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宏 袁宇航丨重建价值公地：新闻聚合平台的现有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1年第10期
新闻聚合平台的兴起为用户的信息消费提供了新的数字场域，在内容、形式、语态和主体等方面造就了数字新闻业的新形貌。本文认为新闻聚合平台是依靠媒介技术架构起来的数字信息中介，侧重为用户提供情境式的消费体验，并被赋予了开展公共讨论、凝聚社会共识的外部期待。从公共性的视角来看，目前新闻聚合平台面临新闻荒漠化、把关权力越轨和闭环发展等问题，在未来发展中应从“破圈”“确权”“生态化”三个层面着力，重现新闻聚合平台的“公地价值”，助力网络内容生态建设。
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媒介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基于算法进行新闻精准推送和个性化定制的新闻聚合平台”［1］，深刻改变了新闻传播活动的组织方式。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新闻聚合平台的兴起无疑是一场“颠覆式创新”，从内容、形式、语态和主体等方面造就了数字新闻业的新形貌。一方面，新闻聚合平台充分彰显了互联网的连接属性，通过将海量内容进行集合式呈现，降低了大众的信息检索成本，扮演着数字中介的角色；另一方面，相对开放的生产格局也使得新闻聚合平台成为用户参与新闻实践和信息消费的数字场域，带来了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的繁荣。
在新闻聚合平台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黑箱导致的信息偏食和算法歧视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以新闻聚合平台为代表的平台媒体的出现和壮大，本身是“一个技术和社会相互建构的未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却成为宰制新闻业的主导力量”，并形成了对信息用户的“情绪绑架”和“行为操纵”［2］。尽管技术本身或许带有某种自主性的发展逻辑，但否定其对新闻聚合平台的价值并非明智之举。作为一种全新的数字架构，新闻聚合平台承载着私人与公共、用户与媒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多维关联，重塑了整个信息传播的模式和结构，对于构建风清气正的互联网内容生态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尝试从公共性的视角出发，在多元话题的讨论中重新界定新闻聚合平台的角色与意义，并就此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从而提出可行路径，以期重现新闻聚合平台的“公地价值”。
依靠“聚合 社交化”的新闻产制模式，新闻聚合平台逐步成为当今新闻内容生产与分发的主要场所，“头条化”已然是不可避免的潮流［3］。作为一种全新的产品形态，新闻聚合平台的兴起加剧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权力竞争态势，也重新唤起了新闻业对于新闻生产、新闻消费与新闻价值的讨论。
（一）技术平台还是内容平台
“技术”和“内容”何为新闻采制与分发的第一要素，已经是一个经久不衰并随着媒介技术发展愈演愈烈的争论。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传播技术均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高举“内容为王”或是“技术为王”不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媒体平台发展的重要抉择。
从构成要素和发展模式上看，技术平台是新闻聚合平台的根本属性。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内容是最强的王牌也是最后的底牌，在捍卫其公信力与价值底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传统媒体的市场化进程。但新闻聚合平台恰恰与此不同，自诞生之日起平台便在商业资本的推动下，遵循“颠覆式创新”的发展路径：它并没有在“内容赛道”上与传统媒体展开竞争，而是通过自研的算法程序发挥互联网深度连接的结构优势，以低成本、易理解的信息产品满足下沉市场的需求；当用户数据达到一定数量并完成统合之后，新闻聚合平台便会对产品生态进行调整，引入优质的内容生产机构以满足更高级别的市场需求，从而实现对已有新闻业态的“颠覆”。在这一过程中，内容虽然为新闻聚合平台提供了发展所需的产品资源，但技术实际上发挥着更重要的“触达”作用，不仅连接内容端口与用户端口，而且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内嵌于平台的日常运行。
