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齐文化发展脉络的珍贵文物

作者：刘安鲁

西拥泰山，东临沧海，海岱之间，是为齐鲁。自远古时代以来，海岱地区的先民在东方大地上孕育了悠久灿烂且特色鲜明的海岱文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推向高潮，齐文化正是在传承东夷文化并融汇夏商周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近日，汇集了近200件（组）文物精品、时代跨越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海岱朝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些展品大多出土于临淄齐国故城及其周边，还包括高青、临朐、海阳等地的重要考古发现，堪称山东地区最能代表齐文化特色的考古遗物，让观众可以比较全面了解齐文化的发展脉络。

图为山东博物馆藏文物“公子土斧”青铜壶。

图为齐文化博物院藏文物“木南”银豆。

展览中展出的一件陶鬶（guī）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富有特色的典型器物，代表着海岱地区悠久而发达的早期原生地域文化。由鬶演变派生而来的盉，则在后来的商周礼仪文化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齐太公，姜姓，名尚，字牙。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高青陈庄遗址，首次发现了与齐太公吕尚直接相关的青铜器铭文和考古遗存。高青陈庄遗址东距临淄齐故城约50公里，处于齐国腹心地区，一组“丰”青铜器出土于18号墓中，共有鼎、簋、爵、觯、觥、甗、尊、卣、斗九件铜器，除斗和爵外，其他七件皆有铭文，内容有“丰启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丰启作文祖齐公尊彝”“丰作厥祖齐公尊彝”等。学者认为，铭文中的“丰”应是器主人名，“齐公”指齐太公吕尚，“祖甲”为齐太公庙号。从铭文称谓及墓葬、器物级别来看，器主人应该是齐太公的孙辈后裔，应非嫡系。

春秋早中期，齐桓公任用管仲等贤臣，实行“四民分业”“官山海”“相地而衰征”等政策，发展生产，壮大经济，举荐贤能，富国强兵，终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令齐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称霸时的齐都临淄即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的齐国故城。展览中一件出土于辛店二号墓的雷纹青铜敦，制作精美，这种球形敦不见于春秋时期的齐国青铜器，其出现应是受到春秋时期楚式敦的影响，从展出的青铜甗、方豆、盖豆、鼎等器物上也能看出齐国青铜器受晋、燕、楚等国文化因素的影响。

展览有一件山东博物馆藏“公子土斧”青铜壶，其颈部所刻铭文中的公孙灶即文献记载的齐景公时代的政要公孙灶。其于齐景公三年（公元前545年）参与了倒戈庆氏的政变，此后即上台执政。后死于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当权时间总计六年。由此推测，“公子土斧”壶的制作年代也应在这一时期，因而也成为了齐国青铜器的一件标准的断代器物。而种种迹象表明，齐国出土的提链壶具有水器匜的功能，与盘组合使用，这是春秋战国之际齐国及其邻近地区的一种区域文化特色。

齐国成为战国时东方的文化中心，其最重要的举措即设立稷下学宫。齐桓公午在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创建学宫，招纳天下贤士，以重振国威。齐威王任邹忌为相，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广开言路，扩建稷下学宫，终使齐最强于诸侯。齐宣王即位后，继续大力发展稷下学宫，以优厚的待遇招徕天下贤士，促进了文化融合。1972年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向观众介绍了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这批竹简近五千片，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兵书，以及《太公》《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古籍，堪称齐文化学术思想的结晶和荟萃。这些都是较早的古籍写本，其内容与目前传世的典籍多有不同，尤其《孙膑兵法》等古籍属于古已失传的佚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古文字等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珍贵价值。

展览中有一件重要文物“木南”银豆，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最早见证之一。豆是中国商周时期常见的器形，为盛放调味品的器皿，而银质的豆较为少见。这件银豆的盖上饰有三个兽钮，盖缘及腹部均饰有花瓣纹，盖内壁刻“木南”二字铭文。其表面的花瓣纹极富特色，是用锤揲法制作而成，与传统的铸造工艺有显著区别。一般认为金银器锤揲工艺源于西亚地区，其花瓣纹饰很可能也源于西亚的波斯等地。自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之间的联系日益广泛地建立起来，这件器物应即西汉时期东西方世界广泛交往的物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银器中间部分可能由西亚传入中国，但铜钮和铜圈足则符合中国传统的使用习惯，可能是传入后由中国工匠后配，这是一件中西合璧的文物，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

如果想对齐文化有更多了解，不妨到山东多走走看看，还有很多遗址和文物等着你。（刘安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