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汉武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班固曰”与“臣光曰”按先后编排在一起，二者之反差一目了然。
班固对汉武帝的评价很高，说汉武开创的“洪业”，使“后嗣”遵之“而有三代之风”。其不足之处，只是在赞颂与褒扬之中轻飘飘地带了一句，说是如武帝之雄材大略，倘能“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那么，即使《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古代圣王也不过如此了。似乎与其“洪业”相比，不足只是白璧微瑕。然细察班固所言，汉武之“洪业”也重在文、景时期“犹多阙焉”的“稽古礼文之事”，首当其冲的便是“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就很杀风景了。原被班固大大淡化的倘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一语，得以凸显并且细化，叫做“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司马光说的都有事实可证。
先说“内侈宫室”。公元前115年，汉武“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资治通鉴·汉纪十二》如此记述，并称“宫室之修，自此日盛”。“巡游无度”之实例，更是不胜枚举。据《资治通鉴·汉纪十三》记载，公元前106年冬，汉武帝南巡“舳舻千里”，即船队首尾衔接，连绵千里，可见其排场与挥霍。他的不少巡游，例如去蓬莱求仙，上泰山封禅，在长安、甘泉筑台候神，都与“信惑神怪”密不可分，他的不少“宫室之修”，特别是柏梁台失火之后建造的比柏梁台更为奢华的建章宫，更与“信惑神怪”连为一体。各郡、国也纷纷扩建道路，修缮宫观和名山的神祠，希望有神仙驾临。汉武的私生活也相当奢糜。“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其始作俑者即为汉武——“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参见《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如此这般，上行下效，方才致使“内多怨女，外多旷夫”，非“穷奢极欲”而何？汉武之奢侈的影响相当深远，以至后世之谏臣常以此为反面教材劝谏当朝帝王。
汉武之“洪业”，除了“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最为瞩目的，大概是“外事四夷”了。汉武年间，连年征战，北狄、南蛮、西戎、东夷，四面树敌，四面出击，而且战线拉得很长。实事求是地说，有的仗，保护了面临匈奴并吞威胁的西域弱小国家，有利于守卫边疆，安定边民，可谓“义兵”“应兵”，确实该打。有的仗，却是心血来潮，任性所致，只能算是“忿兵”“贪兵”以至“骄兵”，例如，为了得到大宛国之汗血马，也为了让宠姬李氏之兄弟李广利能立功封侯，便派遣他率军穿越楼兰国、车师国去讨伐大宛。丧失五万军队的性命，耗费了亿万钱的费用，经过四年之久的辛劳，而仅仅获得三十匹好马而已。
一面是穷奢极欲，一面是穷兵赎武，花的是民脂民膏，苦的是天下苍生。仅是不断出击匈奴，战死的就达十几万人，除了兵器衣甲和往前方运送粮草的费用，赏赐将士的黄金也有二十余万斤。“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资治通鉴·汉纪八》）甚至到了大司农府库枯竭，无法供应军需，汉武颁下诏书，允许出钱买爵和以钱免刑的地步。
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或许不够准确。儒家的那一套，他最热衷的只是维护帝王之绝对权威的礼制，即班固说的“稽古礼文”，诸如“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等，连汲黯都曾当面说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黯郑当时列传》）说他“独信方术”倒是真的，一会儿将方士少翁拜为“文成将军”，一会儿将方士栾大拜为“五利将军”，一再受骗之后，依然对方士公孙卿言听计从，闹出许多荒唐事来。说他“专用酷吏”也不假。赵禹、张汤都因严苛而位列九卿，义纵更是专以老鹰捕兽的手段治事。公元前187年，吕后曾废“三族罪”，公元前179年，汉文帝曾下诏“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废除株连，但在汉武帝时，因一人犯事而被灭族的不计其数。仅“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数万人”，更不要说在巫蛊案中，一开始，便“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其后又大开杀戒，凡“随太子发兵”的，皆以谋反罪灭族。当他得知太子冤屈之时再开杀戒，凡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均遭满门抄斩。汉武帝诛杀朝廷大臣也如家常便饭，自公孙弘后，“丞相比坐事死”，后拜公孙贺为相，吓得他“屯首涕泣不肯起”。（《资治通鉴·汉纪十三》）酷吏张汤还发明一个“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就因为“见令（缗钱等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被处死的。因为，以至“郡、国二千石为治者”亦“大抵多酷暴”，大小民变时有发生，只是尚未成为燎原烈火。
