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之韩愈前史:江南奥壤,山水诗都(上)

第400期
宣城之韩愈前史
江南奥壤  山水诗都

胡阿祥

弁  言

2011年6月5日,在台北中研院学人宿舍,应余雷先生的约请,我为《宣文化》创刊号写了一篇短文,《宣城以外看宣城》。当时,我对宣城实地的了解其实极少,2011年初,只有过不到两天的首次踏访。于是,这篇短文所写的,也只是我对宣城的意象与建议。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与文学。在这样的专业背景下,宣城给予我的意象是什么呢?是“山水诗城、江南奥区、算学重镇、华夏文房、中国书桌”;我对宣城方面提出的建议则是,宣城的“文化资源、城市品牌细数起来,也许多如满天的星斗,当务之急,该是明确‘太阳’与‘月亮’,亦即具有全国影响与独特地位者。而要明确这一点,宣城当地的专家学者跳出宣城看宣城,宣城以外的专家学者宣城以外看宣城,以及当地与外地专家学者的对话与交流,就显得非常必要。试举一例。就我的了解,宣城对于韩愈的研究与宣传,似乎近于空白。中唐的韩愈,既是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和卓越的教育家,儒学传承的孔、孟、董仲舒、韩愈、朱熹系统,又显示了韩愈在中国正统思想史上崇高的地位;而按照现代史家的定位,陈寅恪先生称道韩愈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之人物’,何兹全先生赞誉韩愈为中国文艺复兴第一人。如此显赫的历史人物韩愈,15岁至19岁以及23岁时,是在宣城度过的,这段随嫂避地与苦读宣城的经历,对于韩愈的一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宣城都有哪些有关韩愈的史迹与传说?这便值得深入研究、广泛调研,进而宣传、开发、利用之,以为宣城现代社会发展、文化进步服务。”

及至2013年11月30日,我应余雷先生的再次约请,参加了“敬亭山人文历史与发展”学术高峰论坛,并就韩愈与宣城的关系发表了一些浅薄的意见:首先,韩愈在宣城的五年,立下了继承韩氏从政传统、光大韩氏文学家风的志向,而艰难的家族经济状况,也使韩愈意识到了入仕的迫切,从而更加刻苦自励地读书。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宣城的五年,培养了韩愈的壮烈志气,积累了韩愈的才艺功底,这是韩愈学业有成、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其次,在多如满天星斗的宣城历史人物中,韩愈既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也与其他几位“太阳”“月亮”级别的关键人物相互关联。比如南朝的谢朓,联系着城中的谢朓楼,是宣城名头最响的历史人物;唐朝的李白,联系着城边的敬亭山,是宣城最为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桀骜不驯的李白,一生低首、长忆谢朓;同样自视甚高的韩愈,则对李白素所钦慕;而李白对韩愈父亲韩仲卿的才能与政绩,又是备极赞美,韩仲卿在宣城置有庄园,宣城的庄园养育出了中国的超一流人物韩愈。如此,谢朓、李白、韩仲卿、韩愈,诗人、文学家、政治家,谢朓楼、敬亭山、尚待考证的韩氏庄园,彼此勾连,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丰富了宣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山水人文旅游资源。

我对韩愈与宣城之历史关系、现代应用的基本见解,略如上引;下面的文字,则据2015年6月28日我在宣城红星礼堂的讲座文稿删改而成,意在为本次盛会之议题诸如“韩愈及其家族与宣城的关系”、“韩愈成长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与地域影响”、“中古时代宣城的文化氛围与文学创作”等等,提供地理与文学方面的背景资料,至于“功利性”的目的,则是希望“江南奥壤,山水诗都”能够成为宣城得到公认的地理象征与文化符号。

江南奥壤

宣城作为“江南奥壤”,本是传统的说法。唐人李昭的文章里说:“宣州……为天下之心腹,实江南之奥壤”;白居易的文章里说:“陵阳奥壤,土广人庶”;南唐韩熙载的文章里说:“宁国重藩,宣城奥壤。”这里的宣州、宁国、陵阳,指的都是今天的宣城。那么何谓“奥壤”呢?简而言之就是腹地、沃壤,地理意义上的腹地,经济意义上的沃壤。

