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所讲的“中国”地理，涉及一些自然基面，比如八陉、岳山、镇山、四渎、九州分界等，但也有不少不在这个基面，如禹迹、西周族姓分布、孔子“傍大国”、先秦诸子思想地图、四方与中轴概念等，这些是地理，却又具有历史的属性。历史人文地理的诱人之处正在于此。这些不同的层面说明，“中国”是一个含有复合空间结构的概念，进入中国，即进入一种复合地理结构。所谓“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无不属于这个庞大结构。
李零把多年写作的历史地理文章集结起来，分作四卷出版，合称《我们的中国》。[1]讲地理，书名却用了“中国”。没错，中国是一个富有地理内涵的历史名词，其在西周出现并形成特定意义。这里面，“中”是一个关键的空间概念，这个空间概念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升华为思想、哲理概念，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核心观，影响诸多领域。是书名，也就是宗旨，李零从四个大方面（四卷）阐述这项地理主题，即“芒芒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内涵具有明显的文明特色，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学，我曾称之为“王朝地理学”，就是试图表达这种文明特色。李零书中的四项构成，同样具有这类文明特色，他将这个特色称为“中国”。李零不是地理专门家，他在《茫茫禹迹》卷的序言中说：“我的专业是什么，有点乱”。虽然不是地理专门家，虽然不采用专门家的叙事套路，但李零对周秦时代的“中国”地理有着自己独到的体悟，这种体悟却可能是一般地理专门家不曾触及的。地理本不拒绝任何人，更不拒绝其他门类的专家。许多地理学史家都说过，地理学是靠从其他相邻学科的输血才不断发展的，否则就只会数地名、摆现象。在各类人文社会学科中，越是尊重基层事实、事件细节、社会真相，就越接近地理。历史学正是这样的学科，所以史地不分家。史地不分家，才是上乘的历史叙事，就像司马迁、希罗多德那样。没有地理指证，没有空间分辨的历史叙事仍然是抽象的。有一句常说的话，地理是舞台，历史是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这个比喻不错，但不够。人类历史活动的舞台是层累的。自然山川地貌是基本舞台，或者说是最底层的舞台，在其上面，还有多重舞台，而上面的舞台都是人文构建的。例如，黄河、长江流域是自然舞台，而在这两河流域大地上构建的禹迹、九州、列国，则是第二重、第三重舞台，它们形成文明特有的人文基面，许多行为受其制约。当秦汉的郡县制稳定之后，于是又形成一层基面，同样制约人的行为。此外的交通系统、经济分区、城镇布局等等，它们本身是一类社会行为（及结果），而由于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们又是另一类行为的基面。这些所谓的基面，都是地理。如此说来，许多地理问题不是外在于历史的舞台、环境和条件，而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因此，只研究人类行为与自然基面的关系，不是历史地理的全部。研究各类基面的互动关系，问题才会深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地理历史”（geographical history）这个提法。一些初级的地理论证，不断重复近水、背风、向阳的道理，这其实很过时，况且它们离动物做窝的选择道理并不远。李零所讲的“中国”地理，涉及一些自然基面，比如八陉、岳山、镇山、四渎、九州分界等，但也有不少不在这个基面，如禹迹、西周族姓分布、孔子“傍大国”、先秦诸子思想地图、四方与中轴概念等，这些是地理，却又具有历史的属性。历史人文地理的诱人之处正在于此。这些不同的层面说明，“中国”是一个含有复合空间结构的概念，进入中国，即进入一种复合地理结构。所谓“茫茫禹迹”、“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图”无不属于这个庞大结构。《茫茫禹迹》这一卷，事关早期中国的形成，涉及的重大主题有：禹迹、大一统、四海一家，没有这三大主题观念的建立，“中国”这个大地理概念便不能成立。这一卷，可以视为全书的总纲，十分重要。在本卷中，李零明确提出中国早期历史中的两次大一统，“西周封建和秦并天下是中国的两次大一统。”[2]大一统的确定，为西周人文地理的性质提供了论定。对西周的地理解读便需要这一高度，而区域定位也随之而来。九州的分割是大一统的地理形式，如同郡县的分割是集权的形式一样。关键在于机制。李零称西周大一统的机制是“热乎乎的血缘纽带”，秦朝大一统的是“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虽然“血缘纽带”会逐步冷却，但地理思想（禹迹观念讲内部，华夷观念讲外部）却在不断强化。郡县系统，官员常新，所以具有持久性。对这两种机制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要特别提示的是它们的地理表征。