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当皇帝五十六年，看似轰轰烈烈，其实乏善可陈。到了汉武帝末年，国家财力虚耗，户口减少了一半。司马光称汉武“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可谓恰如其分。班固淡化汉武之过，应与他毕竟是刘汉天下之臣有关，他是东汉时人，但东汉也是汉。
司马光论汉武时，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汉武“有亡秦之失”，却为何能“免亡秦之祸”？他的答案是“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对于司马光这个答案，我以为有得有失，未必尽然。
所谓“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站不住脚。难道“先王之道”仅仅是班固说的“稽古礼文”，诸如“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等等，难道“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也能算是“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即按司马光自己所言，也就大有自相矛盾之处。
所谓“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过甚其辞。汉武之时，敢有“忠直之言”如徐乐、汲黯、田千秋者其实不多。司马迁只为李陵之冤辩说几句，不合他的心意，便对他处以极不人道的腐刑。如此，难免“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而使投其所好，以售其奸者屡屡得逞。他确实“恶人欺蔽”，却又不断受人“欺蔽”。要不，哪来太子案、李陵案、颜异案频频出现？要不，哪有使他“信惑神怪”的方士接连不断？
所谓“好贤不倦，诛赏严明”也须具体分析。汉武帝确实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深知“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于是“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班固语）。但他对待“人才”的态度有个毛病，即只把他们当“才”，很少把他们当“人”。他的“诛赏”也未必就那么“严明”，就以那个制造太子冤案的江充为例，让江充威镇京师的是他，将江充灭族的也是他，“赏”既莫名其妙，“罚”又累及无辜，在此“诛赏”之间，就有他自己的严重过失。
司马光所言，唯有“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可为西汉未若“秦以之亡”的一个原因。
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到钜定县亲自耕田。回京途中在石闾山祭祀地神并接见群臣时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并应田千秋的请求，将等候神仙降临的方士全部遣散。此后，又常对大臣们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汉武帝还因有司奏请增加百姓赋税以“助边用”以及桑弘羊等奏请遗卒屯田轮台而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尤其是检讨其轻信“军候弘上书”及占卜之言，亲自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讨伐匈奴，造成巨大伤亡。因此认为，“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至于“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这是连春秋“五伯”都做不出来的事。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自此之后，汉武帝不再出兵，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养生，思富养民。又任“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的赵过为搜粟都尉，“以教民”，使百姓事半功倍，“民皆便之”。对此，司马光评说：“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他称“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或许也可叫做“组织路线”取决于“政治路线”罢。
可以看得出来，汉武帝直到此时，方才真正懂得早年徐乐对他说的“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的实际意义以及“文、景务在养民”的深刻内涵——“文、景务在养民”，做的正是徐乐所说的不致使“土崩”之事——并付之以行。虽然这是他去世之前两三年的事，却是意义重大而且深远的拨乱反正，对于后世的镜鉴与示范作用不可小觑。还有一条，就是司马光说的汉武“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这句话还留有些许余地，也就是说，“文、景务在养民”打下的基础，尚未被汉武糟塌以尽，压死西汉这头“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尚未出现。再加上其“顾托得人”，至少霍光与金日磾远非赵高之辈，从而使汉武“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当然，“顾托得人”这一条，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后因谋反而被灭族的上官桀，不也是汉武“顾托”的大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