因此，对于新闻聚合平台的理解必须把握其“技术资本”的底色，围绕智能抓取、智能分发和智能把关展开讨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生产模式并未否定内容本身的价值，毕竟“能作为连接器的、有社交功能的内容产品正在成为稀缺资源”［4］，只不过对于新闻聚合平台来说，技术已经成为平台内容生产与分发的基本逻辑，创造着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全新格局。
（二）信息消费还是情境消费
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兼具新闻采集与接收的双重功能，使得新闻消费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呈现 “在路上”的随身性特征。当新闻阅读越来越个人化、碎片化和流动化，新闻聚合平台所提供的消费究竟是能够帮助人们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信息，还是延展消费体验、提供感官按摩的情境，成为新的追问。
新闻聚合平台是信息化浪潮的产物，其目标并非打造精益求精的高端内容模式，而是营造更具平民化和关系化特征的信息爆炸生态。以传统的新闻价值要素观之，那些家长里短甚至耸人听闻的自媒体文章，所提供的信息含量极为有限。但即便传统媒体一再批驳部分自媒体文章煽情泛滥、表达错乱，这种更偏情绪传播的“头条式”媒介语态却又反过来影响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口语化的新闻标题已越发常见于主流媒体的微信公众号。由此可以看出，信息本身并非新闻聚合平台所要提供的主要消费品，恰恰是整个信息生态所营造的情境使其成为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关键所在。通过技术手段从外部引入内容资源，新闻聚合平台创建了包容海量信息的亲民情境，在降低用户使用成本和理解成本的同时，为其提供了心理上的满足。同时，新闻聚合平台在发展中所产生的情境溢出效应，以及驯化传统媒体新闻生产语态的实际效能，加速了传统媒体内容与新媒体平台的接洽进程。
（三）商业私域还是价值公地
在市场、资本和技术的推动下，各类网络平台相继诞生，并迅速成长为具有“基础设施”属性的新经济载体。对于资本而言，介入传播领域进而影响信息社会的运转是其长久以来的期望［5］。但不同于一般的实体物质，信息内容的传播并不以排他性的竞争作为根本手段，充分且广泛的交换才是实现信息价值的最佳路径。这就使得新闻聚合平台“身兼两职”：一方面，作为依靠商业筑基的信息平台，完成技术资本的“致富”愿望是其内在追求；另一方面，作为海量端点交汇的中介空间，用户、信息、资本、技术等多重元素在此聚集，因而平台被赋予开展公共讨论、凝聚社会共识的外部期待。
就当前发展状况来看，新闻聚合平台通常是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侧重筛选“大流量”的信息内容以加快变现进程，而那些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信息则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当信息的使用价值凸显而内在价值被遮蔽时，新闻聚合平台无疑可以快速获得短期收益，但网络内容生态的污染将会中断平台“颠覆式创新”的进程，并在外部监管和公众批评中损耗自有声誉。近年来，不少新闻聚合平台多次被主流媒体点名批评，并受到产品下架和业务整改的行政处罚，商业价值和平台可信度大大受损。因此，只有将打造“价值公地”作为发展的远期目标，新闻聚合平台才能在信息自由流动中获取超脱商业利益之外的品牌声誉，同时为自身的“合法性”正名，回应资本向善和技术向善的社会期待。
如前文所述，新闻聚合平台是以媒介技术为底层逻辑架构起来的数字信息中介，主要依靠算法程序实现新闻内容的聚合分发，进而为用户提供情境式的消费体验。尽管受到商业资本追求利益的内在驱使，但信息自由流动的本质和新闻事业的公共服务属性要求新闻聚合平台应当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地，而非仅仅追求流量变现的资本空间。基于此，可以从公共性的视角出发，将新闻聚合平台的突出问题在平台生态、平台权力和平台逻辑三个方面予以剖析。
（一）平台生态：新闻荒漠化
