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往事：上河工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上河工”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印象，对“河工”一词也会感到陌生。河工，是整治河道等工程的总称，是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建筑水坝、开挖引河、加固堤堰、疏浚河道等。做了40年水利工作的我，当然是有经历、有感受的了。但我没有推过一车子土，挖过一铁锨泥，只有写出那些记忆中的感受留作人们当做一种记忆。

上 篇

“上河工”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历史上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即水的利用。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有治水之举，历代王朝都把治水作为安邦治国的头等大事来抓。至今人们所知的禹疏九河之一，在滨州流经4000余年，曾在河口区老鸹嘴入海，1904年黄河改道逐渐堙没的徒骇河，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人工河道。公元前486年始建的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曹娥江五大水系，这一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水系大动脉，至今延续已2500余年。这就是我国古代修筑的人工运河。这条河道就是靠历代人的“上河工”来完成的。

鲧禹时候，老百姓就要上河工。封建时代经常大规模征派徭役治理黄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多次决口，政府征民夫15万治河。上河工的农民被称为“民夫”、“夫子”、“泥夫”、“民工”等等，基本都是沿用古称。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政府无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治河道与兴修水利。

当人类全面走向文明，便开始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获取大自然的回报时，人工治水，河道开挖，可以说是渗透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靠这些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贯通一体，成为更加宏伟的灌排、运输系统。因此“上河工”也就成为了流传千年老百姓中的一个组合词。

“上河工”，实际上是统治者组织百姓进行社会性基础建设的全民行为，属于“出夫” 的范畴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治水兴利，很快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和地方政府有计划、有组织，按照农业生产季节的安排，在农村抽调广大青年农民投入到这一浩大的“改天换地”斗争之中。

“出夫”的年龄都有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办工程，控制在自成年18岁至45岁。县以下集体办水利工程，即农田工程，控制在18岁至50岁，超年龄者到工地做饭、取水等。18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将“上河工”作为一种社会义务去履行。在计划经济时期，每逢农闲的冬春时节，村里也和农忙季节一样，18岁至45岁的男性社员，全都上河工，去国家创办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工地。女劳力和50岁以上的男社员，都要去参加公社集体组织开展的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建设。两种“上河工”的时间一般安排在冬春两季，冬季自霜降开始一直持续到农历腊月下旬。春季持续至麦收之前或农历3月中旬，即春播。1967年至1975年间，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影响下，更有“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组织方式。秋冬提出“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因此每到这个季节，村里没有多少生机。当地村人还管“上河工”称作“上坝工”、“挑河工”等。

中 篇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上河工”是关系到中国农村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生活条件和劳动强度成很大反比，其辛苦程度是今人无法想象的。我生于五十年代之初，到18岁的年龄段，是在学校里度过的，没上过河工。走出学校门就参加了工作，这份工作与“上河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县水利局是“上河工”组织者，全县的骨干人工河道都是由水利局组织设计，并组织施工。今当地人们所熟悉的境内独流入海河道，均开挖于我们这代人的年轻时代。那开挖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我的记忆中，潮河开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这一代人“上河工”的开始。据史料记载：1965～1966年，由惠民专区（滨洲市）组织滨县、利津、沾化三县3.2万民工施工。新开挖的这条河道自滨州入沾化县境，由沾化县的河贵公社（今滨海乡）进入河口区的刘村西，至麻郭村向北至洼拉沟入海。全长75.47公里。

1965年冬，对生产恢复不久的农村来讲，生活条件不是能用“非常艰苦”所形容的，处于尽快根治海河流域的旱涝碱灾害，改善生产条件的迫切需要，鲁北沿海地区必须组织独流入海河道的开挖。按照规定，年满18周岁以上的男性社员全部组织“上河工”。那时我13岁，大我5岁的家兄刚好到了“上河工”的年龄，在众多的青壮年劳力中算是弱者。家兄个子不高，早已是家中挣工分的顶梁柱。第一次“上河工”，处于年轻气盛，但更多的是好奇。他一点也不畏惧，非常高兴地走了。工地就在离家不足10公里的野外，硬是在工地和青壮劳力一起干到施工结束，进了腊月才回家。惦记两个月的娘看到的是哥哥的高兴，泪水总算没有流下来。哥哥黑了，但是胖了，呲出洁白的牙齿说道：“上河工累是累，但是能吃到净面子干粮，吃的全是粮食，棒子、地瓜面窝头管饱，没有家里那样天天吃糠咽菜。”至于在工地上多累多苦，那些工地上的叔叔大爷们和哥哥们及所有参加施工的乡亲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小孩子们。

潮河开挖分两期实施，二期工程开始于1966年的3月份，5月份竣工。通过这条河道开挖，两岸土地大有改观，涝灾基本消除，大雨连绵的那个年份，涝灾没有发生，秋后河滩地种的全是小麦，长势喜人，与河道开挖前彻底换了一番天地。那几年，人们在海河流域17条独流入海河道开挖治理过程中，总结出了这样一个经验——“要想吃馍，深沟大河。”于是，自进入70年代，当时的惠民地区组织发动所属滨县、利津、沾化等县，以潮河为界向东，借助油田开发建设，开始实施马新河、沾利河、草桥沟、挑河的开挖。这些河道的开挖我都经历过，开挖以后的每条河道也基本遍布我的足迹。

