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悦读丨小说】毛颖《我家就在岸上住》（二）
文/毛颖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著有《管的着吗你》《往事如烟》《红月亮》等多部长篇小说。主笔、主创多部影视剧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谍战剧）、《危机迷雾》（38集谍战剧）已在央视、北京大台播出，《婚姻变奏曲》（30集情感剧）、《阿佤兄弟》（电影）已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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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我拖着冰车到河里滑冰。
我的冰车是我爸在他们学校校办工厂托工人师傅特意做的，是河两岸所有冰车中最棒的——松木做梁的杨木板子，据说是地震时候搭防震棚剩下的，刨得平整如镜；“导轨”是冲床卯接的工字钢；“签子”，就是往冰面上戳着发力前行的工具，也是正经钢材，车床上车出来的尖，非常锋利；板子背面两副配套的粗铁丝挂钩，牢牢挂嵌住“签子”。整个冰车，结实得无以复加，就是太沉重，每每拿进拿出，显得十分笨拙。可到了冰面上，我的冰车就是“旗舰”，就是标志，就是骄傲！
好多人都争着抢着卖力气帮我搬冰车，条件是让他玩会儿。我宁可自己搬，也不愿意让别人玩哪怕一分钟。因为这，得罪了不少人。搬冰车下河时，就有人使绊子。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挨住不翻倒——那么沉重的冰车，陡陡高高的坡道，真栽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偶尔被绊得狠了，真的滚落下去，倒也不是很疼，只是心疼乒乒乓乓一路涂炭的冰车。那时候，我会很愤怒地抄起锋利的签子，冲使绊的人比划。他，或者他们，就哄笑着散去。过不多会儿，还没等我的怒气消尽，他，或者他们，就会舔着脸凑过来，不是要比赛，就是要借我的冰车过过瘾。
如果没有大人的干涉，这种“交流”其实会进行得很顺利、很自然——我会勉强答应对方的要求，对方就会高高兴兴地坐上我的冰车，欢快地跑起来。对了，因为我的冰车底板宽大，可以坐在上面玩，而一般他们那些用破旧木条拼凑了底板的冰车，大多只能跪在上面玩。
换上我的冰车，就会撒欢般跑得很快，很远，一直到河的远处。大人要是出现，就会骂自家孩子没出息，什么都没见过，自己有，不玩，非玩人家的。这样时候，我会很快收回自己的冰车，可后面的游戏，就变得没滋没味了。大人不出来指摘，我又会担心宝贝冰车让他们弄坏。冰车给我带来了骄傲和满足，也带给我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矛盾。
因为我的冰车太重，冬天将尽的时节，最早不敢再去滑，怕万一压破了冰陷下去。河水很浅，但很凉，而且很脏，所以，无论如何也是不能陷下去的。我的冰车结束“赛季”的时候，其他孩子还在操着他们的小冰车玩，真有陷下去的，湿了裤子晾在那儿，阳光一晒，就泛出河水的臭味。血淋淋的事实，让我对陷进去的危险深信不疑。
因为从没陷进去过，也因为“赛季”比别人都短些，我的冰车一直显得很新。
玩冰车陷进河里的“事故”一旦发生，就标志着一个“滑冰季”正式结束。当天，不用等第二天，冰面上就再看不见冰车和玩冰车的孩子了。“滑冰季”结束的前后，也就是大概要开学的日子。
寒假里，肯定包括春节。可我对那时候的春节，并没什么印象。唯一能记住的，就是对岸有大人大放烟花。我们扒在临河高窗的窗口看，再吃吃过年饺子，年就算过去了。
也许是因为空间太狭小，怕万一失火不能救，又或许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这边很少听见鞭炮声，更看不到烟花。窄窄的通道，一边是低矮的平房，一边是高耸的城墙，烟花放给谁看呢……
