，花在了考古发掘上。王鹏、库迪诺娃：让我们再谈谈考古的实际问题。您研究的是从石器时代到民族志时期，但您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青铜时代考古，请问，您为什么会对青铜时代有特别的兴趣？莫洛金：年轻时，我主要研究的是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鄂毕—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但生活中总是会出现新的有趣的事物，比如，我曾在乌科克（Укок）发掘巴泽雷克文化墓葬，这是我履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一直喜欢青铜时代，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人会坠入爱河？王鹏、库迪诺娃：也就是说不是刻意选择，而是自然而然的？莫洛金：不是刻意的，一直有很多的项目，岩画，蒙古课题等。但我对青铜时代及新石器时代做的和写的比较多。王鹏、库迪诺娃：请谈谈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它有何特别之处？有哪些自身特点？莫洛金：如果仅从主要方面来讲，可以说，随着基础材料的积累，我们对青铜时代的理解发生了重大改变。比如，以前认为南西伯利亚存在这一文化发展序列：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这是捷普洛霍夫（Теплоухов 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88～1934年，王注）制定的谱系（奥库涅夫文化除外）。看起来一切都很完美，但实际上并不这样简单。现在所有这些文化都有了更多和更新的信息，它们的年代被细化，并产生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文化起源的问题，中国考古学家可能会对此感兴趣。研究南西伯利亚不能离开哈萨克斯坦、蒙古、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新疆，它们为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路。新疆是片神奇的土地，即使考古发掘不多，我们对其知之有限。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和新研究，这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体系。近些年来，在西西伯利亚北部获得了惊人的信息。以前曾认为熊是泰加森林的主人，那里生活着猎人和渔民，仅此而已。我们对该地区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那里有丰富的文化，首先，这些文化是原生的，其次，这些文化与南方、西方和东方存在联系。这在2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王鹏、库迪诺娃：您如何看待西西伯利亚地区青铜时代的起源？是本土起源吗？是否有外来影响？莫洛金：就巴拉巴地区而言，现在看，最早的青铜器是土生土长的，这没有疑问。它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联系，如果不了解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无法了解青铜时代的起源。体质人类学材料及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古遗传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多亏我的学生和朋友比利彭科（Пилипенко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现在已建立起青铜时代基因演变的漂亮模型。我现在可以充分地谈论这些变化，至少对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是这样。但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当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就要进行调整，这个模型经常变化，不断改进。这对每个人、尤其是年轻考古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就是永远不能画句号。王鹏、库迪诺娃：为了更好地了解西西伯利亚青铜时代考古，请您更具体地谈一下。莫洛金：好的。简单地说，在公元前4千纪后半段出现了乌斯季-塔尔塔斯文化（усть -тарта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属早期金属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或认为是青铜时代最早阶段，王按）的墓地，我们从中发现了最早的金属遗物，但该文化的居址还没发现。这些金属不是纯铜，是青铜，但仅是一些小件珠子等装饰品。乌斯季-塔尔塔斯文化的人群来自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土著。随后该文化逐渐发展为青铜时代早期的奥季诺沃文化（одино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据莫罗金等研究，早段年代约为2900～2500B.C.，晚段年代约为2300～1900B.C.，王按），这个文化在空间上分布更广，不仅是巴拉巴地区，而是整个鄂毕-额尔齐斯河地区。大致与奥季诺沃文化同时或稍晚，出现了科罗多沃文化（крот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据莫罗金等研究，早段年代约2900～2500B.C.