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真理而争吵的哲学家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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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

在我的印象中，哲学家应该是富有理性之人，彼此观点即使不同，也会理智地去进行辩驳，而断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面红耳赤地去争吵，闹到最后不欢而散什么的。然而不然，卡尔·波普尔（1902.7.28～1994.9.17）在其《思想自述》中，便生动记述了他与维特根斯坦（1889.4.26～1951.4.29）之间因观点相左所发生的一场争吵：

1946～1947学年初，我接到剑桥道德科学社秘书的邀请，约我去宣读一篇关于某些“哲学疑难”的论文。当然很清楚，这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而在这一观点背后是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个哲学论题：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语言的疑难。

因为这一论题属于我最讨厌的东西，所以我决定讲一讲“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我指出，写这请柬的人由于隐含地否认存在哲学问题已经（可能是无意地）在由一个真正哲学问题所引起的一场争端中偏袒一方了。

不用说，这只是想以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带点诙谐的说法来引出我的论题。但就在这时，维特根斯坦跳了起来，大声地并且我看是愤愤然地说：“秘书完全是照吩咐做的。他根据我本人的指示行事。”我对此根本不在意，继续讲了下去；但事实上，听众中至少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崇拜者确实当真，结果把我的玩笑当作对秘书的正式抱怨……

然而，我继续说道，如果我认为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我就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事实上，许多人甚或所有人不假思索地采纳对许多或许是所有哲学问题的靠不住的解答，而这恰恰提供了当哲学家的唯一理由。

维特根斯坦又跳了起来，打断我的话，大谈特谈起疑难和哲学问题之不存在。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打断他的话，拿出一张准备好的有这样一些哲学问题的单子：

我们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的吗？我们是通过归纳来获得知识吗？

维特根斯坦驳斥说，这些问题是逻辑的而不是哲学的。于是，我提出了潜在的甚或实际的无限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他反驳说，这个问题是数学的。然后，我又提到道德问题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问题。

维特根斯坦当时正坐在火炉边，烦躁地拨弄着拨火棍，有时像用指挥棒一样用它来强调他的论点，他挑战地说：“举个道德规则的例子！”我回答说：“不要用拨火棍威吓来访的讲学者。”

这时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拨火棍，猛然冲出房间，砰地把门关上。

我实在深感抱歉。我承认，我到剑桥是希望激起维特根斯坦为没有真正哲学问题这一观点作辩护，并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论战。但是，我决不打算惹他生气；他看不出这是一个玩笑，我不胜惊讶。

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他可能觉察出我在开玩笑，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大为恼火。不过，虽然我希望轻松愉快地讨论我的问题，但我可是诚心诚意的，也许比维特根斯坦自己更认真，因为，毕竟是他不相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的。

感谢波普尔先生如实地记录了这一切，否则，我怎么能一睹两位大哲学家之间的这场精彩的纷争呢？

其实，波普尔一生中又何止仅仅和维特根斯坦论战过，他和许多哲学家、科学家都论战过，包括爱因斯坦。他甚至质疑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认为此三人之思想为当代极权主义观念之来源（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真正体现了视真理为生命的态度。诚如他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所言，“我们应当服从真理；真理超越人的权威”（《论知识和无知的来源》）。

我非常赞同他的话，“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承认知识同我们的错误、偏见、梦想和希望混在一起，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尽管它是不可企及的”。

“虽然像德谟克利特所说的，真理隐藏在深处，但我们能够探索深处。不存在可供我们依据的真理标准，这一事实支持悲观主义。但是，我们具有这样的标准：如果幸运的话，它们允许我们认识错误和谬误。清晰性和明确性不是真理的标准，但隐晦和含混之类的东西却可能象征错误。同样，连贯性不能确立真理，但是不连贯性和不一致性却能确立谬误。当认识到了它们，我们自己的错误便提供暗淡的红光，帮助我们在洞穴的黑暗中摸索出路”（同前）。

“我们自己的错误便提供暗淡的红光，帮助我们在洞穴的黑暗中摸索出路”，说得多么得好啊！事实不正是如此么？

对于科学的发展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关系，他是这样论述的：

对于科学的增长来说，没有比一种强化的教条主义更糟糕的阻碍了。没有思想的自由竞争就不可能有科学发展——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一度强烈主张过的反教条主义的本质。而一般说来，没有一切思想的自由，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思想的自由竞争（《辩证法是什么？》）。

如此说来，他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之争论，便是思想的自由竞争了。

他对革命的理解也与我们迥异：

我相信，减少苦难与暴力和增加自由的希望鼓舞着马克思和他的许多追随者；这种希望也鼓舞着我们大多数人。但是我确信，这些目标不可能靠革命的方法来实现。相反，我确信，革命方法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它们将增加不必要的苦难；它们将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它们必定毁掉自由（《社会科学中的预测和预言》）。

而他的一些洞见，又何止是黑暗中的暗淡红光啊：

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要去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或者，用更加实际的话来说：用直接的手段为消灭贫困例如确保每人都得到最低收入而斗争。或者通过建立医院和医学院校来向时疫和疾病开战。像和犯罪做斗争一样与文盲作斗争……

不要试图通过设计和努力实现一个遥远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来间接地实现这些目标……每一代人都不必为将来的一代一代而牺牲，为一个可能永远实现不了的幸福理想而牺牲。简言之，我的论点是：人类的苦难是一个合理的公众政策的最紧迫的问题，而幸福不是这样的问题。获得幸福应留待个人去努力（《乌托邦和暴力》）。

在他的面前只有真理。而“只要互相倾听意见，互相批判，我们就能越来越接近真理”（《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个乐观主义者的观点》）。

为真理而争吵胜过为谬误而握手。

你是否越来越接近真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