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 从知行到行知

在晓庄师范，有个男生课间时用泥块打了同学，放学后被叫到了校长室。男孩等了一会儿，陶行知赶来后，笑着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糖给他，说道：“因为你比我守时，这是奖给你的。”

坐下来后，陶行知又拿出第二块糖说：“这也是奖励品，当时我让你住手，你就住手了，说明你尊重我。”

在男孩更加意外时，校长又递给他第三块糖：“我调查过了，你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才动手的，见义勇为，值得奖励。”男孩子立刻流泪了，检讨道：“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开心地笑了，最后递出一块糖说：“为你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奖励一下。我没有再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就到这儿吧。”

1914年，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共和精义》：“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当时在台下观礼的黄炎培鼓掌不已，并上台为他颁发了毕业文凭。三十二年后陶行知去世，黄炎培亲自送来挽联：“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一个秀才家庭，原名陶文浚。幼时家境贫寒，靠着母亲娘家的帮衬，他算是读完了私塾教育。当时，基督教开始大量渗透到中国乡村，陶行知的父亲成了歙县教会的一名会员，母亲也来到教会帮佣。一次，陶行知到教堂看望母亲，一眼被英国教士唐进贤看中，免费把他招进了教会办的崇一学堂。陶行知用两年完成了三年课程，随即考入广济医学院，但他不喜欢医学，于是放弃了学业。在唐进贤的帮助下，他随后就读了南京汇文学院的预科。没多久，该校合并成了金陵大学。

大学五年期间，陶行知“如鱼得水，甚为欢洽”，身上的基督教气息十分浓重；又迷上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诚心接受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点，如“知之真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等。1912年，他改名为“陶知行”。

与汪纯宜结婚后不久，陶行知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市政学，同时修习他最感兴趣的教育学。1916年，陶行知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奖学金，住在了哈特利会馆十层10号。约翰·杜威还真是和中国有缘，门下除了胡适、蒋梦麟等，又收了一位中国天才。杜威的实验主义属于行动的哲学，与知行合一异曲同工，只是更强调“行”。陶行知融会东西后，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说法改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名字也由“陶知行”改成了“陶行知”。

1917年，陶行知回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造活动。他第一站来到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于一开始任教务助理，陶行知只能做些技术层面的改革，把原来的“教授制”改为“教学制”，把固定科目改为“选科制”。等当上了教务主任，他便开始推行“男女同校”，一时之间震动了南中国，与北京大学遥相呼应。区区一个校园还不够，陶行知从1920年起开办暑期学校，广泛聘请社会名流，为全国各地的教师讲课。数期之后，学员数量达八百人之多，遍及十八个省。

1921年，蔡元培、马叙伦等人筹建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获邀担任主任干事。平民教育很快就有了起色，仅南京一地就出现了一百二十六所平民学校，学生近五千人。他还与朱经农合著《平民千字课》，发行量超过了三百万册，同时编辑出版《平民丛书》《平民周刊》，影响一时无二。

有回在轮船上，陶行知结识了茶房戴永，启蒙一番后，陶行知让戴永去教另外三个茶房识字，认为同类相触，效果最佳。在公园里，陶行知也让三个识字的人教另外六个不识字的人。在教育厅，陶行知也搞类似推广活动。陶行知总结道，平民教育是随时随地的，存一份心，就有一份效果，门不敲，自己是不会开的。陶行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很少有空闲的时间，春节都不例外，他曾作过一首小诗自嘲：

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

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

青年陶行知

除了在社会上，陶行知甚至把他的教育理念推行到了北大校长的家里。一次，陶行知到蒋梦麟家里做客，顺带提出扫盲。蒋语塞，陶就问：“校长的家里能容得下不识字的人吗？”蒋回答：“做法倒没错。”陶行知马上“得寸进尺”：“既是没错就要干，从今天起，家里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随后现场表演，亲自把蒋梦麟的世兄和门房教了一遍，然后再让这些人去教老妈子和车夫。蒋梦麟对此只能叹服，说道：“你很有传教的精神。”

几年过去，陶行知觉得在城市搞还不够，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平民教育是到乡下去的运动。”1926年秋，陶行知放弃了教授的派头和享受，在南京和平门外燕子矶附近找到了老山一个叫小庄的小村庄，他说：“老山太老了，不如叫劳山。小庄也应改叫晓庄。我们来劳力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接着向全国宣告：“我们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开学，学生们自己动手建校舍、干农活，在周围开办了平民学校、乡村医院等。不久，又办了信用合作社、农业科学馆、儿童游戏场、乡村艺术馆、木匠店等机构。第二年，晓庄师范改名为晓庄学校，下属八所小学、六所幼稚园、三所民间医院、一家木匠店等。风气一开，周围乡村纷纷效仿。两年后，江苏民政厅索性将北固乡也划为实验区，建设“民有、民治、民享之乡村”。

三年后，晓庄学校被国民政府查封，原因之一是“基督将军”冯玉祥为蒋介石的对手；原因之二是认为陶行知在农村搞事，怕动摇了国本。陶行知受到了通缉，流亡去了日本一年，后来隐匿在《申报》度日。1932年，通缉取消后，陶行知在上海设立山海工学团，旨在使工厂、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手脑相长，共同抗日。他们推行了一种“小先生制”，用小孩来教小孩，首批就有二百多名小先生。

1936年，“七君子”被捕。正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陶行知立刻联络爱因斯坦、罗素等国际友人通电营救。沈钧儒出来后说，陶行知要是在国内的话，就是“八君子”事件了。抗战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全身心为国家培养特殊人才。等到日本投降后，他加入民盟，大声疾呼“不要假装的民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杜赞齐曾说，梁漱溟、晏阳初和陶行知三人本有希望成为甘地一类的人物，而在中国：“政治和权力的产生，使得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权力，然后才能实现理想。”权力，是他们绕不过去的绊马索与陷阱。

陶行知书法

1946年7月是民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11日，李公朴被暗杀；15日闻一多被暗杀。陶行知怒不可遏，公开表示：“我等着第三枪！”25日上午，积劳成疾的陶行知突发脑溢血，死于上海，年仅五十五岁。

陶行知临终前，曾给学生写信，如是告诫道：

我们肯为民主死，真民主就会到来，而中华民族也一定可以活到万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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