，晚段年代约2500～2100B.C.，王按）。尽管这两支文化的人群在人类学和遗传学上相似，但文化面貌有别，二者共存，互相交流信息和产品，我们已经发现了交流的证据。有时在科罗多沃文化遗址的原生堆积中会发现奥季诺沃文化的陶器，说明它们毗邻而居。莫洛金：是的。民族志材料中有氏族、胞族例子，如北方的波尔人（Пор）和莫西人（Мось）等。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封闭的人群注定要灭亡。他们之间需要交往，否则会导致近亲通婚退化。还有，存在来自外部的威胁，这是更复杂的画面。奥季诺沃文化和科罗多沃文化保存了丰富的遗物、各具特色的葬俗及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青铜器，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青铜器，并且一直在不断完善。他们已与南方建立了联系，此时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散布着所谓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сейминско -турбинский феномен）的群体，他们之间显然存在互动。可以说，土著居民从塞伊玛—图尔宾诺人群那里学会了铸造技术。除此之外，在巴拉巴既没有石头，也没有矿石原料，他们需要与外部联系。我们还在奥季诺沃文化中发现了最早的家养绵羊，它们是本地驯化的吗？肯定不是！当观察奥季诺沃文化的随葬品时，我们找到了其与中亚存在联系的有力证据。比如，我们在索普卡2号墓地（Сопка-2）发现了十字形珠子及含铁石英岩的珠子，它们仅存在于中亚的古代文化中。奥季诺沃文化居民在人类学和遗传学上略有差异，看来他们与外部不仅存在间接联系，也可能存在直接联系，比如获取矿石。南方人会对这里的狩猎产品，如皮毛感兴趣。因此我们今天有可能复原当时建立的区域联系。就这样，奥季诺沃文化和科罗多沃文化并存发展，之后发生了来自西方席卷整个森林草原地带的人群迁徙，即惊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现象（据莫罗金等研究，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年代为1800～1500B.C.，王按）。有趣的是，当安德罗诺沃人到来时，与当地土著居民有非常温和的互动。与晚期科罗多沃文化（позднекрот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据莫罗金等研究，年代为1900～1700B.C.，王按）人群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了混合型的科罗多沃-安德罗诺沃文化（据莫罗金等研究，年代为1700～1400B.C.，王按）。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青铜器被安德罗诺沃式青铜器取代，武器和装饰品也都改变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安德罗诺沃人如何克服了拥有强大武器且数量众多的当地人的抵抗？我认为这是因为安德罗诺沃人有轮式交通工具，不仅有货车，还有战车，这样他们就可以覆盖很大范围。结果，安德罗诺沃人同化了当地居民，不想被同化的人被驱逐到北方，如一部分奥季诺沃人就被排挤到了北方。王鹏、库迪诺娃：提到安德罗诺沃文化，要问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家比较熟悉库兹米娜（Кузьмина Елена Ефимовна）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和原始印度-伊朗人的著作。您和库兹米娜有深厚的友谊，还和叶皮马霍夫（Епимахов Андр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一起主编过纪念库兹米娜的文集。那么，您怎样评价她的学术理论？莫洛金：是的，我们是老朋友。但很难绝对评价，这个题目恐怕要讲上一节课。我可以指出一点，在这个方面她是正确的，即这些移民不仅有一部分流向东，也有一部分自哈萨克斯坦向南迁徙。现在新疆也发现了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遗存，这不仅表现在陶器上，也表现在葬俗方面，同时也保持了自身文化传统，也就是说，那里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扎根于当地的文化土壤。当然，除库兹米娜之外，我们的中国同事们也这么讲。有时候库兹米娜过于执着，就像有的科学家一样。她把这种扩张一直拉到青铜时代末期，但那时的情况已变的复杂多了。在我看，到那时已不能再谈安德罗诺沃文化了，也许她应稍微约束一下自己的想法。青铜时代末期，一些别加兹-丹迪拜文化（бегазы-дандыбае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式遗存开始在新疆出现，但它们已变的和别加兹-丹迪拜文化不同，更加复杂。无论如何，她做了很多，在国外用英文出版了两本严肃的专著，囊括了所有材料，已经成为公共财富，在世界上广为人知。但是我不同意她所有的观点———也许是我错了。关于库兹米娜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安德罗诺沃文化并非所有事物都像看起来那样简单。捷普洛霍夫首先在东部分出安德罗诺沃文化，之后萨里尼科夫（Сальник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在西部又将安德罗诺沃文化分为若干类型：费德罗沃（федоровская）、阿拉库 （алакульская）、 扎马拉耶夫 （замараевская）。