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载]韦白:赫伯特的启示
◇韦白
1
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波兰诗人米沃什和希姆博尔斯卡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波兰诗歌成为了世界诗歌的“重镇”。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洛茨基对波兰诗歌的推崇，也似乎从侧面验证了波兰诗歌的辉煌。而最早被介绍到欧美、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的波兰诗人却是赫伯特。在赫伯特声名远播之际，米沃什甚至还是藉藉无名的。当然，从诗歌的成就上讲，米沃什无疑展现出了他超凡的沉雄、坚实、深刻和“随时间而来”的睿智，但赫伯特对历史的挪用和对现实的介入，也为世界诗歌在当代语境下回答“诗歌何为”提供了一面标杆。在世界诗歌的“重量级”诗人中，他的份量甚至超过了希姆博尔斯卡，而与米沃什并称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波兰诗歌的两座高峰。
从“存在”与“语言”的关系上来看，赫伯特的诗歌始终站在“存在”的一边。他重视的是文学之外的内容，语言对于赫伯特来说只是工具。他认为“痛苦的意义，与现实相抵牾的意义，这就是全部的问题所在。”（引自赫伯特与马莱克·奥拉默斯的谈话）无论是对历史的挪用，还是对现实直截了当的介入，都是指向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波兰事务”，他自己的原话是“波兰事务——对我始终是至关重要的——放大到了可怕的程度。”（引自赫伯特与马莱克·奥拉默斯的谈话）他真正要做的，或者说，他真正的使命，是描述同时代人们的集体命运。
在面对“语言”与“存在”这两个基本点时，赫伯特或者说整个中东欧文学与欧美主流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偏移。这应该与波兰或者整个中东欧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苦难历史密不可分。赫伯特所在的地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四次大的转换（波兰第二共和国→并入乌克兰→被德国统治→人民波兰），经历了四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因此波兰及其附近的中东欧小国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抵抗诗学”的诗歌路径，无论从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还是扎加耶夫斯基，或者立陶宛的温茨洛瓦，民族的苦难、政治的迫害、人民的痛苦、自身的遭际成为他们作品中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些由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灾难和折磨，神经质地嵌入了他们作品的“总体模板”中，成为了他们写作和思考的“主体”或“内核”。
2
像米沃什一样，赫伯特的作品中，也有着与现代主义文学背道而驰的“道德教谕”的成分。甚至是直截了当的说教，如“请挺直身躯，尽管有人卑躬屈膝/有人背转身去，有人已化为灰烬/你存活下来，不仅为了生存/你的时间有限，应倍加珍惜/当理智让你失望，鼓起勇气/在终极审判时，只有它值得一提……”（《科克托先生的教诲》，唐浩译）这种被判为“过时”的说教，我个人认为不是由于他们不懂新颖的写作技巧，而是在社会大混乱中人性和人道的底线一再被践踏之后的一种固执的坚持与提醒。当然，赫伯特并非一味地采取这种最笨拙最不讨巧的方式，实际上他对历史的挪用则是采用一种普遍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对现实进行“借古讽今”，而这种“发怀古之幽思”的迂回策略同样要冒巨大的风险，它要求读者对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历史故事和典故烂熟于心，否则就无异于“对牛弹琴”。