当我成为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有学问”的人的很久以后，谈到“需求决定方式”这样的课题时，总想起小时候住在河边时看不到烟花的事，总想拿这事举例。可终究没有举。为什么，不知道，也不愿意去想——住在河边的经历，跟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成年的我，似乎不应该扯上什么关系。这种心理，似乎跟在地铁上看见灰灰的旧相识而不去招呼，有着某种不堪启齿的“暗合”。
英子给的那个花绵垫子，我保存了很久，并且是背着父母“私存”的，一直都在我枕头下面。每每我妈要收拾铺盖，我都会提前趁其不备偷偷“转移”到其他地方，过后再放回枕头下面。
我不能确切地解释，为什么没把垫子及时归还给英子。当然，就更无法知道，她为什么从没找我讨过。放在今天，漫说一个手工缝制的垫子，就是电视机洗衣机这样的大物件，平常人家也未必当回事。我就借过一台电冰箱给客居在这个城市的年轻同事，后来自己竟忘了。到了人家提出要还的时候，才想起来，并说“要是不用，你就把它处理了吧”。不是客气，是实话。可那时候，一个绵垫子，从一个家庭里消失，一定是会被注意的。更何况，那是她弟的专用“护具”，没有了怎生得了！可她确实没找我要过，提都再没提过。
绵垫子后来在搬家的时候遗失了。我最后的印象是临搬家前杂乱不堪的家里，我爸我妈忙着打包打捆，所有铺盖都卷好绑妥，怕碰怕压的东西（我没有那样的东西，也不知道家里哪些东西是怕碰怕压的）都用旧毛巾、破抹布包裹垫衬，那个垫子被我妈随手用了。当时太杂乱了，他们也可能根本就没在意那东西是否“眼生”，就那么随手用了。搬过去以后，我也忘了找，也自然就再没见到。
过了好多年，我才想到：我妈或许并不觉得那个垫子“眼生”，她可能早就看见过，而且见过很多次。那样的话，她一定知道，那是我“私藏”的，一直都在我枕头底下。也八成早“侦察”到了我每次的“转移”，就是不说出来……想到这儿，我不由出了一层冷汗。冷汗不再出的时候，我趁着过年高兴地聊天，忆起往昔生活的时节，若无其事地问过我妈。从我妈的反应判断，她记不起来了。
但我记得。一直都记得。我毫无理由地认定，英子，也一定还记得那个花垫子，不管她变得多么的灰。
随着搬家一起从我视线中消失的，还有冰车。我曾经很想念过那部冰车，也问过我爸冰车哪儿去了。我爸倒是记得，说搬家时候一起带过来了，后来一直在阳台放着，上面压了很重很重的箱子和书籍。
我们后来还搬过两次家。最后一次搬家时，我充当了“主力军”。我清楚地记得，没见到冰车。我爸说留在搬出的地方了，新地方没有它的空间——房子越搬越大，却竟容不下一部小小的冰车？！
当彻底见不到冰车，并确定再也见不到了的时候，我的关于河的记忆和思念，断了。那条浅浅的人工河，水很脏、很浅，冬天结冻时，很多孩子去玩冰车，夏天泛着不好闻的气味，滋生无数蚊虫的，河。
我真的忘记了那条河。或者说，我不能确认，那条记忆里隐隐约约的河，跟自己究竟什么关系。直到在地铁车厢里遇见灰灰的英子，或者说灰灰的，让我以为应该是英子的女人，记忆的链条才重新接上。
其实，我仍然不能确认，自以为接上了链条的“记忆”是不是真实的。就像不能确认地铁车厢里灰灰的女人真的就是英子一样。我没招呼她，那个灰灰的女人。我只知道，她没穿胸罩。可是，天晓得，我是怎么知道的。记忆，跟判断一样，都未必真实。
但我的确开始去回忆河了，回忆我跟河之间发生的一切。记忆中，我冒险淌过一次河。这很可能是真的。不然，应该不会想起河底有尖的石头（也许是碎玻璃），很咯脚；也不会想起，过了不一日，淌过水的脚和小腿起了红红痒痒的疹子，很快被我挠得鲜血淋漓。如果我是个艾滋病人，淌过那河，便就死定了。
开始回忆河之后，我情不自禁地驻足在所经过的每条河边，甚至停下车，熄了火，跑到离河最近的地方去看。
一座城市，不管它有多么的大，人工河总该是通着的，或明或暗。似乎，那河里，能流淌出什么可以证明回忆的东西——尖的石头（也许是碎玻璃），遗失的小玩具，花绵垫子，冰车，我的冰车……
河岸上，也依稀着些低矮的平房，但没有高高的城墙。城墙后来成了宝贝，断然不会拆除的，应该还在。所以，面前的河决不会是记忆里的那段。河边没有孩子，只有打捞着什么的工人。
