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傅斯年，书法清新脱俗，难怪被誉“人间稀有天才”

傅斯年（1896—1950），是中国近现代学贯东西、横跨古今的大学者、大学问家。曾任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虽然他并不以书法名世，但其国学修养深厚，于书法一途也有所建树，且书迹之中洋溢着才子气。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位状元，被誉为“开国状元”。在当地，傅家绝对是名门望族，书香世家。傅斯年，就是这位傅状元的七世孙。

傅斯年父亲英年早逝，他的早期教育，多受益于祖父与母亲。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史，能诗善画，擅长书法，精通医理，且长于武技。母亲李叔音，贤孝识大体，丈夫早逝，李叔音挑起家庭重担，严格督促斯年兄弟读书练字。

傅斯年自幼习字就是从私塾的“描红”开始，在祖父的严格监督下打下扎实的书法童子功，奠定良好的国学基础。

这一时期是傅斯年被动接受晚清延续的私塾教育阶段，还没有独立的审美意识，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面貌，作品带有馆阁体的影子和稚气，风格也比较单一。

傅斯年于1913年从聊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1916年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国文专业，再到1919年留学欧洲。这个时期的傅斯年眼界大开，对其书法艺术造成强烈冲击。

北京大学在民国时期是学术活动的高地，老师和同学们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书法活动丰富且繁荣，有着比较良好的社会氛围。作为思想激进的青年傅斯年徜徉其中，必然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其书法风格取向也面临很多选择。

其作于这个时期的行书对联不再像早期作品那样含蓄规整，俊美流丽的意味褪去，用笔的速度明显变慢，一如魏碑、篆、隶。字形变大，发锋不多的笔尖，在宣纸上顿挫有力，用笔迟涩，中锋和侧锋交错使用，但不失圆浑流畅。

其书写的小字行书宽绰舒展，却不显单薄，圆润流转，楚楚动人。傅斯年在用笔迟涩的同时，保证一定程度上的中锋用笔和流畅自然，并不容易。写行书，得其潇洒易，达其厚重难。

傅斯年1919年留学欧洲后，世界观大为开阔，艺术观念更开放。由于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动，毛笔文化的社会氛围也消失了，他开始逐渐放松对馆阁体的执着，摸索到走向自由创作的路径。

这一时期的书法，运笔更加轻松自然，字势更为开阔自由，不再拘泥于传统书法风格的拘束，用笔洒脱轻盈，结字随机变形，字与字连绵呼应，有时候还夹杂一段英文，愈加从容裕如。这位不把书法当回事的学者的书法，看似越写越“随意”，但却渐入佳境。

1926年，傅斯年留欧回国工作后，书法的社会酬答活动开始多起来，他也有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学习传统，所以这个时期他的书法作品风格呈现丰富的一面，流传的作品也相对比前期丰富。

其书法审美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逐渐稳定，越发地具有正大气象，并且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自己风格特点的碑帖融合的书法风格，人书俱老。

傅斯年晚期的书法风格更趋于一种“中和”之美，不是取法某一家，而是集众家之所长，碑帖融会贯通，用笔简约平和，厚重蕴藉，清新脱俗。这既是傅斯年审美价值的取向决定的，也是在社会披沙拣金后的涅槃重生。

傅斯年书法用笔平实，毫无夸张做作之姿，不偏不倚，厚重圆润。从字形结构上来讲，又是奇与正、收与放的和谐统一，单字结构化繁为简，化疏为密，化密为疏，守正出奇，增加了字势的稳定，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在变化和不确定中追求一种平衡，显示了其高妙的哲学辩证思维。

胡适评价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这个评价同样也可以用在傅斯年先生的书法艺术上，他以自己极高的天分和精熟的笔墨技巧将碑帖的优点很好地融合，既写出最为雄强开阔的章法气势，又表达婉约的文人情怀，为民国书法史增添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