赫伯特作品中，有一种可贵的平视现实的能力。米沃什的作品，可以在稳固的哲学背景下对材料进行浓缩后重排，而赫伯特几乎可以不加遮掩地对材料进行直接处理，并与现实进行直接互动。如果米沃什可以提供对现实的深度思考，赫伯特则可以提供对现实的直接见证。赫伯特的诗集《来自围城的报告》，大多是直接处理现实题材，但这种貌似“白描式”的对现实的记录，由于细节的真实而获得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冲击力，而这种冲击力一方面来源于题材本身的荒诞感；另一方面也来源于赫伯特自身的诚实和勇气。他是一个赤诚的人，一个敢于大胆、大方而又大声地说出实情的人。他平视现实的能力，正是源于他身上有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力量。实际上，这是一种人格魅力的自然的折射，正如他自己所言——“无论我们干什么——写作、绘画或作曲——我们都在各自建立自己的人格。”（引自赫伯特与马莱克·奥拉默斯的谈话）；
另外，还与他一贯坚持的“直陈式”理念有关。他坚持认为“首先，一个人必须直陈式地表述问题，而不要使用条件式，只有这样才能考虑可能的方方面面。”（引自在《团结周刊》编辑部的一次谈话）
赫伯特不仅具有超强的现实的介入能力，还具有超强的整合力和对现实的“魔幻化”处理的能力。他的《来自天堂的报告》在一种诙谐的语调下，采用与现实刚好相反的场景来对现实进行讥讽，既恰到好处又幽默风趣，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科克托先生》系列组诗，是一个高度寓言化的文本，自由地穿行于现实、历史、神话、典故和他对世界的不信任感之间，是一部值得深入探究的作品。
3
对现实的介入，在何种情形下是有效的，在何种情形下是无效的，是一个令人争执不休的问题。处于同一个基本语境下的写作者，究竟应选择“抵抗诗学”还是“非抵抗诗学”也是人各有志，选择“积极抵抗”、“消极抵抗”还是以“沉默进行抵抗”，也令人模糊难辩。即使在中东欧作家与诗人中，在选择“抵抗诗学”的路径上也千差万别。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赫伯特是我读到的直接介入现实、并在高度简洁而又质朴的语言下展现了现实的高度复杂性和完整性的一位诗人。
他提供了一种直截了当的“直陈”现实的诗歌样式。就以《来自围城的报告》为例，他的这种“直陈”在细节中恰恰不被细节缠住而囿于细节，而是在高度概括的基础上“点缀”细节，在貌似逼真的“现场”中进行修正，是“心理真实”的“现场”，而非一个具体而微的真实的“现场”。这在他的访谈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我们应尽量寻求普遍的陈述和感受，来传达给其他人，而不是一味挖掘自身的独特经历。”（引自赫伯特与马莱克·奥拉默斯的谈话）也就是说，他的“直陈”不是单纯的“照相式”的“白描”，而是总结了“普遍感受”之后的一种“心理现实”的描述。而国内诗歌界的一些描写现实的作品（所谓“草根文学”），过于拘泥于现实的细节描写，而总体上却不“集中”和“浓缩”而显得零乱而琐细。
他提供了一种有着纵深“历史感”的诗歌。他对历史题材的改写，就像他对现实题材的直接介入一样，同样具有穿透性的批判锋芒。赫伯特的历史和神话通常会改变焦距，“把其中的人物拉近到面前，仿佛我们可以看清他们睫毛的眨动；然后让他们在历史的锯末里翻滚，在人类学的报告厅里当魂不守舍的清洁工，直到他们完全变成我们中间的一员。”（引自王敖《赫伯特的众神与历史幻灯》）任何历史题材的写作，都是以现实为参照的一种对历史的理解。国内诗歌界的那种纯粹凭着历史典籍的与现实无关的历史题材的写作，只能是一种失去了“能指的”“悬在半天云中的”无效空转。
也许，赫伯特介入诗歌的方式是笨拙而生硬的，正如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中所表达的不满那样——“赫伯特这首诗明显地要求诗歌放弃它的享乐主义和流畅，要求它变成语言的修女并把它那奢侈的发绺修剪成道德伦理赶牛棒似的发茬。同样明显的是，它会因为舌头沉溺于无忧无虑而把它废黜，并派一个持棒的马尔沃利奥来管理诗歌的产业。它会申斥诗歌的狂喜，代之以一个直言不讳的圆颅党顾问。”（黄灿然译）但赫伯特的这种“硬梆梆的”“直接回答”的诗歌，无疑有着铁锤打在干燥而结实的木棍上的“咚咚”作响的回音。他的这种强硬和充满“钙质”的诗歌，无疑也是沉浸于“无忧无虑的舌头的享乐”之中的诗歌所无法消化的“一根坚硬的鱼刺”。
201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