我抽着烟，很想跟那几个工人打声招呼，问他们，这河从哪流过来，流向哪里。可烟都抽完了，也没开口。我举起烟蒂，似乎想扔进河里，可手停在半空，想起三十多年前大人们的教诲——别往河里扔东西……就用手指捻灭，回到车里，把烟蒂塞进烟灰盒——我们没有能力把河变干净，但能让它不变得更脏——我们不奢望我们做不到的，但我们愿意坚持我们能做到的……
发动车子的时候，我明白了一点——不该去找河，应该去找城墙。在一座每天都要发生变化的特大城市里，一条脏脏的人工河的去留，太容易改变了。可几百年前的城墙，却定然还在。城墙，住在河边的岁月里的高高的隔断，才是拾取回忆最可靠的符号。
城墙内外
低矮的不知什么年代盖的平房向南一米多一点儿，就是高高的古城墙。城墙上，孩子能够得着的高度及以下，都被石子、粉笔涂鸦遍了。城墙是紫红色的，随便刻画都会留下很明显的印记。
城墙另一边，是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条街道。在后来近乎歇斯底里的大兴建设之前，这条街道的宽度，包括她的马路和人行道，都得天独厚得难以想象。便是今天，跟新建的条条大道相比，也毫不逊色。特别是人行道，更是宽得绝无仅有。同时，因为这条街道无以伦比的尊贵，再大胆子再硬的后台，也别想，像朝鲜劳动新闻说的那样，侵犯哪怕零点零零零一毫米。所以，直到现在，那宽得吓人的人行道，还保留着和当年一样的气势。
如果不像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左近的人那样了解那条街道，或是不仔细观察，匆匆一过的人，也许会认为，我对人行道宽度的描述夸张了，太夸张了。他们会说，人行道是很宽，但没宽到“吓人”的程度。那是因为，他们没真正注意到，那条街的人行道，在纵向上是分成三部分的——靠马路一侧，是大方格水泥砖铺就的很宽的道路；靠城墙一侧，是几乎等宽的小方格水泥砖铺就的；两段之间，还有宽宽的绿化带。匆匆的过客，总是向前走，偶尔会向后看，很少，很少，横着看，更别说去想象：假如把中间的绿化带取消，从马路到城墙，这样的人行道够有多宽……
当然，人行道的宽度及其罕见，跟我们，跟过客们，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也不值得关心。但是，这种宽度和格局，使得靠城墙这侧那段人行道，享有了独特的隐蔽——这边是高高的城墙，那边是浓密高大的绿化带，似乎把真正的街道隔在了“外面”，而自己形成了浓荫蔽日的“小街”。三十多年前，“小街”上，行人，匆匆过往的行人，很少。不仅仅因为“外面”大方砖一侧足够他们走，更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匆匆来往的时候，并没发现“小街”，即便发现了，也没有时间、没有必要，来看个究竟。
所以，“小街”，跟“胡同”隔着高高的紫红色城墙的，尊贵街道宽得吓人的人行道靠近城墙的一边，就成了“知情者”的“独享”。
记得，最先，是女孩子们绕过城墙，去“小街”上跳皮筋，“开辟”了“小街”的“乐园”。男孩子们跟去的不多。我算其中一个。我是去跳皮筋，一个人。既不跟其他男孩子玩，也不跟女孩子玩。
跳皮筋，在通常的认识中，是女孩子的专利。男孩子如果染指，肯定会被笑话。可我不记得被谁笑话过，也不记得去跳皮筋的时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那是打碎人家玻璃之后的春天。之前的“滑冰季”，我不记得把宝贝冰车借给过任何人。虽然，印象里，并没郑重宣布不外借，但确实拒绝了差不多所有的相关要求。我很生他们的气——当我打碎玻璃时，他们所有人都追我，按住打我，或者上窜下跳摩拳擦掌地要打我。那一刻，我以为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我不恨他们。说实在的，直到现在，我也没学会“恨”。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不再被欺负，不再被损害——他们对我都是这样，对我的冰车会怎样？他们冬天时候对我那样，春天、夏天、秋天，下一个冬天，又能怎样？我得躲开他们，不再理会他们，不再加入他们。