[3]李零在书中反复涉及的一些概念以及开列的一些标题，正可看作西周大一统的地理表征，诸如禹迹、九州、“中国是天下之中”、“中国是四国之中”、“中国是中心城市”（这是中国概念的原始起点）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李零自己的观察，如“中国是文明旋涡”、“中国的两半”、“中国的两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冀州代表中国”、“中国的六大块或把大块”“西周有个大十字”、“北方纵深三条线”等。李零在这里的地理叙事，没有选择现在地理专门家的角度。现在地理学专门家如果来做西周地理叙事，会依次讲述西周疆域有多少平方千米，包括有哪些山系和流域、太行山东麓有几大冲积扇、不同纬度气候带怎样定性、大型城市多少、中小型城市多少、人口密度分布等等。这样叙述，分类清晰、统计准确，但缺乏文明表征，所讲的是西周这个地区的地理，而不是西周这个王朝的地理，关键是没有文明整体感。地理学不应该放弃对于文化、文明的表述。走向大一统的观念与事实的社会基础是族系关系，“把天下人，甭管什么姓，团结成一家，即古人常说的'四海一家’。”[4]在《茫茫禹迹》卷中，李零用了较大篇幅讨论两周族姓的问题，并对各个族姓分布地域进行了考订，这是一类很复杂、很有意义的地理问题。李零引述王国维的研究，认为族姓是西周的发明，周人用几十个姓把各种各样的族串联在一起，造就大一统。现在已发现的两周铜器，数量庞大，出土地点遍及大部分地区，铭文所见族姓与《左传》、《国语》、《世本》等文献记载基本吻合，说明其大一统并非虚构。两周族姓的地域分布是很“乱”的，这种局面抵消了族姓割据的可能，如同后世郡县体制的“犬牙交错”。做远距离的迁徙，这是当时族群已经出现的一大特点，例如赢姓，原在东土，后散处各地，西迁山西者为赵，西迁陕西者为梁，西迁甘肃者为骆赢（即秦赢祖先），南迁淮水流域者为淮夷。迁徙的效果是族姓在空间上的分解。西周分封诸侯，在方位上，并不对族姓作集中安置，加之通婚与吞并使族姓日渐混合，最终血缘被地缘取代，而这个地缘又是十分辽阔的。其间包括翻山越岭，冲破自然障碍限制，达成社会结合。族姓的融合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小族变大族，小国变大国，任何一族，任何一国，都不能凭一族之力，一定要联合其他部族。”[5]西周是如此，匈奴、鲜卑如此，蒙古、满清都是如此。“所有覆盖大地域的国族，其实都是由强族代表的符号，每个符号下面，成分都很复杂，没有一个是纯而又纯的种族。汉族也不例外。”[6]在《茫茫禹迹》卷中，有一份对《禹贡》全文的讲授提纲，多有新见。印象深者，可举对于扬州与荆州分界的考订，提出“九江属荆州，彭蠡属扬州，州界正在九江、彭蠡间。”[7]这份讲授提纲无疑是《禹贡》研究的一份新成果。[8]如果将族姓分布的考证与《禹贡》九州分布的考证相互参照，可以获得对周代地理的多层面的认识。族姓分布的混乱与九州分布的整齐，同为时代性的表现。第二卷《周行天下》，核心主题是古人的行走与信仰，同样展现的是大地域、大视野、大结构。这里，地理中国里的人物出场。孔子、秦皇汉武，他们是文明缔造者的代表，他们都有周行天下的特点，他们一如大禹，足迹遍天下（孔子另说）。这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人的足迹，而是体制的足迹、历史的足迹。
洛阳东关：相传孔子入周问礼处
孔子守定中央之国，他行走在不大的区域内，不出今河南、山东之地，这代表他在空间上的认同范围（不只是能力范围），即“中国”地理的核心区。用今天的话说，孔子是一位核心主义者，对于边缘没有兴趣。这与老子的“出关”截然不同。从地理行为（包括传说行为）上，我们看到两位思想家各自的特点，一位是主张立中、入世，另一位则以自然、出世为尚。孔子说过出海入夷的话，但那只是怨言、气话，人的气话都是反话，不是真心。李零曾从两个方面追踪孔子之迹，或称孔子地理。一个方面是实地踏查，另一方面是考订宋《鲁国之图》。《鲁国之图》描绘的是曲阜地区，那是儒家的“中国”。李零曾系统研究《论语》，继而按书索迹，沿途踏查。把孔子的事情进一步从地理上做实，是李零从史学角度研究孔子的又一表现。加入地理景观（景观一词可以概括地理的全部内容），会使人或事更加接近历史真实性。真实性是史学追求的价值。
《鲁国之图》
除了追踪孔子之迹，李零还跑过许多地方，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无年不上路。在《大地文章》这一卷中收录了几篇李零的地理考察行记，但那只是他的部分行走纪要。“走路不光是埋头走路，还得读书，出发前要做功课，路上要记日记，回来还要整理核对。”[9]景观阅读（the reading of landscape），这是个很西方式的地理学用语。多年前，我与李零提到西方文化地理学者将地理景观看作人获取知识的第三种基本文本（text）的事，[10]李零听了，从容背出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的“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让我立刻感到：西学不神秘，古典不腐朽。