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之韩愈前史：江南奥壤，山水诗都（上）
胡阿祥
弁 言
2011年6月5日，在台北中研院学人宿舍，应余雷先生的约请，我为《宣文化》创刊号写了一篇短文，《宣城以外看宣城》。当时，我对宣城实地的了解其实极少，2011年初，只有过不到两天的首次踏访。于是，这篇短文所写的，也只是我对宣城的意象与建议。
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与文学。在这样的专业背景下，宣城给予我的意象是什么呢？是“山水诗城、江南奥区、算学重镇、华夏文房、中国书桌”；我对宣城方面提出的建议则是，宣城的“文化资源、城市品牌细数起来，也许多如满天的星斗，当务之急，该是明确‘太阳’与‘月亮’，亦即具有全国影响与独特地位者。而要明确这一点，宣城当地的专家学者跳出宣城看宣城，宣城以外的专家学者宣城以外看宣城，以及当地与外地专家学者的对话与交流，就显得非常必要。试举一例。就我的了解，宣城对于韩愈的研究与宣传，似乎近于空白。中唐的韩愈，既是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和卓越的教育家，儒学传承的孔、孟、董仲舒、韩愈、朱熹系统，又显示了韩愈在中国正统思想史上崇高的地位；而按照现代史家的定位，陈寅恪先生称道韩愈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之人物’，何兹全先生赞誉韩愈为中国文艺复兴第一人。如此显赫的历史人物韩愈，15岁至19岁以及23岁时，是在宣城度过的，这段随嫂避地与苦读宣城的经历，对于韩愈的一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宣城都有哪些有关韩愈的史迹与传说？这便值得深入研究、广泛调研，进而宣传、开发、利用之，以为宣城现代社会发展、文化进步服务。”
及至2013年11月30日，我应余雷先生的再次约请，参加了“敬亭山人文历史与发展”学术高峰论坛，并就韩愈与宣城的关系发表了一些浅薄的意见：首先，韩愈在宣城的五年，立下了继承韩氏从政传统、光大韩氏文学家风的志向，而艰难的家族经济状况，也使韩愈意识到了入仕的迫切，从而更加刻苦自励地读书。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宣城的五年，培养了韩愈的壮烈志气，积累了韩愈的才艺功底，这是韩愈学业有成、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其次，在多如满天星斗的宣城历史人物中，韩愈既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也与其他几位“太阳”“月亮”级别的关键人物相互关联。比如南朝的谢朓，联系着城中的谢朓楼，是宣城名头最响的历史人物；唐朝的李白，联系着城边的敬亭山，是宣城最为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桀骜不驯的李白，一生低首、长忆谢朓；同样自视甚高的韩愈，则对李白素所钦慕；而李白对韩愈父亲韩仲卿的才能与政绩，又是备极赞美，韩仲卿在宣城置有庄园，宣城的庄园养育出了中国的超一流人物韩愈。如此，谢朓、李白、韩仲卿、韩愈，诗人、文学家、政治家，谢朓楼、敬亭山、尚待考证的韩氏庄园，彼此勾连，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丰富了宣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山水人文旅游资源。
我对韩愈与宣城之历史关系、现代应用的基本见解，略如上引；下面的文字，则据2015年6月28日我在宣城红星礼堂的讲座文稿删改而成，意在为本次盛会之议题诸如“韩愈及其家族与宣城的关系”、“韩愈成长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与地域影响”、“中古时代宣城的文化氛围与文学创作”等等，提供地理与文学方面的背景资料，至于“功利性”的目的，则是希望“江南奥壤，山水诗都”能够成为宣城得到公认的地理象征与文化符号。
江南奥壤
宣城作为“江南奥壤”，本是传统的说法。唐人李昭的文章里说：“宣州……为天下之心腹，实江南之奥壤”；白居易的文章里说：“陵阳奥壤，土广人庶”；南唐韩熙载的文章里说：“宁国重藩，宣城奥壤。”这里的宣州、宁国、陵阳，指的都是今天的宣城。那么何谓“奥壤”呢？简而言之就是腹地、沃壤，地理意义上的腹地，经济意义上的沃壤。
在说明宣城为什么是“江南奥壤”之前，不妨先说个故事。
在谢朓去世后六年，也就是505年，非常著名的梁武帝萧衍派六弟萧宏领兵北伐，已经投降北魏的陈伯之屯兵寿阳，与梁军对抗。萧宏的手下丘迟写了封信劝降陈伯之。丘迟的信写得非常感人，陈伯之不久就率八千之众重新归降梁朝。一般认为，丘迟信中最能打动陈伯之的，是下面这一段话：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