在说明宣城为什么是“江南奥壤”之前,不妨先说个故事。

在谢朓去世后六年,也就是505年,非常著名的梁武帝萧衍派六弟萧宏领兵北伐,已经投降北魏的陈伯之屯兵寿阳,与梁军对抗。萧宏的手下丘迟写了封信劝降陈伯之。丘迟的信写得非常感人,陈伯之不久就率八千之众重新归降梁朝。一般认为,丘迟信中最能打动陈伯之的,是下面这一段话: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一封信,抵八千兵,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差不多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唐朝天宝十二载(753)。宣州长史李昭给云游在外、共曾祖父的从兄李白写了封信,信是这样说的:

宣州自古为名邑上郡,星分牛斗,地控荆吴,为天下之心腹,实江南之奥壤。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富。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来江左,六朝文物,萃于斯邑,至今余风犹存,虽闾巷之间,吟咏不辍。宣城为郡治所,据山为城,枕水为邑,山为陵阳,水为双溪。陵阳之巅,高出城闉,南齐谢元晖守此郡时,建斋以居,以其居高临下,故谓之高斋。后世几经修葺,犹可登览。登斯楼也,城郭皆在掌中,山川尽入心目。北望敬亭,崛起于川原之中,横峙若屏障,联绵三十余里,尤为一郡之雄秀。此高人逸士所必仰止而快登也!弟佐此郡,政清且闲。每登高斋,时游敬亭。望风怀想,能不依依?吾兄曷兴乎来!继余霞成绮之句,赋临风怀谢之章,舍兄其谁哉!

就是这样的一封信,把已经53岁的“诗仙”李白“忽悠”到了宣城,李白从此与宣城结下不解之缘,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李白多次来到宣城,留下许多诗歌,而且最后的终老安葬之地,就在当时属于宣城管辖的当涂。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云游四海、见多识广的李白来到宣城呢?从信中看,很清楚,是宣城的山川形胜、六朝文物、谢朓高斋、敬亭雄秀。

下面,就以李昭的这封信为引子,说明宣城作为“江南奥壤”也就是江南腹地、江南沃壤的内涵。

第一,名邑上郡

在先秦秦汉六朝近千年的时间里,宣城的地位走过了由县邑而郡治、由江南中心而江南奥壤的历程。

1、县邑:贸易城市

宣城作为县邑,按照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的考证,最早的记载见于西元前323年所制、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鄂君启节是战国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从事水陆两路货运的免税通行证。依据鄂君启节的记载,当时的宣城隶属楚国,称为“爰陵”,应该是个邑,楚国称县为邑;爰陵驻扎有税务官员,而且可以接纳150艘船组成的贸易船队,所以是座不小的贸易城市。

应该说,谭其骧先生的这个考证,对于宣城来说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考证之前,宣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西汉的宛陵县开始的,宛陵县置于何时,缺乏文献记载,姑且算作西元前121年宣城设郡、并以宛陵县为治所吧;那么谭先生的这个考证,就把宣城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大约200年,而且确认了宣城在西元前300多年时,就是一座不小的贸易城市。

那么,谭先生是如何考证的呢?在1962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的《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谭先生推测爰陵在桐城东南60里;1963年,著名古文字学家、谭先生的学生、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黄盛璋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发表《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文中批评谭先生的看法不对,认为“爰陵必为大地方……疑在今淮安附近”;为了回应黄先生的批评,谭先生又写了《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也发表在1963年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文中考证鄂君启节“庚爰陵”一句,大约300来字,结论为“爰陵当即汉代丹阳郡治宛陵县。爰、宛只是一声之转”。谭先生的这个结论,为黄先生接受,如在1982年出版的《历史地理论集》所收《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文中,黄先生写道:“谭文《再论》考证爰陵为汉代之宛陵,即今宣城前身,语音、方位皆合,此地名自此可定,拙文此处所论有误,应改从谭文。”