2016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媒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发布了一份名为《新媒体巨头的崛起和新闻荒漠的威胁》的报告，认为县镇等地方报纸和社区报纸的消亡，将减少当地居民获得真实、可靠、全面的新闻和信息的机会，进而伤害基层民主决议，产生宛若荒漠一般的地方新闻生态。报告提到的“新闻荒漠”唤起了学界和业界对于新闻基层传播的关注，但这一隐喻并没有局限在“地方新闻业的崩溃”的单一语境。因其生动形象的概念意涵，有学者将其延展为“新闻荒漠化”，强调新闻内容的消逝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不仅仅是社区媒体数量的减少，而是整个新闻业态中出现的内容中空、价值中空和信任中空的严峻现实［6］。
概览数字新闻业的现状，尽管将信息内容直接货币化是一个极具道德风险的操作手段，但资本仍在源源不断地汇入新闻聚合平台，催促其以更低的内容支出和更广的场景连接获得更大的用户群体和更多的注意力。在这一目标的诱导下，娱乐化、媚俗化和两极化的内容成为新闻聚合平台的主推产品，削弱了用户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闻业内核的摘除”［7］。而被视为新闻聚合平台核心驱动力的算法程序，非但没能达到调配内容以减少用户信息偏食的效果，反而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设计者的内在偏见、算法本身的局限和审查机制的匮乏等因素［8］，平台的荒漠化地带成为滋生虚假新闻的天然温床。此外，内容退化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用户的信息使用和平台的生态创建层面，更重要的是，它对新闻价值本身的伤害影响到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留存与传承。低俗零碎的话语经由新闻聚合平台的程式化编辑排版，形式上的规范感会给人一种“这就是新闻”的错觉，致使用户在不断消费的过程中降低了对内容品质的要求、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期待以及对新闻事业重要性的评价。
（二）平台权力：把关权力越轨
无论是传统媒体语境下的受众，还是媒介经济学视角下的用户，“人”始终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对用户的争夺中，新闻聚合平台在数量上取得的绝对优势，意味着新闻生产和消费的情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旧媒体之间的权力边界也处于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其中的突出表现是内容把关权力的转移。
在编辑权力方面，互联网阶段的新闻业中，人工编辑的影响力越发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冠有“技术中立”之称的算法程序。尽管在外界舆论和相关条例的倒逼下，新闻聚合平台纷纷设立了人工审核岗位，以传承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编辑室精神”，但这种努力在由算法制霸的把关逻辑中功效如何仍有待考量。在新闻生产方面，传统媒体面临的是“去媒体化”的求索局面，即新闻机构将内容生产权让渡给非专业机构乃至用户，其自身则注重强化对既有信息进行分类、遴选和包装的能力［9］。然而，这种“平台化”革新路径并不适用于所有传统媒体，相较于“创造连接”的努力，更多的媒体机构仍旧委身于新闻聚合平台，进行着“租用连接”的内容生产。凭借对用户和端口的把持，新闻聚合平台获得了一种隐性的策划编辑权力，要求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活动必须在选题、写作甚至版式编排上符合平台逻辑，以更好地实现内容产品的注意力俘获和价值变现。在这种权力从属格局中，媒体机构的转型与创新未必能够越做越好，但因其源源不断的内容产出，商业平台却得以越做越强，所拥有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三）平台逻辑：由开放走向闭环
如果将数字基础设施视为一种基本动力，那么平台化则是信息社会运行的关键原则，对知识社会的劳动结构与价值增值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10］。从功能定位来看，新闻聚合平台通过开放式的端口设计将自身打造为融聚多种应用程序、功能和信息的媒体平台［11］，极力描绘着新闻信息“自生产、自加工、自推送”的数字未来图景，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平台自身的开放性和聚合性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往往会带来更为强势的信息垄断，使得平台的开放逻辑走向闭环。