一封信，抵八千兵，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差不多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唐朝天宝十二载（753）。宣州长史李昭给云游在外、共曾祖父的从兄李白写了封信，信是这样说的：
宣州自古为名邑上郡，星分牛斗，地控荆吴，为天下之心腹，实江南之奥壤。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富。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来江左，六朝文物，萃于斯邑，至今余风犹存，虽闾巷之间，吟咏不辍。宣城为郡治所，据山为城，枕水为邑，山为陵阳，水为双溪。陵阳之巅，高出城闉，南齐谢元晖守此郡时，建斋以居，以其居高临下，故谓之高斋。后世几经修葺，犹可登览。登斯楼也，城郭皆在掌中，山川尽入心目。北望敬亭，崛起于川原之中，横峙若屏障，联绵三十余里，尤为一郡之雄秀。此高人逸士所必仰止而快登也！弟佐此郡，政清且闲。每登高斋，时游敬亭。望风怀想，能不依依？吾兄曷兴乎来！继余霞成绮之句，赋临风怀谢之章，舍兄其谁哉！
就是这样的一封信，把已经53岁的“诗仙”李白“忽悠”到了宣城，李白从此与宣城结下不解之缘，在此后10年的时间里，李白多次来到宣城，留下许多诗歌，而且最后的终老安葬之地，就在当时属于宣城管辖的当涂。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云游四海、见多识广的李白来到宣城呢？从信中看，很清楚，是宣城的山川形胜、六朝文物、谢朓高斋、敬亭雄秀。
下面，就以李昭的这封信为引子，说明宣城作为“江南奥壤”也就是江南腹地、江南沃壤的内涵。
第一，名邑上郡
在先秦秦汉六朝近千年的时间里，宣城的地位走过了由县邑而郡治、由江南中心而江南奥壤的历程。
1、县邑：贸易城市
宣城作为县邑，按照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的考证，最早的记载见于西元前323年所制、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鄂君启节是战国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从事水陆两路货运的免税通行证。依据鄂君启节的记载，当时的宣城隶属楚国，称为“爰陵”，应该是个邑，楚国称县为邑；爰陵驻扎有税务官员，而且可以接纳150艘船组成的贸易船队，所以是座不小的贸易城市。
应该说，谭其骧先生的这个考证，对于宣城来说非常的重要。在这个考证之前，宣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西汉的宛陵县开始的，宛陵县置于何时，缺乏文献记载，姑且算作西元前121年宣城设郡、并以宛陵县为治所吧；那么谭先生的这个考证，就把宣城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大约200年，而且确认了宣城在西元前300多年时，就是一座不小的贸易城市。
那么，谭先生是如何考证的呢？在1962年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的《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谭先生推测爰陵在桐城东南60里；1963年，著名古文字学家、谭先生的学生、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黄盛璋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发表《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文中批评谭先生的看法不对，认为“爰陵必为大地方……疑在今淮安附近”；为了回应黄先生的批评，谭先生又写了《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也发表在1963年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文中考证鄂君启节“庚爰陵”一句，大约300来字，结论为“爰陵当即汉代丹阳郡治宛陵县。爰、宛只是一声之转”。谭先生的这个结论，为黄先生接受，如在1982年出版的《历史地理论集》所收《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文中，黄先生写道：“谭文《再论》考证爰陵为汉代之宛陵，即今宣城前身，语音、方位皆合，此地名自此可定，拙文此处所论有误，应改从谭文。”