下 篇

“上河工”虽不是恢宏之壮举，而且也是一种没多少科技含量的体力劳动，但却是一项政府强力组织的大型社会活动。这样的活动既要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又要有淳朴顺从、且坚忍不拔的群众积极参与，他们需要付出今人难以想象的劳动代价。

第一步，组织发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任何生产活动，生产队长一呼百应。但是年轻人在不在被“净面子”干粮所诱惑时，也不会主动去找累受，找苦吃。70年代发动组织“上河工”已经是每年村里大小干部们最头疼的事。因为那“活”真不叫人干的活，从生产大队到小队的头头脑脑门都要费好多周折。最大的难题在于：一是劳动力和法定年龄的问题。有时，大型工程并不是所有适龄劳力全部参加，具体到生产队就牵扯到先后“出夫”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出工。争执之下，队长最公平公正的办法就是“抓阄”；二是计较得失。其实苛刻计较起来，“抓阄”也并非完全公平公正。问题出在每次“河工”的劳动强度、生活条件、民工待遇不同，更主要的是施工难度都不相同，这正是农民最为计较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队长也只有发挥唯我独尊的优势，谁不认可自己的运气，顶着不出工，就在“工分儿”这一社员的“命根儿”上做文章。适当提高一下“上河工”的工日标准，再不凑效，队长会用拳头恐吓逼到工地。大队将“上河工”的人们组织好后，按照军事编制，以“连”为单位报到公社里，大队革委会主任或管委会主任变称“连长”。公社以营为编制单位，带工的公社领导变称“营长”，县里以团设置，机构称“团部”，县长或革委会主任变称“团长”了。出工时间一到，各公社、生产大队组织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工地，去与天斗、与地斗。

第二步，开工准备。这一步几乎是安排在地区将整体任务分配到县里，县里将任务分配到各公社之后。这就是“上河工”的开始。时逢初冬或冬末，刚刚停下农活或农活尚未开始，只听队长一声令下，即将“上河工”的青壮劳力就风风火火的忙碌起来：修理独轮车，补胎、打气、换支腿、绑篓子，铁锨换上新木柄，锨头磨得雪亮，卷铺盖，晒草席，把旱烟叶搓好装进油腻腻的布袋里……就算是整装待发了。生产队要准备粮食、萝卜菜等，拉上做饭的柴禾，烧饭的大锅，搭窝棚的木棍，拉车的绳索……简直就像是一次开往前线的大动员。

河道开挖，外出作业，需要在工地上集中施工。开工前的准备很复杂，最主要的是民工的食宿。对临近村庄的工段，公社领导亲自出马，与当地取得联系进村号房子。社员家里的闲置房是最好的，但是人多房少。生产队的饲养处、牲口棚通过简单修补，能遮风挡雨就是民工的宿舍。对于“上河工”的人们来说，这就是出门在外最好的条件了。距离村庄远的工段就麻烦的很多，遇到这种情况，出工的生产队都要派出一支几人组成的先遣队，在荒草野地里、在寸草不生的盐碱滩、在自然形成的地势高阜之处，选好位置扎窝棚。当时没有当今的雨布工棚，连一块有尺寸的塑料布都难买到。生产队收集一些杂木杆、粗竹竿等作为框架，买上一些铁丝、麻绳就地轧制，顶部用泥巴模糊，底部用潮土培严实。框架并不能轧制地上的窝棚，只能轧制成半地上半地下的结构，人进去才能直起腰。

第三步，实施动员。全县民工到达工地，县团部首先召开各连动员会，或民兵“指战员”代表动员大会。各“连长”带着团部的指示和要求，组织全连“指战员”召开动员誓师大会。数百名民工集结在一片宽敞的场地上，顿时打破长年累月的沉寂，荒滩野坡出现一片少有的生机，颇有些地动山摇的气势。荒草洼里的兔子如惊弓之鸟远远逃跑，自由散漫的鸟儿也远远飞去，它们为之惊悚，只有老鼠在窝里不出来，窥视着民工窝棚里的粮食或油料，似乎发现一种惊喜——有吃的了！

动员大会开始，虽然没有现代化音响设备，但空旷的田野里夹杂着顺耳风，绝对能够灌入每个人的耳朵。动员讲话者多是用尽全身气力，号召力极强。动员大会的动员令大致是：治涝改碱造良田，战天斗地夺高产；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挖出一条河，旱涝保丰收！只要我们携起手来，鼓足干劲，争分夺秒，就一定能够完成党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县里的领导动员后，各公社的表态发言更是慷慨激昂，大都歇斯里地地表示：我们一定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任务，让领导放心，让全县人民放心！全体指战员一起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于是，风天雪地里的“河工”会战开始了。