作为一个数字生态系统，平台将用户、服务和产品聚集在由数字轨迹构成的交易环境中，在闭环的消费场景中进行着生产与消费的双重盘剥。在生产端，无论是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的内容产出，均要受到新闻聚合平台的编辑审查和数据考核，以更好地为平台的流量变现和价值链延展提供支持。在消费端，用户成为被平台规则约束的“知识劳工”，通过贡献自己的行为数据和业余时间，以交换对平台内容的使用权。这一看似公平的权力让渡实则为平台入侵用户生活提供了便捷，而这种连接一旦建立用户便很难“全身而退”：一是用户缺乏能够提供同等功能的替代品，退出平台意味着无处可依；二是个人数据已经被后台存储，想要被平台“遗忘”已不大可能。因而可以看到，在内容集中生产和算法过度连接的双轮驱动下，“解放人”的信息技术最终成为“束缚人”的数字矩阵，新闻聚合平台便具备了平台资本主义的现实症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配给信息和处置数据的“准公共权力”。
通过新闻聚合平台的深度连接，科技公司正在从支撑信息流动的“舞台”成为操纵传播活动的“主角”，为媒介生态环境带来颠覆性的影响［12］。但商业利益不应该成为新闻聚合平台的唯一底色，重现平台的公地价值，不仅关乎数字新闻业的结构转型和内容生产，而且有助于创建良好的网络内容生态，弥合信息极化导致的社会信念鸿沟。因此，新闻聚合平台的未来发展应当把握“破圈”“确权”“生态化”三个关键词，注重价值引领与原创保护，积极扮演“建设者”与“创新者”的新角色。
（一）破圈：加强内容阐释与价值引领
互联网“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新传播革命，使得信息社会的圈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大众利用技术赋权带来的话语自由，反抗着宏大叙事所施加的统一价值观；另一方面，对身份归属的内在需求又使大众自发形成“对内层级分明，对外态度统一”的圈层，加剧了网络“巴尔干”的舆论氛围。畅通传播渠道、促进圈层沟通已经成为“微粒化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管理者、组织者最为关键的任务”［13］。
在圈层的产生过程中，算法推荐技术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内部价值统一的需要，圈层群体会有意屏蔽掉不相关的内容，而这一“个性需求”被算法捕捉后，便会得到进一步的信息喂养，进而导致圈层信息接收的同质化和浅表化问题越发严重。因此，为实现新闻聚合平台的“破圈”目标，必须协同“算法治理”和“治理算法”，加强对信息内容的阐释和价值引领。具体而言，一是要变“个性化定制”为“多元个性化推荐”，为圈层补充更加丰富的社会议题，促进不同圈层之间的意见交换与沟通，同时发掘用户的多样化信息需求，避免算法推荐过程中的“刻板印象”；二是增加深度内容的曝光率和关注度，加强对公共议题的阐释和专业知识的解读，遏制情感传播带来的情绪和观点泛滥、真相和价值不在的后果，扭转平台内部娱乐化、低俗化、碎片化的信息生态；三是提升本地新闻的占比，重新唤起用户对现实生活和基层政治生活的关注，充分利用在地性的社会关系降低对网络社群关系的心理依赖，拓展个人交往圈与信息圈；四是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既要注重传达中央精神和重大政策，又要充分创新传播形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找好叙事落脚点，用翔实内容和真情实感讲好真人真事、好人好事和平凡人的不平凡事，提升新闻聚合平台的“价值流量”。
（二）确权：注重版权协商与原创产出
在数字新闻生产中，由于缺少分发渠道，传统媒体面临沦为单纯的内容供应商、不断丧失话语权力的困境。但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学界对新闻出版邻接权的关注以及业界在打击深度链接侵权上的努力，使得内容版权越发成为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从新闻大生态的视角来看，新闻聚合平台和媒体机构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处于利益调和的动态过程中。通过版权协商，新闻聚合平台能够获得优质的内容资源，缓解“新闻荒漠化”导致的价值中空问题，而媒体机构则能在内容的跨平台传播中获得额外收益。