因为涉及到宣城城市历史的开端，所以上文颇多引述。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建议，即宣城应该记住甚至纪念谭其骧先生，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安阳因为谭先生，进入了中国“七大古都”的行列，安阳曾经计划为谭先生立像；襄阳因为谭先生，确认了诸葛亮的“隆中对”发生在襄阳而不是南阳，襄阳为谭先生树碑了。
宣城城市的历史开始于爰陵，追根溯源，爰陵当然值得特别的关注；宣城设县的明确记载是西汉设宛陵县，而时至今日，宛陵仍然是宣城的雅称，比如元朝所编的《宛陵群英集》、清朝所编的《宛雅》，就是宣城的诗集，所以宛陵也很重要。在这里，我围绕爰陵与宛陵，提出一些可能比较大胆的观点，以求教于宣城的文史专家。
首先，我认为“爰陵”是个典型的楚语地名。安徽的江淮之间，至今还遗留着许多楚语地名，比如把村庄称为“郢”，合肥就有王大郢、舒大郢、春树郢，而“郢”本是楚人都邑的泛称，至于把水边的高地称为“陵”，也是楚语地名的特征，比如南京在差不多的时候，称为“金陵”。爰陵的爰是什么意思，今天已经难以考证，按照《尔雅》的解释，“爰爰，缓也”，可能有水流缓慢的意思。
其次，西汉改爰陵为宛陵，而直到隋开皇九年（589），才又改宛陵为宣城，同时把故址在今南陵县东弋江镇、汉代设置的宣城县废了。也就是说，宛陵作为宣城的旧称，存在了700多年，此后直到今天，宛陵仍然是宣城的雅称。有意思的是，宛陵其实应该读作yuān陵。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宛，屈草自覆也……於阮切”，於的声母加阮的韵母，就是“於阮切”，“切”是中国古代的拼音法，而“宛”拼出来的读音，就是y+uān，比如《史记》中记载的西域国家“大宛”，正确的读法是大yuān，不是大wǎn。所以“爰陵”改为“宛陵”，是改字不改音。那么“宛”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为“屈草自覆”，就是形容草茎弯曲、自相覆盖、郁郁葱葱，这反映了当时宣城一带自然环境的美好，所以“宛陵”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名。
2、丹杨郡治：江南中心
宣城由县邑而郡治，是在两百多年后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这一年，以宛陵为治所，设置了丹阳郡。这又是宣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重要性起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此以后直到今天，宣城基本都是管县的政区，而这个地位是西元前121年设丹阳郡时确定的。
其次，从西元前121年到西元220年，历时340多年，宣城是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汉代的郡是国家一级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省，换言之，汉代丹阳“省”的“省会”就在宣城。宣城下辖十几个县，管辖的范围大致包括了今天的皖南、苏南西部、浙江西北一带，包括今天的南京，都在以宣城为中心的丹阳郡的管辖之下。这实在是了不得的地位，它直接说明了宣城是汉代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与江南东部的行政中心、会稽郡的治所吴县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市，东西并立。
说到这里，也有两个相关问题需要说明，一是丹阳郡的本来写法，二是丹阳郡的设置时间。
关于丹阳郡的写法，现在普遍写成“丹阳郡”，汉唐时代历史文献中的写法则比较混乱，有丹扬、丹杨、丹阳三种写法，分别从手、从木、从邑。从考古资料看，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丹杨”，比如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名刺也就是古代的名片，上面写的是“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朱然是汉末三国人。另外一条重要证据是，唐人所修的《晋书·地理志》中，写作丹杨郡、丹杨县，而且专门解释“丹杨山多赤柳”，也就是说，“丹杨”这个地名是因赤柳得名的，丹就是赤，杨与柳古人往往不分，现在杨与柳还同属植物分类中的杨柳科。如此，汉代的宣城，郡称丹杨，意思是山上多柳树，县名宛陵，意思是到处是草地，而且是长得很高的草，可见当时的宣城，真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