因为涉及到宣城城市历史的开端,所以上文颇多引述。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建议,即宣城应该记住甚至纪念谭其骧先生,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安阳因为谭先生,进入了中国“七大古都”的行列,安阳曾经计划为谭先生立像;襄阳因为谭先生,确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发生在襄阳而不是南阳,襄阳为谭先生树碑了。

宣城城市的历史开始于爰陵,追根溯源,爰陵当然值得特别的关注;宣城设县的明确记载是西汉设宛陵县,而时至今日,宛陵仍然是宣城的雅称,比如元朝所编的《宛陵群英集》、清朝所编的《宛雅》,就是宣城的诗集,所以宛陵也很重要。在这里,我围绕爰陵与宛陵,提出一些可能比较大胆的观点,以求教于宣城的文史专家。

首先,我认为“爰陵”是个典型的楚语地名。安徽的江淮之间,至今还遗留着许多楚语地名,比如把村庄称为“郢”,合肥就有王大郢、舒大郢、春树郢,而“郢”本是楚人都邑的泛称,至于把水边的高地称为“陵”,也是楚语地名的特征,比如南京在差不多的时候,称为“金陵”。爰陵的爰是什么意思,今天已经难以考证,按照《尔雅》的解释,“爰爰,缓也”,可能有水流缓慢的意思。

其次,西汉改爰陵为宛陵,而直到隋开皇九年(589),才又改宛陵为宣城,同时把故址在今南陵县东弋江镇、汉代设置的宣城县废了。也就是说,宛陵作为宣城的旧称,存在了700多年,此后直到今天,宛陵仍然是宣城的雅称。有意思的是,宛陵其实应该读作yuān陵。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宛,屈草自覆也……於阮切”,於的声母加阮的韵母,就是“於阮切”,“切”是中国古代的拼音法,而“宛”拼出来的读音,就是y+uān,比如《史记》中记载的西域国家“大宛”,正确的读法是大yuān,不是大wǎn。所以“爰陵”改为“宛陵”,是改字不改音。那么“宛”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为“屈草自覆”,就是形容草茎弯曲、自相覆盖、郁郁葱葱,这反映了当时宣城一带自然环境的美好,所以“宛陵”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名。

2、丹杨郡治:江南中心

宣城由县邑而郡治,是在两百多年后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这一年,以宛陵为治所,设置了丹阳郡。这又是宣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性起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宣城基本都是管县的政区,而这个地位是西元前121年设丹阳郡时确定的。

其次,从西元前121年到西元220年,历时340多年,宣城是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汉代的郡是国家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换言之,汉代丹阳“省”的“省会”就在宣城。宣城下辖十几个县,管辖的范围大致包括了今天的皖南、苏南西部、浙江西北一带,包括今天的南京,都在以宣城为中心的丹阳郡的管辖之下。这实在是了不得的地位,它直接说明了宣城是汉代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与江南东部的行政中心、会稽郡的治所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市,东西并立。

说到这里,也有两个相关问题需要说明,一是丹阳郡的本来写法,二是丹阳郡的设置时间。

关于丹阳郡的写法,现在普遍写成“丹阳郡”,汉唐时代历史文献中的写法则比较混乱,有丹扬、丹杨、丹阳三种写法,分别从手、从木、从邑。从考古资料看,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丹杨”,比如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名刺也就是古代的名片,上面写的是“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朱然是汉末三国人。另外一条重要证据是,唐人所修的《晋书·地理志》中,写作丹杨郡、丹杨县,而且专门解释“丹杨山多赤柳”,也就是说,“丹杨”这个地名是因赤柳得名的,丹就是赤,杨与柳古人往往不分,现在杨与柳还同属植物分类中的杨柳科。如此,汉代的宣城,郡称丹杨,意思是山上多柳树,县名宛陵,意思是到处是草地,而且是长得很高的草,可见当时的宣城,真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

关于丹阳郡的设置时间,从古至今的各种文献中,都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设置丹阳郡,而据新中国第一位文科博士、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在《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精密考证,宣城置丹阳郡的时间还要早12年,即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就设置了丹阳郡。