李零很善于在中国古典（甚至是老乡俗语）中找出对现在事情的很贴切的表述。做历史地理实地考察，从学术目的来说，是寻找线索、证据，观察形势，对历史问题做出进一步判断。李零对西汉上郡、西河郡的考察属于这一类。但还包含一些没有什么功利的考察，那是满足阅读的快感，如同读一本好书。中国的江山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地理话题。江山、河山、山水、江湖这些不同的组合构词形成特定的人文含义，外国人学中文，在这里要特别留意，而中国人不会用错地方。其中“江山”、“河山”表现气势最大，在古代可说是充满了帝王之气。然而帝王与江河、高山的关联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形容词，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一番行为。这就是祠畤、岳庙、渎庙的建立与巡狩封禅大典的举行。
秦皇巡狩封禅路线图
李零对这件事情相当重视，不仅自己遍访五岳五镇四渎八主（包括诸庙），还指导研究生撰写博士论文。[11]对于帝王（秦皇汉武）巡狩封禅的意义，李零以其特有的文字风格做了直截了当的说明：
“天下”是“天子”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东南西北，所有的山，所有的水，全都归他所有。
这和动物可有一比。
……
动物世界的“自由”是以“领地”为前提。你别以为，它走来走去，找棵树蹭蹭痒，抬起腿撒泡尿，只是释放一下，舒服一下，它可是在宣示主权呀：这是我的领土，庄严神圣，不可侵犯。
同样，帝王巡狩，也绝不是为了玩。他跋山涉水，到处立庙，到处刻碑，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要大家知道，他是君临天下，无远弗届，无时不在，永远盯着你的主人。[12]
“国破山河在”，这样动人的口号，正是建立在对江山进行了充分政治象征构建和对山川大地注满人文情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名山。山不在高，也不在美，关键是它的地理位置，关键是它的历史位置，关键是它和人的关系。帝王有帝王的眼光，百姓有百姓的眼光，和尚、道士也有他们的眼光。”[13]对于高山的想象与利用，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当然，那是以新石器时代人的眼光。帝王有帝王的眼光，帝王的用意。康熙皇帝曾论证长白山与泰山的一脉关系，他有他的用意。科学时代到来，翁文灏曾撰文点名驳斥康熙的看法。然而，翁文灏驳掉的是科学标准下的荒诞，但其历史的意义，翁氏却未见得驳得掉。这就是李零提出来的“历史位置”，或曰历史地位、历史意义的问题。“历史位置”不能用超越历史的科学位置加以否定。现代科学地理学家理所当然地要排除“历史位置”，而历史地理学却正是要考察这个历史位置，对其进行复原、揭示、评述。关于中国古代名山的布局，李零是这样叙述它们的历史位置的：
“中国山水，岳镇是大坐标。嵩山是洛阳所依，天下之中；吴山、华山在西，是秦的一头一尾；泰山、沂山在东，是齐、鲁的标志，这五座山是横轴。纵轴，霍山在正北，恒山在其东，都是晋国的山；会稽山在东南，东临大海，代表吴、越；医巫闾山在东北，孤悬塞外，代表最北；衡山在湖南（洞庭以南），代表最南。”[14]
在中国山脉中，李零对太行山有较多的关注。他周行山间，遍走八陉，从南边的上党“天下脊”，到北部的滹沱河谷地，均有详细考察，并提出山右为冀州，冀州为九州中心的看法。晋东南的武乡县是李零故乡，故乡虽小，考察不怠，并写有学术报告登在《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3期）上。山西四面有山，貌似与世隔绝，其实它离安阳、邯郸、邺城、洛阳等山外的古代中心都市都不远，犹如它们的后方。太行两侧的关系，比想象的要密切。这是八陉的作用。例如商朝与太行山西侧（即晋东南）黎国的关系便相当重要。李零实地踏查，称“山之表为商，山之里为黎”。[15]按黎国为商代重要古国，位于安阳之西的太行山后，《尚书·西伯戡黎》中有“祖伊恐”一语，恐，就是担心周人从黎国这个方向侵入商畿。安阳与山西的交通，必走滏口陉，而黎国正当这条通道的要冲。周人东伐，曾在这里灭掉古黎国，后又封黎侯，专门镇守这条通道。或许是受到黎国与安阳关系的启发，李零进一步注意到太行山两侧城邑的对应关系，“太原对井陉、鹿泉、正定、藁城，黎城对涉县、武安、邯郸、临漳，长治对林州、安阳，陵川对辉县，高平、晋城对沁阳。”[16]这一观察，可看作是对太行八陉之历史地理意义的进一步阐释。山西南部，是古代文明的早发地区，先民反复在黄河、汾河、太行、中条、崤山间穿越，取下这些“河山”，才能完成建国大业。而山西北部则另有一番历史。在山西历史地理中，滹沱河是一个诱人的题目，北方民族出没，常与此河有关。李零考察了滹沱河，不仅是实地考场，还进行了语源学的考察，从而将“滹沱”（呼池、肤施）作为地名的范围，扩大到北方更广阔的范围，很可能包括了陕甘地区。在先秦时代，中原北方是一个人文复杂又多变的地带，从南北分界的意义上看，其变动幅度也很大。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明确指出一条作为农牧分界的“龙门——碣石”线，很受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但在汉代以前，农牧分界线，或说华夏戎狄分界线，曾多次南北移动。李零用纬度表示这些变化，指出三个纬度地带最值得重视，即北纬34-35度之间、北纬38度、北纬41度。先秦时期的人文南北分界线，是考察多种历史活动的重要参照。而一些反复表现出来的人文现象，又可以反过来作为生态环境的证据。在《大地文章》卷中，收录了李零太行八陉考察、晋东南考察、武乡访古、雍州考察后所整理的行记，颇有细节。日后有人研究这里的地理，可以作一类原始材料。