关于丹阳郡的设置时间，从古至今的各种文献中，都说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设置丹阳郡，而据新中国第一位文科博士、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在《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的精密考证，宣城置丹阳郡的时间还要早12年，即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就设置了丹阳郡。
3、宣城郡治：江南奥壤
宣城地位转变的第三步，是由江南中心转变为江南奥壤。其中的关键，一是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孙权将丹阳郡治迁到了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二是西晋太康元年（280）分丹阳郡置宣城郡，治所仍在宛陵，也就是今天的宣城。这两件事也具有一定的标志意义：
首先，宣城郡名出现了。宣城郡的设置时间，一般认为是281年，其实应该更早一年到280年。280年三月，司马氏的晋朝灭了孙吴，灭吴伊始，为了打压孙吴故都建业，不仅改名秣陵，而且同时分出丹阳郡西部设置了宣城郡。宣城的“宣”是什么意思？宣城地方文史资料说“宣”就是“显”，“显耀”的意思，我感觉有些勉强；我查了些资料，看到清朝学者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对宣城县的解释：“宣，同援，水形，象人一手据地，有所援也”，似乎有些道理，因为皖南的不少县如歙县、黟县也是以地理特征命名的，而且“宣”有疏导、疏通的意思，汉代的宣城县在今天南陵县弋江镇，也就是在青弋江的边上。
其次，孙权把丹阳郡治从宣城迁走，司马氏在宣城建立新的宣城郡，形象地说明了宣城地位起伏的一大特点，即在南北分裂的时候，在江南地区，因为南京地位上升、基本都是首都，所以宣城地位相对下降，而在国家统一的时候，“成也金陵王气、败也金陵王气”、不讨北方帝王喜欢的南京，总是受到打压乃至毁灭，于是宣城的地位又相对上升。就以两汉六朝隋唐时期来说，两汉、西晋、隋唐是统一时代，两汉的宣城管着南京，西晋的宣城与南京地位不相上下，隋唐的宣城地位又要高过南京；而在六朝也就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分裂时代，南京作为首都，地位当然远远高过宣城，而且大多数时候，设在南京的扬州管着宣城，少数时候如齐朝、陈朝，宣城郡归治所设在当涂的南豫州管辖。
首都南京的地位高过宣城，而且大多数时候南京的扬州管着宣城，其实对于宣城来说，不是坏事，而是机会，这就是下面要说的“近畿要地”。
第二，近畿要地
六朝时代，也就是220年到589年之间的370年，南京与宣城的关系可谓密切：
南京是首都，宣城是近畿要地，这仿佛今天的北京与天津；南京是扬州治所，宣城大多数时候是扬州辖郡，这仿佛今天的合肥与宣城；南京是丹阳郡治，宣城郡与丹阳郡是扬州治下距离最近的两个郡，这样的关系，又仿佛今天的南京与镇江。
更加重要的是，南京北据长江，宣城南靠群山，南京与宣城这样相互配合的区位特点，使得在分裂动荡的六朝时代尤其是东晋南朝时代，宣城成为首都南京的腹地、江南平原的沃壤。每当北方战乱，大批不愿接受异族统治的黄河流域以及江淮之间的官民迁徙江南。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北阻长江的江南，是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避难所，而江南平原汉族农耕文化再次的避难所，又在山水环护的西边的皖南与东边的浙东，皖南的门户是平原与山区结合部位的宣城，浙东的腹地是相对闭塞的绍兴。换言之，南京、宣城、绍兴三地，在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的胡汉对峙时代，对于中原汉族正统文化的保存、传承、发扬与光大，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具体说到宣城，正是因为这样的区位特点，促成了六朝时代的宣城，在民族面貌、人口迁移、经济开发、风俗转型等等方面的迅速变化，从而为唐代宣城“既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富”、“六朝文物，萃于斯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说清楚这些方面的情况，有必要先看看六朝及其前后宣城的政区关系表：
以下所述，基本以今天宣城一带为中心，往往并不包括辖县。