其中，扎马拉耶夫类型已属于青铜时代末期。阿拉库人没有向更东发展，他们住在南乌拉尔，但可能有几次浪潮到达了巴拉巴地区，因为我们在塔尔塔斯发现了一座出有阿拉库陶器的墓葬。也就是说，一切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复杂。王鹏、库迪诺娃：我们更关心安德罗诺沃文化结束后青铜时代晚期的情况，这个时期与中国的殷墟文化大体同时。而殷墟文化也显示出明显的“后安德罗诺沃时代”特征！请多谈谈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的情况。莫洛金：安德罗诺沃时代之后，即安德罗诺沃人群向东、向南及向北直到泰加林地带扩张，席卷整个西西伯利亚之后，不同文化的人群有不同的命运，有的被同化了，有的被排挤到其他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居民与当地土著密切接触，在其后公元前14世纪开始的青铜时代晚期，在很大区域内形成数支考古学文化，在彼此联系的同时，它们也与周边的考古学文化接触。就西西伯利亚而言，这里青铜时代晚期是伊尔门文化（ирме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该文化的居民占据了从东面库兹涅茨克盆地一直到西面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广大地域，他们是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混血的牧民。非常明显，伊尔门文化脱胎于安德罗诺沃文化，也有一些当地土著文化成分混合，它们共同孕育了这种现象。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畜牧文化，他们饲养牛和羊，并且已熟悉了马。除发达的畜牧业，也有狩猎和捕鱼，此外还发现有农业的雏形。这里的气候条件并不总能保证庄稼有收成，因此会产生一些疑问。但是很显然，有时收成还不错，因为我们发现了磨盘（жернов，圆形、中间有孔，旋转式，王按）。这是西西伯利亚最早的磨盘，只有在需要处理大量谷物时才会出现。农业存在的另一证据是，在陶胎上发现有秸秆和麦壳残迹，它们被用作陶土的掺合料。在青铜时代晚期最末段，在伊尔门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晚期伊尔门文化（позднеирме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阶段。相比伊尔门文化，晚期伊尔门文化葬俗改变不多。伊尔门文化葬俗的特点是，墓葬位于库尔干（应为封土一类，李按）下面，库尔干的直径不很大，一个库尔干下有若干座墓。在东方产石头的地方，有时也会用石材建造石椁。在没有石头的地方，如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为土坑墓。通常为向右或向左的侧身屈肢葬。墓穴很浅，有时甚至没有墓坑，直接葬于地表，再在上面建库尔干。有时还会有四边形或圆形的围沟，墓主头朝南。墓中随葬品不多，主要是陶器，有的也随葬青铜器。青铜时代晚期的特点是，伊尔门文化的居民在广阔地域内的一些地区会形成文化上的马赛克。如在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沿着北部河流出现了来自西部的移民，属于巴霍莫夫文化（пахом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该文化自身与南方的考古学文化联系紧密，如中亚（哈萨克斯坦，王按）的别加兹-丹迪拜文化。迁移到东部的巴霍莫夫文化居民，在巴拉巴与伊尔门文化居民共存了一段。他们与伊尔门文化的居民有所不同，他们也经营畜牧业，但找不到农业迹象。有自己的丧葬传统，尤其是陶器，可以说两支文化并不混淆。体质人类学和基因研究表明，这两支文化的人群确实不同。遗憾的是巴霍莫夫文化墓葬发现很少，且大部分位于东部（也许西部发掘较少，毕竟该文化不久之前才发现），人种学材料不多，但已有的材料显示为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混合型。再往西，青铜时代晚期也有一系列的考古学文化。其中最著名的是巴尔哈托夫文化（бархат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和切尔卡斯库里文化（черкаскул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切尔卡斯库里文化分布在外乌拉尔，是一支拥有发达陶器的文化。有趣的是，在巴拉巴也发现了切尔卡斯库里文化墓葬。如在塔尔塔斯遗址就发掘了这类墓葬。很可能切尔卡斯库里文化人群的迁徙与巴霍莫夫文化人群有关。巴尔哈托夫斯文化与伊尔门文化和切尔卡斯库里文化相邻，占据额尔齐斯河和托博尔河流域，具有典型的青铜时代晚期色彩。一般而言，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易于辨识，陶器器形和纹饰很有特点，上述文化都具有这些特征，如菱形斜影纹几乎见于所有的文化，但最典型的还是伊尔门文化。更往南，在哈萨克斯坦北部也形成了新的考古学文化，称阿列克谢耶夫-萨尔加雷文化（алексеевско-саргарь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或简称萨尔加雷文化。萨尔加雷人的分布从库伦达（Кулунда，新西伯利亚西南部靠近哈萨克斯坦，王按）一直到阿尔泰山前平原。该文化的陶器也有自身特点，纹饰不发达，器型是典型的青铜时代晚期特征。萨尔加雷文化得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发掘，我们阿尔泰的同事在库伦达也有发现。显然与他们一起向东迁徙的还有一部分别加兹-丹迪拜文化的居民，因为到处都有他们的遗迹。别加兹-丹迪拜文化是一支特点鲜明的文化，特别是在陶器方面。