对地理问题的表述，包含思想、意识形态。在地理学中，思想问题很重要，尤其是做跨时代的地理研究，若忽略了对时代思想特点的把握，会出现误读、错解，失去历史原义。《思想地图》这一卷，讨论的就是地理思想的东西。体悟时代思想，是李零治学所长。其实，在其它三卷中已经包含许多思想性的讨论。思想是时代的概括，或先导。地理学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天地一笼统”，也就是反对均质世界。但没有思想，世界则是破碎的，这也不是地理学要论证的。现代地理学强调从方志学提升到地理学，就是这个原因。李零在“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一文中专门讨论了天地相应的概念、四方和极至的概念、九宫和空间的概念、山海的概念、九州的概念、中轴线的概念、地理思维中模式化的倾向。这显然是一篇在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分量相当重的文章。这些概念，都是基本宇宙观、世界观的经典理念，在“中国”地理学，或“王朝地理学”中，处于思想的核心部位，具有信仰属性，是“中国”地理的大骨架。有必要提及的是，李零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我与他一起主编的《九州》第一辑中，[17]那是20年前的事，而现在读起来，仍觉得鲜活有力。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内容，如式盘、九宫等，都带有方术味道，因为这一点，而被不少现代地理学家摈弃。李零近30年来，首当其冲，推进对中国古代方术，即“另一种思想史”的研究，弥补了长久以来的缺陷。方术问题，多与古代地理思想有关，在这个方面，应当继续做严肃的研究。例如对《山海经》，就可以从方术思想的角度，确认它的时代价值。在《思想地图》这一卷中，李零所讨论的，包括地理的思想性与思想的地理性，前者以山川祭祀为代表，后者以先秦诸子的思想地图为代表。思想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与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一样，举足轻重。在地理问题上，思想有诸多表现。地图，完全是人的作品，研究地图，需要追踪到人的层面，这正是李零研究早期地图方向问题的落实之点。在历史情境中阅读，从人的观看地图角度出发，而不是轻信制度，才能解释早期地图方向的多样性。当然，人的思想活动会把直观问题复杂化，在古代五行思想与风水文化中，这类情况最多。例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置室门图》，所取方位是“上北下南”，但阅读顺序却是从南（底部）开始，而图面文字又是从四面向中看。全书的收尾之篇是“革命笔记”，其实是以革命为题，畅谈地理大势，涉及古今中外，虽然散漫，但颇见情怀！大地之上，气象万千，行者也好，观者也好，人们总会折腰。而历史的数千年运作，无数的成败兴衰，又使大地成为我们追问的对象。各种结论就在这里，只待我们发现。八路军东渡的庙前渡（韩城-万荣），河滩对面的山上是司马迁祠20多年前，我们一起商议创办《九州》的时候，李零就已经表现出对地理问题的兴趣。现在，古代地理研究在他那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或者说，是所研究问题的理所当然的考虑点。到现场去，只要可以找到现场，李零一定出发。这是李零治学越来越明显的特点。最近两年，他对波斯历史文化钻研甚多，准备撰写学术笔记，而计划的第一部分竟是“波斯地理”。李零应该是从考古学、历史学的角度进入地理考察的。这与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产生很有相似之处。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由一群历史学家推动的，这与英美的情况相反，他们的现代历史地理学是由一些地理学家推动的。如果以禹贡学会的建立为起点，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已经有了80来年的发展，现在已然成为水平很高的独立学科，并在理论上确定了它的学科属性：地理学。然而，这并不妨碍“史地不分家”这个传统的发扬。张光直说过，“三代无学科”。李零也认为，真正的研究，不必在意行业家法，都是以问题为中心，“碰到什么解决什么，不懂不会了，就去请教别人或开发自我，该补什么就补什么，而不是按学科的生产流程讲话。”