3、宣城郡治:江南奥壤

宣城地位转变的第三步,是由江南中心转变为江南奥壤。其中的关键,一是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孙权将丹阳郡治迁到了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二是西晋太康元年(280)分丹阳郡置宣城郡,治所仍在宛陵,也就是今天的宣城。这两件事也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

首先,宣城郡名出现了。宣城郡的设置时间,一般认为是281年,其实应该更早一年到280年。280年三月,司马氏的晋朝灭了孙吴,灭吴伊始,为了打压孙吴故都建业,不仅改名秣陵,而且同时分出丹阳郡西部设置了宣城郡。宣城的“宣”是什么意思?宣城地方文史资料说“宣”就是“显”,“显耀”的意思,我感觉有些勉强;我查了些资料,看到清朝学者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对宣城县的解释:“宣,同援,水形,象人一手据地,有所援也”,似乎有些道理,因为皖南的不少县如歙县、黟县也是以地理特征命名的,而且“宣”有疏导、疏通的意思,汉代的宣城县在今天南陵县弋江镇,也就是在青弋江的边上。

其次,孙权把丹阳郡治从宣城迁走,司马氏在宣城建立新的宣城郡,形象地说明了宣城地位起伏的一大特点,即在南北分裂的时候,在江南地区,因为南京地位上升、基本都是首都,所以宣城地位相对下降,而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成也金陵王气、败也金陵王气”、不讨北方帝王喜欢的南京,总是受到打压乃至毁灭,于是宣城的地位又相对上升。就以两汉六朝隋唐时期来说,两汉、西晋、隋唐是统一时代,两汉的宣城管着南京,西晋的宣城与南京地位不相上下,隋唐的宣城地位又要高过南京;而在六朝也就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分裂时代,南京作为首都,地位当然远远高过宣城,而且大多数时候,设在南京的扬州管着宣城,少数时候如齐朝、陈朝,宣城郡归治所设在当涂的南豫州管辖。

首都南京的地位高过宣城,而且大多数时候南京的扬州管着宣城,其实对于宣城来说,不是坏事,而是机会,这就是下面要说的“近畿要地”。

第二,近畿要地

六朝时代,也就是220年到589年之间的370年,南京与宣城的关系可谓密切:

南京是首都,宣城是近畿要地,这仿佛今天的北京与天津;南京是扬州治所,宣城大多数时候是扬州辖郡,这仿佛今天的合肥与宣城;南京是丹阳郡治,宣城郡与丹阳郡是扬州治下距离最近的两个郡,这样的关系,又仿佛今天的南京与镇江。

更加重要的是,南京北据长江,宣城南靠群山,南京与宣城这样相互配合的区位特点,使得在分裂动荡的六朝时代尤其是东晋南朝时代,宣城成为首都南京的腹地、江南平原的沃壤。每当北方战乱,大批不愿接受异族统治的黄河流域以及江淮之间的官民迁徙江南。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北阻长江的江南,是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避难所,而江南平原汉族农耕文化再次的避难所,又在山水环护的西边的皖南与东边的浙东,皖南的门户是平原与山区结合部位的宣城,浙东的腹地是相对闭塞的绍兴。换言之,南京、宣城、绍兴三地,在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胡汉对峙时代,对于中原汉族正统文化的保存、传承、发扬与光大,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具体说到宣城,正是因为这样的区位特点,促成了六朝时代的宣城,在民族面貌、人口迁移、经济开发、风俗转型等等方面的迅速变化,从而为唐代宣城“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富”、“六朝文物,萃于斯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说清楚这些方面的情况,有必要先看看六朝及其前后宣城的政区关系表:

以下所述,基本以今天宣城一带为中心,往往并不包括辖县。

以言民族面貌,最富绩效的是孙吴的融越为汉。山越是居住在南方山地的越人,“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也就是并不服从朝廷的统治。两汉时,宣城一带的山越势力很大。据《三国志·周泰传》记载,东汉末年,“(孙)策讨六县山贼,(孙)权住宣城……而山贼数千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周)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而经过40多年的征剿与围困,宣城境内的山越终于被弭平,并逐渐融入到汉人之中,宣城的民族面貌得以改观。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大将是诸葛恪,《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诸葛恪“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这些“渐出降首”的山越,“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既增强了孙吴军队的战斗力,也补充了孙吴的劳动力。