以言民族面貌，最富绩效的是孙吴的融越为汉。山越是居住在南方山地的越人，“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闲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也就是并不服从朝廷的统治。两汉时，宣城一带的山越势力很大。据《三国志·周泰传》记载，东汉末年，“（孙）策讨六县山贼，（孙）权住宣城……而山贼数千卒至。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众莫能自定。惟（周）泰奋激，投身卫权，胆气倍人，左右由泰并能就战。贼既解散，身被十二创，良久乃苏。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而经过40多年的征剿与围困，宣城境内的山越终于被弭平，并逐渐融入到汉人之中，宣城的民族面貌得以改观。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大将是诸葛恪，《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诸葛恪“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这些“渐出降首”的山越，“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既增强了孙吴军队的战斗力，也补充了孙吴的劳动力。
以言人口迁移，最富绩效的是东晋南朝的化南为北。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引起“五胡乱华”，洛阳、长安沦陷，而司马睿、王导在建康重建晋朝，史称“东晋”，于是大批的北方官民渡过淮河、渡过长江，来到南方，按照《晋书·王导传》的说法，那是“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南朝政府为了安置这些北方迁来人口，多设侨州郡县，大致就相当于流亡政府吧。今天宣城大市范围内的侨置政区，有侨在宣城的南豫州（原治河南淮阳），侨在广德的陈留郡（原治河南开封），侨在宣城北部的逡遒（原治安徽肥东）；至于进入宣城大市范围内的北方移民，还有许多的河南、安徽江北、江苏江北以及山西、山东的移民；又据宋明时代一些方志、宗谱的记载，北方的杨、刘、查、程、鲍、黄、谢、詹、胡、郑、余诸姓，在东晋南朝时迁居皖南，其中应该有不少就分布在宣城境内。从低估计，到了南朝后期，宣城境内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如果说，孙吴的贡献是使宣城从山越之地变成汉人之地，那么东晋南朝的贡献，就是使宣城从南方汉人之地变成北方汉人之地。
以言经济开发与风俗转型，最为显著的时代是在南朝。先秦秦汉时代，宣城是以原始农业、渔猎采集为主的，“饭稻羹鱼”。经过孙吴尤其是东晋南朝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不仅直接促进了宣城人口的增长，建立了大量新的聚落，而且给当地提供了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宣城的经济因此迅速发展了起来。南朝齐谢朓的《宣城郡内登望诗》云：“溪流春谷泉”，“桑柘起寒烟”，可见其时宣城郡一带已是流水潺湲，农桑一片。又在先秦秦汉时代，宣城的越族“椎髻鸟语”，汉人“俗不好学”，“失巧而少信”。经过孙吴尤其是东晋南朝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使得宣城的语言、风俗、信仰、饮食等等各个方面，更加丰富多样、多方融汇，其造成的结果是，“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来江左，六朝文物，萃于斯邑。”这里所谓的“文物”，指的是文人、文化、文明。
第三，群贤络绎
为什么“六朝文物，萃于斯邑”也就是汇聚于宣城？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则宣城距离南京很近，成了六朝的近畿要地，各种公务出差本身就很频繁；二则六朝政局不稳，不仅改朝换代好像家常便饭，330多年中出了40位皇帝，也可见政治斗争、相互倾轧的严重，于是不少皇亲国戚、贵族名士、文臣武将主动要求外放到宣城，以求避祸；三则宣城山川秀美，适合游历与寓居，切合了六朝尤其是南朝游山玩水的社会风气。总之，各路人物或因做官，或因游历，或因避祸，或因寓居，络绎不绝地来到宣城，他们或者政治地位高，或者文化修养深，或者社会影响大，于是宣城的文化地位得以大幅度地提升。