[18]研究古史问题，材料支离破碎，需要从尽可能多的方面取证，相互参照，即常说的多重证据法。在这套书中，除考古材料、古文献材料、古文字材料的运用外，又加上了地理考察这一项，各种历史问题遂“立足”得更加稳妥。因为，地面本身是最确切的“文献”。反之，即使是正宗的地理研究，在我看来，也需要相邻学科的大力介入，地理研究也才会深化。就像地质学与地貌学的关系，在那里，也是“质”与“貌”不分家，如果只罗列地貌，而不探索由何种地质原因造成的地貌，那么关于地貌的研究，也只是形态分类而已，缺乏原理上的深度。那么在人文地理这边，弄清了人文地理的“貌”，也要探索造成这些“貌”的社会本质是什么、原理是什么。这些社会原理都离不开相关学科。探索历史人文地理的“貌”的形成，离不开历史学。公平地看，地理与历史，可以相互说明，即剑桥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贝克（Alan R. H. Baker）所说的“交融”。我们应当“关注由那些探索跨越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学者所发表的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在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已经是、现在是（也应该是）一个多学术汇聚的领域”，“我们应该期望在该领域找到学术渊源迥异并具有独特构想的学者。”贝克教授提醒人们，“历史地理学的资料与理论是未定的。”[19]无论是历史学还是人文地理学，对于各种设定的理论，不能机械地依赖，人文地理景观更是“我们所视的整体、我们各种感官的印象而不是科学的逻辑。”[20]李零做学问，向情理中去，这是重要特点之一。他的体会是，“我一直相信，没有中国感觉的人，不能研究中国历史。写得再厚，也是隔靴搔痒。”[21]但是，感觉从哪里来？没有诀窍，必须靠真心实意。古书，不是身外之物，要“为己”而读，境界乃“相忘乎道术”。李零选取主题，往往出人预料，把近的推远，把远的拉近。听他讲前一半，不知所云，听完后一半，恍然大悟。《我们的中国》四卷内容很丰富，以上所谈，只是就个人兴趣，有感而言。文中尚有多点，均可促人思考。*原载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编：《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特辑二） 中国早期数术、艺术与文化交流：李零先生七秩华诞庆寿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年6月版
[1]李零：《我们的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3]表征，社会心理学概念，它从社会文化层面考察人们对现实问题的社会共识，这种社会共识会形成观念，对日常行为产生内在规范作用。这个概念可被引入文化地理研究。
[4]《茫茫禹迹》第45页。
[5]《茫茫禹迹》第50页。
[6]《茫茫禹迹》第50页。
[7]《茫茫禹迹》第181页。
[8]可参照阅读顾颉刚的《禹贡》全文注释，载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54页。
[9]《大地文章》自序第3页。
[10]另两种指书写文本与口传文本。倡导此说者为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我在美国雪城大学的老师之一，著名新文化地理学者。
[11]有王睿的《八主祭祀研究》、田天的《秦汉国家祭祀格局变迁研究》。其中，我虽是田天的导师，但论文主题与思路的设定，李零曾给予关键性的指导。
[12]《思想地图》第108页。
[13]《大地文章》第8页。
[14]《大地文章》第8页。
[15]《大地文章》第110页。
[16]《大地文章》第129页。
[17]唐晓峰、李零主编：《九州》（第一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18]（《思想地图》第73页注（2）。
[19]阿兰·R. H. 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引文分别见于第236、218页。
[20]语出美国历史地理学者梅尼格（D. W.Meinig），转引自阿兰·R. H. 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第111页。
[21]《大地文章》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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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国（全四册）
李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6
ISBN: 9787108055576 定价: 29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