以言人口迁移,最富绩效的是东晋南朝的化南为北。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引起“五胡乱华”,洛阳、长安沦陷,而司马睿、王导在建康重建晋朝,史称“东晋”,于是大批的北方官民渡过淮河、渡过长江,来到南方,按照《晋书·王导传》的说法,那是“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南朝政府为了安置这些北方迁来人口,多设侨州郡县,大致就相当于流亡政府吧。今天宣城大市范围内的侨置政区,有侨在宣城的南豫州(原治河南淮阳),侨在广德的陈留郡(原治河南开封),侨在宣城北部的逡遒(原治安徽肥东);至于进入宣城大市范围内的北方移民,还有许多的河南、安徽江北、江苏江北以及山西、山东的移民;又据宋明时代一些方志、宗谱的记载,北方的杨、刘、查、程、鲍、黄、谢、詹、胡、郑、余诸姓,在东晋南朝时迁居皖南,其中应该有不少就分布在宣城境内。从低估计,到了南朝后期,宣城境内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如果说,孙吴的贡献是使宣城从山越之地变成汉人之地,那么东晋南朝的贡献,就是使宣城从南方汉人之地变成北方汉人之地。

以言经济开发与风俗转型,最为显著的时代是在南朝。先秦秦汉时代,宣城是以原始农业、渔猎采集为主的,“饭稻羹鱼”。经过孙吴尤其是东晋南朝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不仅直接促进了宣城人口的增长,建立了大量新的聚落,而且给当地提供了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宣城的经济因此迅速发展了起来。南朝齐谢朓的《宣城郡内登望诗》云:“溪流春谷泉”,“桑柘起寒烟”,可见其时宣城郡一带已是流水潺湲,农桑一片。又在先秦秦汉时代,宣城的越族“椎髻鸟语”,汉人“俗不好学”,“失巧而少信”。经过孙吴尤其是东晋南朝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使得宣城的语言、风俗、信仰、饮食等等各个方面,更加丰富多样、多方融汇,其造成的结果是,“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来江左,六朝文物,萃于斯邑。”这里所谓的“文物”,指的是文人、文化、文明。

第三,群贤络绎

为什么“六朝文物,萃于斯邑”也就是汇聚于宣城?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则宣城距离南京很近,成了六朝的近畿要地,各种公务出差本身就很频繁;二则六朝政局不稳,不仅改朝换代好像家常便饭,330多年中出了40位皇帝,也可见政治斗争、相互倾轧的严重,于是不少皇亲国戚、贵族名士、文臣武将主动要求外放到宣城,以求避祸;三则宣城山川秀美,适合游历与寓居,切合了六朝尤其是南朝游山玩水的社会风气。总之,各路人物或因做官,或因游历,或因避祸,或因寓居,络绎不绝地来到宣城,他们或者政治地位高,或者文化修养深,或者社会影响大,于是宣城的文化地位得以大幅度地提升。