就以六朝时代来到宣城担任太守或者内史的人物来说，即可见一斑。依据嘉庆《宁国府志》的记载，孙吴时代，在220年丹阳郡迁治建业之前，担任太守者，有孙坚吴夫人的弟弟吴景，有皇族孙翊、孙瑜，有大将徐琨、吕范。东晋南朝时代，宣城太守、内史可考者有50多位，其中皇族成员即河内司马氏、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吴兴陈氏就有15位，尤其是兰陵萧氏，竟然占了8位；东晋南朝排名第一、第二的两大家族，琅琊王氏出任宣城地方长官9位，陈郡谢氏2位。这样的数据，客观说明了宣城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的重要。其他出任宣城地方长官的东晋南朝著名家族，还有颍川庾氏、钟氏，谯国桓氏、夏侯氏，太原王氏，吴兴沈氏，荥阳毛氏，陈郡袁氏，琅琊诸葛氏，泰山羊氏等等，他们大多是东晋南朝排名前30位的望族。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六朝时代宣城地方长官的身份与作为，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东汉末年孙吴任命的宣城地方长官，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这与征剿山越的重大使命有关；东晋的特点是贵族而具有军事才能，这与东晋门阀政治、贵族领兵的特点以及宣城位居上下游之间的重要军事地位有关；而南朝的宣城地方长官，兴趣基本在游山玩水、吟诗作文，这既是由南朝回归粗鲁寒门、军人武将出身的皇权政治，世家大族已经失势而且被打击、压制、讨厌的大环境所决定的，也与当时“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所谓“清官”，是动动嘴皮子、逛逛山水、写写诗文的官，而做事的官就是俗官了，贵族子弟当然追求做“清官”，而宣城地方长官又多为贵族子弟，所以我们看到，在宣城地方志书中，南朝时代除了泰山羊玄保、东海何远两位有些具体的政绩外，其他的所谓“名宦”，都是一些文化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三位，就是写《后汉书》的顺阳范晔，写山水诗的陈郡谢朓，以及留下“梦笔生花”、“江郎才尽”成语的济阳江淹，其中尤以谢朓对宣城的影响最大。
谢朓是什么人？论其出身，是东晋南朝排名第二位的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谢氏，谢氏既以庄老心态、名士家风、描山摹水而被誉为华丽家族，谢氏的代表人物、风流宰相谢安又曾率领着谢氏子弟建立了不世的功勋，给后代留下了长久的光荣记忆；论其身份，谢朓的岳父是没有文化的、军人出身的齐朝开国元勋王敬则，齐朝23年（479—502），换了7个皇帝，政局的险恶可想而知，而谢朓（464—499）主要就生活在齐朝；论其性格，谢朓“常恐鹰隼击”，胆小怕事、感情脆弱、不善言辞、也不善与人交往；而论其才华，谢朓诗文清丽，擅长草书隶书，还是开拓唐代律诗先路、讲究平上去入四声的“永明体”诗歌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谓声望极高，乃至清人沈德潜说：“齐人寥寥，谢玄晖独有一代。”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使得谢朓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比如《嘉庆重修一统志》虽然把谢朓列为宁国府“名宦”，却只有一句话：“明帝时为宣城太守”，而无任何具体事迹；也使得谢朓在人品上的评价不仅不高，而且低下，谢朓的岳父王敬则有谋反之心，谢朓为了避祸，竟向朝廷告密，结果王敬则被杀，谢朓也从此不敢与妻子见面，怕妻子杀了他，为父兄报仇；谢朓的死，也是因为告密，权臣萧遥光、江祏拉拢谢朓参与废萧宝卷、立萧遥光的政变，谢朓却请人密告当朝皇帝萧宝卷，没想到那人密报给了谋主萧遥光、江祏，于是谢朓被下大狱，36岁就死于非命。
谢朓就是这样一位人品不高、做官行政无所作为、诗文书法成就卓越的名家子。嘉庆《宁国府志》“名宦”是这样描述谢朓的：
谢朓字玄晖，阳夏人。少好学，诗文清丽。齐明帝时以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每视事高斋，吟啸自若，而郡亦治。尝言烟霞泉石，唯隐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鲜矣。及领宣城，境中多佳山水，双旌五马，游历殆遍……至今称谢宣城，祠祀。
这段记载，说明了几个事实：第一，谢朓是宦游宣城、而且游历殆遍的第一人；第二，谢朓不仅游历，而且吟咏，留下了诸多清丽的诗文；第三，谢朓不仅因此得名“谢宣城”，而且受到了宣城历代官民的建祠祭祀。
总之，宣城因为范晔、谢朓、江淹这类文化名人的络绎不绝，成为六朝尤其是南朝的文化名邦，其影响及于唐朝，宣城之地乃至“闾巷之间，吟咏不辍”；进一步说，宣城更因为谢朓其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传之不朽的盛名，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山水诗都。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六朝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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