骨干河道的开挖，不同于小型农田的沟渠。设计是严格的，标准是很高的。以沾利河为例，设计水深3.2米，底宽10～28米，平均7.6米，边坡1:3，按自然地面计算，平均挖深在9.0米以上，也就是说，民工要顺坡将近10米深的泥土挖至地上，再按照规定的弃土场弃土，沾利河的弃土场设计离河堂百米开外。开工之初，民工用车推还能吃得消，因为他们干惯了。当挖至3米以下，就推不动，需要有人拉拽。这种拉拽用麻绳系一弓形铁钩，一般由两人拉拽，一人推车，这种活道叫“拉挂钩”。一辆独轮车，上有两只竹篓子对称绑扎于车盖子两侧，潮土装满篓子足有400公斤，如果在挂尖培土要达到到500公斤，驾车人多为体力强壮者，待两边装车的把篓子装满后，驾车者挂好搭在肩上的攀带，朝两手吐口唾沫，双拳一攥，一鼓作气一直腰，车子起来了。只听驾车人吼得一声，“拉挂钩”的两个人拱起身子，喊起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随着1、2、3、4的节奏号子声，近千斤重的泥土推到了指定的弃土场。当扣下车子，卸下泥土，不管是驾车的还是拉“挂钩”的，都是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共同的感觉是空间狭小，氧气严重不足，鼻孔变细。

沾利河开挖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整体工程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始于1973年春，惠民地区组织惠民、沾化两县民兵首先进行了今义和镇境内义胜村至弯弯沟11.3公里下游段的开挖，共完成土方185.04万立方米，工日80.6万个。此次施工沾化县组织沾城、大高、流钟、永丰、新户5个公社的4200名民兵，于4月开工，工期40天，完成自东六合（新户镇）至弯弯沟3.9公里的开挖，完成土方58.36万立方米，工日26.52万个。也就是说，下游入海段打通。二期工程开始于当年冬天。惠民地区组织惠民、阳信、无棣、沾化、利津5个县的民兵3.4万人，进行义胜北以上的全部河道开挖，长度48公里，完成土方441.23万立方米，工日193.2万个。于11月1日开工，12月10日完成。二期工程沾化县的15个公社组织民兵9995人，承担了义胜北至梁家段，长10.3公里，完成土方127.73万立方米，工日53.77万立方米。可以想象，沾利河河堂里竟有3.0万多人集中于此，站在大坝的一端，眺远望去，如一片移动的黑点覆盖在大地的深处，穿梭于这片广袤的荒碱涝洼之地。今天的河道流域也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但是不要忘记，类似这样的骨干河道是用那个年代的人工一车一车推出来的，最艰难的施工段是用人工用篓筐抬出来的。

那个年代的生活还十分艰苦。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并没把人们的肚子填饱。民工出河工的生活相对好一些，还是没有吃糠咽菜。国家补助的粮食结构为粗细90:10，粗粮为地瓜干、玉米面、高粱面等，细粮为白面，民工只有将白面积攒到一定数量，才能得到一次改善，吃上一顿白面卷子。民兵们的饭量特大，粗粮窝头一顿能吃一斤标准粮，细粮能吃到一斤多干面做成的馒头，吃的再多再饱，推一天车子就像是没吃饭似的。这样的生活练就了他们的铁骨钢筋，造就了一代人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发扬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在过去的那些个年代里，甚至上溯至千百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长辈，“上河工”都是那个样子的。历史的变迁，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发展，人工挖河的施工方式基本没有大的改变，劳动强度几乎没有得到消减。我们的先人就那样承前启后地在与大自然抗争，那人那事，至今仍是可歌可泣。

20世纪90年代之初，我所经历的河道开挖，引水工程建设也多是人工完成的。那仍是广大民工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精神的一种体现。天寒地冻，雪花飞舞，风寒料峭，刀子般的划在人们的脸上，河口区5个乡镇数千名民工在区领导的带领下，战风雪，斗严寒，凿冻片，硬是把几十万立方米的冻土在泥水里推了出来，从此改变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历史。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河道治理、渠道清淤、水库开挖、堤坝修筑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当今河道治理、土方工程，地上的有推土机、铲运机，地下的有挖掘机、泥浆泵，不管距离远近，均有机械按标准完成。那些原始、落后，的劳动方式全部成为了历史。进入21世纪，这些在过去来看十分艰难的治水工程，无需组织人力施工，机械施工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务市场。原始、传统的劳动组合现已形成了一种记忆。

改变千年历史，只用了不足20年。

作者：张成儒，山东沾化人，东营市河口区水利局退休职工。现为东营市作家协会会员、东营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河口区政协文史专员。出版发表的文学作品有：2001年，长篇报告文学《留住黄河》，山东地图出版社出版；次年，获东营市第三届精神文明“精品工程”奖；2007年，长篇小说《大河向东流》，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此后多篇散文、小说、杂文等在市区征文大赛中获奖。2010～2018年，受聘于河口区史志办公室，为执行主编。至今主笔编纂地方志书20多部，2017年出版的《近代黄河三角洲成陆志考》荣获社会科学普及与应用优秀作品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