其分布中心靠近里海，从中亚一直分布到额尔齐斯河沿岸，在巴霍莫夫文化中见到的很多特征都与别加兹-丹迪拜文化的影响有关。或许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他们不仅是牧民，还能很好地驾驭马匹，我们发现了两端为马镫形的马衔。这是一支强大的、移动能力很强的文化，他们分布在南方，但也能到达北面的西伯利亚。我再次强调，马赛克式嵌合的文化图景是青铜时代晚期的特征。我们常在西西伯利亚见到这种文化镶嵌。如在塔尔塔斯-1遗址，我们能见到伊尔门人、巴霍莫夫人、切尔卡斯库里人，还能见到别加兹-丹迪拜文化特点的轮制陶器。在东方，这个时期为卡拉苏克文化，中国的同事对它非常熟悉。这是该地区最早区分出的著名考古学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卡拉苏克青铜器在中国也能见到。有一种观点认为，卡拉苏克人与中国古代居民有直接接触，并受到他们影响。卡拉苏克文化与伊尔门文化和别加兹-丹迪拜文化有很多共同点，主要体现在陶器上，但在器形和纹饰上存在一些差别。如今已发掘出大量的卡拉苏克文化墓葬，葬俗已非常清楚，可清晰看到与伊尔门文化的差异：仰身或侧身直肢葬，石墓围、石棺，完全不同。如果向更东看，内贝加尔、外贝加尔，又是另一番景象。还应该谈谈叶洛夫卡文化（ел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化类型，目前还很神秘。马秋申科（Матющенко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1928～2005，王注）从事这方面研究，出版了几本书，但到目前为止还是问题多于答案。该文化的遗存主要分布在托木斯克鄂毕河沿岸的森林前沿，与巴霍莫夫文化非常相似，晚期阶段则与伊尔门文化相似。叶洛夫卡文化早期与篦齿纹-窝点纹陶器文化（культура гребенчато-ямочной керамики）有关。但总体来说，目前该文化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北部森地带也有一些有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不久前才被发现，因为那里的考古工作不久前才开始。包括阿特雷姆文化（атлым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存在于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阶段。还有附加堆纹陶器文化（культура валиковой керамики），它从俄罗斯欧洲部分开始，沿草原分布，巴尔瑙尔（阿尔泰边疆地区首府，王按）的考古学家也在研究它。青铜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期之交，形成了所谓的全新世冰期，气温急剧下降，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向南迁徙，甚至到达恰内湖（озеро Чаны，位于新西伯利亚州西南部，西西伯利亚最大湖泊，王按）。在奇恰遗址（Чича），我们观察到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在同一地点和平共处的现象，其中包括来自北方的移民。不同的地区，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并不平衡。如果说晚期伊尔门文化保留了原住民，这些原住民一直在发展，但其他文化中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要更加复杂化。并且，并不总是能清楚地划分出从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过渡这一阶段。公元前9～7世纪，在西西伯利亚当地的考古学文化中，能观察到来自北方、南方和西方的移民出现，他们在这里逐渐适应并与当地居民融合，这是过渡期的特点，也是阶级开始出现的阶段。当时可能已出现牧民所特有的酋长制。王鹏、库迪诺娃：中国考古学家比较关心的还有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问题，这也是您比较关心的，请谈谈您的看法。莫洛金：好的。简而言之，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遗存（образование）以前认为像是起源于阿尔泰矿区（Рудный Алтай，位于阿尔泰山脉的西南部，富含金属矿 床 ， 王 按 ）， 并从那里扩散开来，切尔内赫（Черных Евген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就曾这么认为。但我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起源于新疆，因为包括铜矿和玉石新疆都有。在我看来，动力就源自那里，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故乡就在那里。王鹏、库迪诺娃：您不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的玉器与东西伯利亚有关？莫洛金：是的，与东西伯利亚没办法联系。萨夫罗诺夫（Сафро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曾有这样的看法，奥克拉德尼科夫也支持他的观点，认为玉石产自外贝加尔，但这是因为当时对地质资料了解有限。现在乌拉尔、哈萨克斯坦都发现了玉石产地，新疆更是玉石资源丰富。王鹏、库迪诺娃：索普卡遗址发现的玉器做过分析吗，能否确定其产地？莫洛金：做过分析，但不是很成功。在索普卡发现了几枚乳白色玉环，地质学家告诉我，可能产自哈萨克斯坦丘陵地区，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个很宽泛的定义，但与外贝加尔无关。