在合作的过程中，新闻聚合平台应当充分发挥数据优势和技术优势，构建版权保护链：第一，新闻聚合平台应该广泛对接媒体机构的版权资源库，并在内容价值赋权等问题上加强沟通，从而完善平台的内容分发机制，确保有价值的优质内容拥有与之相符的关注度和市场价值；第二，新闻聚合平台应当承担起打击盗版侵权的第一责任，通过发布原创保护公告、内容转引说明等平台公约，引导用户建立版权保护的意识；第三，新闻聚合平台可以将信息聚合检索的技术优势应用到打击盗版内容之中，对相似内容重复率进行量级查验，对侵权内容予以相应警告，促进版权保护落实到用户行为层面。此外，版权协商的深入开展也为UGC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一方面，新闻聚合平台可以建立公平公开的原创内容激励机制，在使用户获得声誉与收益的同时，促进平台自有版权的积累，进而可以与其他媒体平台开展双向版权交易；另一方面，新闻聚合平台应当把握二次创作的内容创新机遇，通过平台与平台、平台与机构、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版权合作，避免内容跨平台二次传播导致的版权纠纷，从而赋予用户更多的创作自主权，促进优质内容的多级多次传播和互动，实现版权方、平台方和用户之间的互惠共赢。
（三）生态化：担当“建设者”与“创新者”的角色
在过去的发展中，新闻聚合平台一直以“颠覆者”和“闯入者”的角色活跃在新闻传播领域，并在“新”与“旧”的商业模式争论中吸纳资源，积极开拓市场。事实证明，资本和技术上的优越性确实为新闻聚合平台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但也让其长久背负着流量至上、娱乐至死的骂名。当前，专业化传播与社会化传播并存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传播形态［14］，新闻聚合平台应当抓住网络内容生态建设的契机，担当起“建设者”与“创新者”的角色。
首先，“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由主体信息人和客体信息、信息环境有机组合而成”［15］，新闻聚合平台所营造的消费情境正是信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平台加大对信息内容的审核管理，增加优质内容的推荐权重，构建生态基底。其次，新闻活动是围绕人进行的社会实践，新闻聚合平台不能只把用户当作具有消费潜力和售卖价值的数据集合，而应将其视为具备多种社会关系的能动个体。平台可以通过设立话题榜和讨论区等，鼓励用户理性发言、友好讨论，共建风清气正的舆论生态空间。再次，新闻聚合平台必须勇于自我革新，重新开放技术边界和服务边界。无论是从法律框架还是现实层面，新闻聚合平台都无法从闭环生态中谋求持久发展。主动寻求与其他平台的合作，在开放的竞争场域中给予用户选择权，才能让平台在“颠覆式”的创新过程中获得长久收益。最后，新闻不仅仅是对事实内容的整理和披露，更是具有启示性力量的公共文本，对于社会制度和民主生活都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新闻聚合平台需要在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寻求价值平衡点，继承传统新闻业尊重事实、注重阐释的优良传统，对碎片化内容进行梳理整合，形成细节完备、内容翔实的事件库，改善数字新闻业专业主义精神生态。
随着“技术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步渗透到现行的社会运行与制度制定中。作为大众接受公共信息的数字中介，新闻聚合平台本应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公地，但技术资本变现的发展却令其陷入新闻荒漠化、把关权力越轨和闭环发展的困局。新闻聚合平台应牢牢把握“公共性”的核心内涵，不仅要成为技术的中介和流量的中介，更要成为阐释的中介和价值的中介。新闻聚合平台应承担起内容生态建设者的责任，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和连接优势，加强数字版权保护和原创内容产出，促进优质内容的自由流通，助力化解公共舆论中越发突出的圈层化问题，开拓数字新闻业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新闻聚合平台追求“公共善”的技术愿景，与其商业利益之间势必存在一定的价值游移空间，尽管法律政策和社会舆论将“公共性”的期望赋予新闻聚合平台，但如何平衡新闻聚合平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仍是学界和业界需要共同回答的问题。
注释：略。
作者：徐敬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宇航，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