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 重评“文明冲突论”
编者按：本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 · 中国文学研究所）2020年10月号，感谢刘小枫教授和《二十一世纪》编辑部的大力支持！
1993年夏天，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新成立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并参与《二十一世纪》编务，负责书评栏，必要时还得做评论员。
刚上任就接到一项评论任务：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27-2008）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展望冷战之后的世界历史走向，引发全球热议。《二十一世纪》反应迅速，立即组织翻译这篇文章，将在1993年10月号刊出。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
我在当年的评论文中写道，既然亨廷顿在文章结尾时宣称，西方国家有必要“维持必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保护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关系中的自身利益”，他又何以可能把国际政治冲突说成是“文明冲突”的体现？[1]
现在看来，必须理解马汉（1840-1914）才能理解亨廷顿。
马汉既是海军军官又是史学家，在他自己看来，其史学成就要远大于军事成就。[2]的确，马汉的史著算得上美国文明意识成熟的历史写照，直到今天仍在养育美国的政治人。[3]
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后不久，有位美国的地缘政治学教授特别安排重印了马汉在1900年出版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并撰写了长达60多页（按中译本计算）的“引言”。[4]他这样提醒美国公众：
马汉曾预言，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势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提出挑战——这种情况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也许正在发生。（塞姆帕，页59）
这个说法让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美国政治家的历史心态：马汉当时还在“深思熟虑”崛起中的美国如何摆脱“孤立主义”，以便对当时的既存“国际体系提出挑战”，他何以可能预言“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势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提出挑战”？可以理解的是，作者所说的“现存的国际体系”指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个秩序的建立的确应该溯源到马汉时代。
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
直到1990年代，我国知识界才开始关注马汉，他让我们明白：原来，现代世界史是一部争夺海上支配权的历史。[5]但我们若把马汉仅仅看作现代海战史家、军事战略家乃至地缘政治学家，都过于看轻他了。[6]按照亨廷顿的评价，马汉的著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的弦外之音”，属于“历史哲学而非战争哲学”。他甚至“基于道德和宗教的理由”劝美国人相信，战争是上帝指导下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工具”，因而其视角“远远超出克劳塞维茨、约米尼以及其他军事著作家”。[7]
这样的评价已经够高了，但恐怕还没有到位。毋宁说，马汉是欧洲现代文明的自觉担纲者，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政治人具有这样的文明承担意识：在他身上，欧洲文明的历史命脉开始向太平洋东岸转移。
马汉的成名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成于1890年代初期，人们通常将两书与马汉在10多年后（1905）发表的《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合称为“海权论三部曲”。这种看法虽然流行，而且几成定论，却不幸是错的。与前两部大著构成“海权论三部曲”的是1897年出版的文集《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8]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记叙了从17世纪中叶到英属美洲“独立战争”结束（1660-1783）的国际海战史，《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描述了马汉心目中的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二阶段（拿破仑战争阶段）的国际海战史（《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属于这一阶段），《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紧随其后。这部文集由8篇文章构成，第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向外看”，明显针对美国立国以来形成的“孤立主义”国家意识。
《美国向外看》原刊1890年12月号的《大西洋月刊》，这提醒我们应该想到，马汉写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军事史学兴趣，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目的，即呼应“南北战争”之后美国文明意识的觉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著作记录的“不是我的发展，而是这个国家从1890年到1897年的觉醒过程”（转引自亨廷顿/2017，页247）。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和“第一章”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两者共同展示了马汉心目中的世界史轮廓（罗马帝国– 大英帝国– 美利坚帝国）。这两个部分与其说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导论，不如说是“海权三部曲”或马汉的海上强国论的导论——更恰切的称呼是马汉的世界史导论。[9]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从19世纪中叶以来“科学进步”给海上武装力量带来的巨大变革谈起，以18世纪末期的三场海战为例，证明技术进步对海上军事冲突的战略和战术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但若我们仅仅看到这一层，恐怕就读得太浅表了。通过18世纪末期的三场海战，马汉实际上展示的是17世纪以来欧洲的大国更迭，只不过他想要证明，海军实力在大国更迭的博弈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两书中，马汉眼中的“世界性历史时刻”得到充分展开，而在《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的第一篇文章《美国向外看》中我们看到，马汉说“美国已经从梦中醒来”（马汉/1997，页298），“海权三部曲”的世界历史逻辑就这样贯通了。
“海权三部曲”世界史的第三部并非仅仅是《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战胜西班牙后，马汉上校又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这年的历史时间刚好跨入20世纪（1900）。[10]这时，美国不仅已经夺取西班牙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处的菲律宾群岛，还宣布了针对欧洲大国要求中国“门户开放”的申明（西格，页441）。所谓“门户开放”的实际含义是，支配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权力必须对美国“开放”，现有大国不可把美国排除在外。
“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
与马汉在1890年提出“美国向外看”的呼吁联系起来看，我们值得意识到，马汉的成名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虽然记叙的是发生在欧洲的海战史，他心里属意的其实是太平洋西岸。
马汉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开篇就显得颇为兴奋，他说，“最近，美国的扩张向前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但他又随即警告，“美国扩张的倡导者也没有预见到向太平洋以外扩张的空间，他们的视野没有超越夏威夷”，这仍然是一种“防御的视角”（马汉/2013，页458-459）。言下之意，美国政治人的视角应该从防御转为进攻：“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马汉竭力宣扬必须从古巴穿过巴拿马（当时这里正在开凿运河）到夏威夷建立一系列基地网”，以便“用主力舰队和靠前部署海军基地支援英国，控制太平洋”。[11]
所谓最近“美国的扩张向前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显然指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群岛。尽管马汉在“美西战争”初期并没有像当时的诸多“帝国主义分子”那样，“把吞并整个菲律宾群岛”同与西班牙在美洲的冲突联系起来，美国夺取菲律宾后，他仍然非常欣喜。他告诉美国公众，门罗主义仅仅禁止美国干涉欧洲大陆事务，“当然不适用于美国对菲律宾和中国的入侵”。到了1902年2月，马汉甚至认为，夺取菲律宾很有必要，这“给美国提供了进入中国的跳板”（西格，页380-382）。