莫洛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是个非常有趣的课题。我们在温格洛沃-2（Венгерово-2）发掘科罗多沃文化居址时，发现了铸范和青铜器。我很早就认为，不能把科罗多沃文化想得过于原始，它很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繁荣期的早段（指科罗多沃文化晚段，其早段属青铜时代早期，王按）。你们想象一下，我们发掘的是遗址！一个小姑娘清理了遗迹表面，小心地取出经典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石范，你能想象我有多高兴吗，这个小姑娘后来被奖励了一罐炼乳。我们之前几乎无法发掘这个居址，险些错过！在墓葬中曾有过类似发现，但墓葬是另一回事，墓葬中有可能是外来人口，而在这里他们自己制作铜器。王鹏、库迪诺娃：请再谈谈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经济形态怎样？狩猎？畜牧？莫洛金：不同地区有不同方式，不同时间也有不同方式。在青铜时代早期，都是捕鱼和打猎。捕鱼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当时人们的居住和葬地，在今天鱼也非常多，这不是偶然的，狩猎是一种辅助手段。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熟悉马了，我们曾发现过塔尔潘马（Tarpan）的骨骼，这是一种野马。当今最紧要的问题之一是，这里是否驯化过塔尔潘马，或是否存在其他驯化塔尔潘马的中心？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和遗传学家就此进行合作。绵羊的出现已晚到公元前3千纪，我认为这些羊是从南方来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也有绵羊，但阿凡纳谢沃人与当地居民如何互动？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到了青铜时代繁荣期，安德罗诺沃人已成为典型的牧民，他们拥有一切：马、羊和牛。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旧职业，如在巴拉巴经常可以遇到随葬鱼的形象，看来那时有很多鱼。莫洛金：农业的证据最早出现在伊尔门文化。证据前面已经说过，首先是墓中的旋转式磨盘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发现不多，但这意味有大量粮食需要加工，之前的磨盘（зернотерка）和磨棒已不能满足需要。其次，西多罗夫（Сидоров 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研究了伊尔门文化的陶器，发现陶胎中有农作物残迹，即陶土中掺杂秸秆和麦壳。但是很显然，农业的发展不是很稳定，因为自然条件有时非常恶劣，不能指望稳定的收成。就是说，农业已经存在，但处于起步阶段。王鹏、库迪诺娃：您一直积极倡导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想法，比如古遗传学。莫洛金：我们在古遗传学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积累了一些从青铜时代早期到青铜-铁器过渡时代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材料，这些材料可大体勾画出一个当地考古学文化发展和人群迁徙的画面，之后我们把古遗传学纳入进来。我们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细胞学与遗传学研究所建立了联合实验室，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研究线粒体DNA，即母系遗传，当时能做到的只是这个。我们建立了系统发育树，观察从青铜时代最早阶段到铜器-铁器过渡时期基因库如何随时间变化。如果观察这个系统发育树，会发现每个时代都发出了新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单倍群，如在安德罗诺沃时代出现了单倍群T，这在之前是没有的，显然是安德罗诺沃人带来的，后来证实这种单倍群确实在安德罗诺沃人中比较普遍。如此，我们建立了一个整合了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古生物学数据的体系。这个体系非常有说服力，因为它不是建立在“我觉得这个陶罐像那个，而你觉得不像”的基础上。现在这个实验室已学会并达到研究Y染色体的水平。这类研究非常重要，在我看这就是未来。王鹏、库迪诺娃：西伯利亚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主要靠碳十四测定，能否谈谈碳十四测年的问题？莫洛金：这个比较容易，因为人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首先我设法将获得的样本送到特定级别的实验室，特别是德国的两个实验室。比如我们在海德堡进行了一系列分析，那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室。其次，感谢我们的核物理学家同事在所里建立了加速器，这使得用很少样品就能获得年代数据。我刚才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材料，就是在德国做的测年。之后我们自己也对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样本进行分析，所测年代和德国测得的结果相同。莫洛金：考古学家首先要确定提交样本的大致年代。试图直接从物理学家那里获得样本年代是错误的，需要自己先对样本年代有个预估。