对我的“离群”意向，父母是首肯的。他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没问过。到现在也不知道，也没问过。但他们的确在当时做出了一些支持我“离群”的“动作”。
比如：我爸联系了熟人，把我带到著名的、培养出很多世界冠军的业余体校学习乒乓球。我学了俩礼拜，偷回了满满一筐“双鱼牌”乒乓球，有将近一百个！如果去卖，四毛七一个。那一筐球，抵得上我妈一个月工资！太巨额了！太大胆了！所以，一直让我深深藏在自己的床下面，采取了比花绵垫子更高的“保密”措施。不知是为了保住这些球，还是确实练不下去，反正只练了俩礼拜，就不去了。也没人追究那些球。体校里的球，实在多得数不清。那么多球，再打不出世界冠军，天理不容！
乒乓球“失败”后，我爸又联系去另一个业余体校练田径。这回更短，还不到俩礼拜，就结束了。不过，我很清楚，这次是人家不要我。大概跟年龄有关。至于怎么有关的，我不清楚。我想我爸也未必就清楚，但似乎是很接受了现实。
再后来，他就给我拿回了皮筋，说他所在的学校里（中学），很多男生也跳皮筋，体育老师怎样怎样称赞跳皮筋是综合型的运动，多少多少好处，多么多么适于男生和女生。在他的学校里，居然还组织跳皮筋比赛，男生女生都参加，并且最终男生体现出了更高水平……我爸带回来的皮筋跟冰车一样，跟胡同里的同类品比较，决然的佼佼者！“小街”上，大腿粗、小腿粗、腰粗的树要啥有啥，随便找两棵树，皮筋一栓，一个人就可以跳了。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跳皮筋的天才——才跳了几天，就学会了好几种玩法，有运动量很大、对弹跳要求很高的，女孩子们通常都嫌累不去玩的，也有女孩子们经常玩的，有节奏有难度有口诀的，更有连女孩子们都怕难而很少玩、对技巧要求很高的。
我跟自己游戏，皮筋这边是我，另一边是由我扮演的假想对手；设着局，记着输赢，很有意趣，进步飞速。西服革履四十多岁时跟人讲管理、市场、“理念”等等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他们谁都没听说过的“模拟竞技”的“心理模型”，一下子把方家大师们侃懵；被追问时，当然不会说是小时候跳皮筋的心得，也实在没忍心胡乱编造什么外国名字的“大师”去敷衍他们的好奇，只一笑了之。好在，追问的人，也不是十分认真。
皮筋跳得到底有多好，很难形容，也不敢瞎吹；当然，也实在没什么必要“吹”。只记得，有女孩子想凑过来，看了看后，没说话就走开了；再经过时，看的眼神就不怎么友善。那种不友善，不像是瞧不起，更像借冰车被拒绝后，男孩子们通常投来的那种。
英子的出现，让我很意外。英子通常不游戏。我当时知道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她写作业慢，等写好了，也没时间玩了；再就是她得帮家里干活儿，包括找她弟。她妈身体不好，她总要帮家里干活。她是胡同里最能帮家里干活的孩子。我妈总拿她教育我，劝我也长点儿眼力劲儿，帮家里，帮她，干点儿活儿。
通常，玩的时候见到英子，都是她出来找她弟。她弟总玩得很远，挨过她爸打之后，就跑得更远。她每次都找得心急如焚。
那次，跳皮筋时候遇见她的那次，她却没有心急如焚的样子，更没有眼泪。她笑着看我跳，看得歪起脑袋。我跳罢一节，才发现她站在边上，歪着头，笑着，看我。我很不好意思，想说什么来着。说了没有，记不清了。可能没有说。她默默冲我做鼓掌的手势。我就招手让她过来玩。她迟疑一下，过来了。她的手抚摩着皮筋，像后来电影电视里看到的操琴人抚摩琴弦。我忽而发现，她的手很纤细，很好看。那一刻，我第一次感悟到，原来，手也可以这么好看。
她跳了一阵，跳的没我好。跳了一阵过后，就去找她弟了。我就收了皮筋，追上她一起找。我嗓门大，或者说好意思扯着嗓子喊，所以很快找到。后来，变成她在那儿跳皮筋，我独自去找她弟。我就开始希望她弟老跑丢，老得让她出来找。再后来，我找回她弟，扣在那儿跟我们一起跳皮筋。她弟不肯，但不敢不听我的，怕我揍他，只好蹲在那儿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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