《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
也许正是多亏马汉的教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直接从夏威夷到菲律宾，接着去攻占中国大陆，之后再去攻占日本”。[12]
马汉并不是在“美西战争”之后才提出“亚洲问题”。《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展望20世纪”，原刊《哈泼新月刊》1897年10月号。在整个文集中，这篇最有看头，其中所展示的对世界文明冲突的看法，即便在今天来看也颇具前瞻性。
马汉赖以“展望20世纪”的历史地平线仍然是：凭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工艺的改进和交通运输的大量增长”，欧洲国家以及美国获得了强劲的“外向势头”（out impulse），整个世界的政治面貌正在发生彻底改变。东西方文明在过去“一直相互分离，各自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如今则因现代海军的出现而不再相互隔绝，反倒“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接近”（马汉/1997，页416）。
基于这样的认识，马汉郑重提醒美国的公众：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那个或许已被长期拖延的问题将决定性地得到解决：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马汉/1997，页425）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欧洲人站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缘位置上这样说，而是一个欧洲裔殖民者站在太平洋东岸的美洲陆地上这样说，并且是代表整个基督教欧洲文明说这句话。
马汉在这里所说的“东方文明”不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东方”，而是希罗多德并不认识的东亚。在马汉看来，即将到来的20世纪最值得注意的世界未来前景是：相互隔绝1500多年的东亚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将在谁“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的问题上一决雌雄。
当前，摆在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而不同的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完不成使命就得毁灭。（马汉/1997，页425，译文有改动）
我们会对这段话感到惊讶：马汉居然说古老的东方文明“包围着”（surrounded）“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而且“占据数量优势”（outnumbered）。难道中国人、印度人或日本人没有理由说自己被“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civilized Christianity）包围？何况，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虽然相互之间有种种历史的关系，还不至于就是一个整体。马汉把东亚的“东方文明”视为一个整体，可见他自觉承担欧洲文明命运的历史使命感何其强烈。这足以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军事学的意义上来看待马汉的“海权［扩张］”论，毋宁说，我们更应该在心里反复掂量他所说的“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
马汉紧接着就说，眼下的世界并不完美，欧洲人不能指望“用理想中的完美手段”把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必须借助“强力”（force）为自己赢得时间，并持续“保持强权”（staying power）。毕竟，这个世界还“没有共同标准”，各文明之间的平衡只能靠强权来维持。强权虽然“粗鲁、不完美但并非可鄙的仲裁者”，而且在世界历史上屡试不爽。马汉随即告诉美国公众：世界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是最为彰明较著的史例（马汉/1997，页426）。
一旦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差不多100年前的《展望20世纪》对照起来看，我们便不难发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显得是马汉的那个“被长期拖延的问题”的升级版。
1996，亨廷顿将文章扩展成了专著，其中的第二章题为“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亨廷顿旁征博引，展现了西方各色学人对文明的看法，偏偏没提马汉。难道是疏忽？恐怕未必。马汉的说法有过于明显的“美国扩张”论色彩，在后殖民时代，亨廷顿不便提到马汉，但也不需要提到。毕竟，马汉的美国梦已经实现。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imon & Schuster，1996）
2012，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特别顾问的国际政治学教授艾利森提出了“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随即名噪一时，引发广泛关注，很快扩展成专书（2017）。[13]其实，亨廷顿在1997年已经明确提出了中美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只不过在当时，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经历转型期，前途未卜，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的预断。即便注意到了，多半也会觉得亨廷顿是在危言耸听。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半岛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在西方与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14]
亨廷顿早就知道，马汉“借助于基督教信条、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详细阐述了美国的昭昭天命这一民间信条”（亨廷顿/2017，页247）。[15]我们是不是应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同样带有这些“主义”，同样“详细阐述了美国的昭昭天命”？
注 释
[1] 刘小枫，《利益重于文化？》，载于《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页26。
[2] 参见西格，《马汉》，刘学成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页428。
[3] 参见J. T. Sumida，Inventing 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 The Classic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4] 塞姆帕，《学报版引言》，见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页1-64。
[5] 比较胡波，《后马汉时代的海权》，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
[6] 参见钮先钟，《战略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页175-187。
[7]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页245-246。
[8] 中译见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页296-434（以下简称“马汉/1997”，译文据1897/1917年Boston版有改动）。
[9]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李少彦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以下简称“马汉/2013”）。
[10] 中译本亦见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李少彦等译，前揭）附录，页451-549。
[11]奥利沙文，《战争地理学》，荣旻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页107。
[12] 肯尼迪，《二战解密：盟军如何扭转战局并赢得胜利》，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页8。
[13] 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4]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页230。
[15] 比较S. Geisler, God and Sea Power: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Alfred Thayer Mahan，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15。
作 者 简 介
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