就以六朝时代来到宣城担任太守或者内史的人物来说,即可见一斑。依据嘉庆《宁国府志》的记载,孙吴时代,在220年丹阳郡迁治建业之前,担任太守者,有孙坚吴夫人的弟弟吴景,有皇族孙翊、孙瑜,有大将徐琨、吕范。东晋南朝时代,宣城太守、内史可考者有50多位,其中皇族成员即河内司马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吴兴陈氏就有15位,尤其是兰陵萧氏,竟然占了8位;东晋南朝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家族,琅琊王氏出任宣城地方长官9位,陈郡谢氏2位。这样的数据,客观说明了宣城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的重要。其他出任宣城地方长官的东晋南朝著名家族,还有颍川庾氏、钟氏,谯国桓氏、夏侯氏,太原王氏,吴兴沈氏,荥阳毛氏,陈郡袁氏,琅琊诸葛氏,泰山羊氏等等,他们大多是东晋南朝排名前30位的望族。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六朝时代宣城地方长官的身份与作为,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东汉末年孙吴任命的宣城地方长官,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这与征剿山越的重大使命有关;东晋的特点是贵族而具有军事才能,这与东晋门阀政治、贵族领兵的特点以及宣城位居上下游之间的重要军事地位有关;而南朝的宣城地方长官,兴趣基本在游山玩水、吟诗作文,这既是由南朝回归粗鲁寒门、军人武将出身的皇权政治,世家大族已经失势而且被打击、压制、讨厌的大环境所决定的,也与当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所谓“清官”,是动动嘴皮子、逛逛山水、写写诗文的官,而做事的官就是俗官了,贵族子弟当然追求做“清官”,而宣城地方长官又多为贵族子弟,所以我们看到,在宣城地方志书中,南朝时代除了泰山羊玄保、东海何远两位有些具体的政绩外,其他的所谓“名宦”,都是一些文化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三位,就是写《后汉书》的顺阳范晔,写山水诗的陈郡谢朓,以及留下“梦笔生花”、“江郎才尽”成语的济阳江淹,其中尤以谢朓对宣城的影响最大。

谢朓是什么人?论其出身,是东晋南朝排名第二位的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氏,谢氏既以庄老心态、名士家风、描山摹水而被誉为华丽家族,谢氏的代表人物、风流宰相谢安又曾率领着谢氏子弟建立了不世的功勋,给后代留下了长久的光荣记忆;论其身份,谢朓的岳父是没有文化的、军人出身的齐朝开国元勋王敬则,齐朝23年(479—502),换了7个皇帝,政局的险恶可想而知,而谢朓(464—499)主要就生活在齐朝;论其性格,谢朓“常恐鹰隼击”,胆小怕事、感情脆弱、不善言辞、也不善与人交往;而论其才华,谢朓诗文清丽,擅长草书隶书,还是开拓唐代律诗先路、讲究平上去入四声的“永明体”诗歌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谓声望极高,乃至清人沈德潜说:“齐人寥寥,谢玄晖独有一代。”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使得谢朓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比如《嘉庆重修一统志》虽然把谢朓列为宁国府“名宦”,却只有一句话:“明帝时为宣城太守”,而无任何具体事迹;也使得谢朓在人品上的评价不仅不高,而且低下,谢朓的岳父王敬则有谋反之心,谢朓为了避祸,竟向朝廷告密,结果王敬则被杀,谢朓也从此不敢与妻子见面,怕妻子杀了他,为父兄报仇;谢朓的死,也是因为告密,权臣萧遥光、江祏拉拢谢朓参与废萧宝卷、立萧遥光的政变,谢朓却请人密告当朝皇帝萧宝卷,没想到那人密报给了谋主萧遥光、江祏,于是谢朓被下大狱,36岁就死于非命。

谢朓就是这样一位人品不高、做官行政无所作为、诗文书法成就卓越的名家子。嘉庆《宁国府志》“名宦”是这样描述谢朓的:

谢朓字玄晖,阳夏人。少好学,诗文清丽。齐明帝时以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每视事高斋,吟啸自若,而郡亦治。尝言烟霞泉石,唯隐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鲜矣。及领宣城,境中多佳山水,双旌五马,游历殆遍……至今称谢宣城,祠祀。

这段记载,说明了几个事实:第一,谢朓是宦游宣城、而且游历殆遍的第一人;第二,谢朓不仅游历,而且吟咏,留下了诸多清丽的诗文;第三,谢朓不仅因此得名“谢宣城”,而且受到了宣城历代官民的建祠祭祀。

总之,宣城因为范晔、谢朓、江淹这类文化名人的络绎不绝,成为六朝尤其是南朝的文化名邦,其影响及于唐朝,宣城之地乃至“闾巷之间,吟咏不辍”;进一步说,宣城更因为谢朓其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传之不朽的盛名,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山水诗都。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六朝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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