因此我总选择在我看来是已知年代的样品进行测年。我们也采集人骨进行测年。现在有关湖泊碳库效应的讨论很多，当饮食结构中有一定量的鱼，所测人骨样本年代可能会偏老。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选择不吃鱼的食草动物骨骼。此外，最好有一个系列样品，而不是单个样品。要知道，任何一个文化都不是停滞的，而是随时间发展的。文化存在多长时间？有的100年，有的1000年，必须了解这一点。因此只能根据系列样本的年代谈论一个文化的年代。王鹏、库迪诺娃：我们再转换一下话题。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请您谈谈，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对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古学教育有怎样的影响？莫洛金：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是我们研究所现任所长克里沃沙普金（Кривошапкин Андрей Иннокентьевич）， 他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自然而然地，他的许多学生都专攻旧石器时代考古，他激发了他们。他们追随杰烈维扬科和舒尼科夫（Шунько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到丹尼索瓦洞穴（Денисова пещера）遗址考古实习。一些到我这里来实习的学生，很自然地表达出想在全新世考古领域从事进一步研究的愿望。他们不是很多———也许不是很多，但他们是真的热爱。就教育模式而言，研究所承担了很多任务，这也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魅力所在，它在创建时就是这样构思的。卓越的数学家拉夫连季耶夫（Лаврентьев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1900～1980，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创始人，王按）知道，没有新鲜血液，没有青年的不断加人，科学就无法发展。反之，没有在研究所的实践，学生如何能学到一切？当然，拉夫连季耶夫领先于他的时代，因此当我们谈论教育与科学之间的联系时，无需发明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已存在。王鹏、库迪诺娃：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已谈到西伯利亚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联系的问题，您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的考古学资料对研究西伯利亚考古有什么帮助？莫洛金：关于这个可以谈很长时间。前不久我读完了王鹏的学位论文，现在正处于对这项工作的深刻印象中，这项工作展示了苏联和俄罗斯考古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考古研究，以及中国考古学如何影响了苏联和俄罗斯的考古研究。非常出色的工作，豪华的书目！这项工作对中国和俄罗斯考古学家都是非常有用的，我们一定要出版它。当人们开始在这里生活时，没有万里长城，没有边界。人群之间相互交往，进行长距离迁徙，因此不了解周边地区就不能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现在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历史过程的根源就在当今的中国领土上。比如我曾经建议我的同事学习小河文化，这是一支欧罗巴人的文化，他们是怎么到达那里的？肯定不是像一些考古学家认为的来自瑞士。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文化！由于气候条件，那里保存了非常丰富的民族志方面材料，这是考古学家通常无法获得的。王鹏、库迪诺娃：目前俄罗斯考古学家对中国考古的了解程度如何？莫洛金：重要的一步是出版了《中国史》第一卷，虽然是概述性的，图片不多，但毫无疑问这是突破性的一步。现在每个俄罗斯学者都可以通过它熟悉中国材料。我举个例子，不久前，我们在塔尔塔斯发现了两处新石器时代遗迹，结构非常特殊，是用来酸渍鱼的坑（这种坑如今仍为欧亚大陆北部居民使用，王按），出土有非常少见的平底陶器。结果显示其年代在公元前7千纪。也就是说，这是该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陶器。因此，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的起源与我们之前设想的并不一样，平底陶器比其他陶器的出现要早。在叶卡捷琳堡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他们对我说：“公元前7千纪怎么会有平底陶器呢？根据常识这是不可能的”，所测的年代也不能说服他们。我回答说：“亲爱的朋友们，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平底陶器不仅很早，而且可以早到更新世末期”。听众们瞪大了眼睛，他们根本不知道。很遗憾，要知道我们的考古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杰列维扬科、梅德韦杰夫（Медведев Виталий Егорович）不仅在文章中，也在关于远东考古的专著中写过很多这方面内容。是的，外乌拉尔离远东很远，但是应该翻翻这些著作。在中国、日本、韩国，平底陶器的出现很早，西西伯利亚为什么不能有这种现象？因此要尽量了解，即使不是全都了解，也应该有个整体印象。再比如巴泽雷克文化，我现在正在看洋海墓地发掘报告，可以观察到如此之多的联系。中国的同事们希望很好地了解西伯利亚，我们也想了解中国考古，但语言问题是个障碍。莫洛金：我们和中国都要培养更多的、从事研究西伯利亚与中国考古交叉问题的专家。我为什么要谈论王鹏？我正在读他的论文，我或多或少地想到一些中国的考古工作和重要的考古学家，但惭愧的是，我读到一大批新的名字和作品，之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向我们呈现了一切，现在当我研究某个问题时，我会求助于我的中国学生、朋友和合作伙伴，说：“亲爱的朋友们，我需要这样的书或文章，想看看”。王鹏的论文对中国考古学家来说也同样重要，他们也不十分了解我们的文献，就是这样。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王鹏的论文，因为他没有试图简化一些问题，他用历史的眼光展示了这些是如何发生的，比如为什么吉谢列夫（Киселев 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905～1962，王注）扮演了对他们来说和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对科学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以及中国和我们这里的政治事件———这些都影响着国家间的关系。王鹏、库迪诺娃：对中国考古学家来说，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考古材料非常重要。冶金术、小麦、绵羊、山羊、马和马车都有可能从草原地带传入中国。请您站在中国考古学家的角度谈谈，在研究东西文化交流问题时，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莫洛金：这取决于研究者研究什么内容。但是，如果我再去北京大学授课，我一定会列出一份关于讲座主题的文献清单，至少要选取一些不同地域的考古学的重要著作。现在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很多重要而有趣的著作，如不久前我收到了洋海墓地几大册考古发掘报告，它报道了每座墓中的每件遗物。我为这些专家们鼓掌，做得非常棒！我们将改善我们之间联系的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冠状病毒，今年夏天会有两三位中国同事来新西伯利亚，不仅有田野工作，还有讲座，这会对中国考古学家有帮助，包括语言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正在学俄语。王鹏、库迪诺娃：目前西伯利亚考古学家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和中国考古学家合作？莫洛金：任何方面。如果从我们研究所的角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在任何领域合作，甚至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相信我们研究旧石器的同事们也会为这种合作感到高兴。这些合作包括岩画研究———我的同事现在正在做这方面工作，以及我本人钟爱的青铜时代考古研究等。我对小河文化稍有触及，但已被它迷住了。我很幸运，能在北京大学的博物馆里亲眼看到这些遗物，因为它们与我在书本中看到的完全不一样。遗憾的是，我不能上手研究它们。因此我们应该交朋友，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分享和掌握一切。不仅在考古学，在任何的科学领域都应如此。我非常喜欢以往的一句歌词：“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是永远的兄弟”（“русскийс китайцем братья навек”， 20世纪50年代苏联歌曲《莫斯科—北京》的歌词，王按），因为我们注定要一起相处，我们有很长的共同的边界线。王鹏、库迪诺娃：是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完全同意您说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后记：庚子春以来，新冠病毒肆虐，王鹏来电话说想采访他老师莫洛金院士。初衷是让中国学者了解这位俄罗斯考古学家的经历及工作，了解西伯利亚的考古发展历程及俄罗斯考古研究的特点。莫洛金院士研究的重点区域是以巴拉巴草原为中心的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流域，这里也是西西伯利亚考古的主要地区，若将这个区域与南西伯利、南乌拉尔及哈萨克草原一并纳入考古学的视野，将展现出整个欧亚草原东部的文化图景。这个地区与中国毗邻，与中亚南部和东部贝加尔、蒙古高原联系也很紧密。将中国西北地区、北方长城地带和这个地区联系起来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北部及周边地区的古代文明。此次采访提纲由王鹏和М.А.库迪诺娃拟定，后者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采访了莫洛金院士，并整理成俄文，再由王鹏校订并译成中文，文中保留了考古学文化、遗址和考古学家的俄文名，以便读者进一步检索。文稿最后由李水城审定并做了个别调整。
（受访者：(俄罗斯)В. И. 莫洛金 采访：(俄罗斯)М. А. 库迪诺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采访、整理翻译：王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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