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杰克•吉尔伯特及其诗歌

我手头有本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厚达一千九百九十八页的《诺顿诗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但其中没有收入杰克·吉尔伯特的诗。这也难怪，他自三十七岁出版第一部诗集后，便告别美国诗歌界，自我流放，到欧洲生活，直到五十七岁才出版第二部诗集。诗人中有很多这样的自我流放者，当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在国内大放异彩，到处发表，到处得奖的时候，他们却悄悄离去，远离烦嚣，选择过一种不为人知的生活，不是像萨拉·蒂斯黛尔那样通过自杀而绝尘，就是像卡瓦菲那样毕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度过，用希腊文，而不是阿拉伯文创作诗歌，或者像吉尔伯特这样，在英国、丹麦、希腊、日本，以及其他十五个欧洲国家漂流，写他并不急于拿出去发表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很可能埋没于世，但一经发现，就让人欲罢不能，更由于这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那感觉就像从泥土中拣拾到了金粒。

作为诗人，选诗翻译更像一个相亲过程。我们在“非诚勿扰”一类的相亲节目上，常常听到人们用“眼缘”这个词，来形容彼此之间是否具有能一见钟情的素质。我在读诗选诗过程中，最注重的也就是这种眼缘，往往是先选了诗，过后才去了解诗人。也许是我自己也长期过着自我流放的生活，从一九九一年起，持续地在澳大利亚生活，一过就是二十三年，我对那种在孤独中产生的诗歌，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能像有眼缘的人一样一眼就辨认出来。这次翻译的十余首诗，就是从吉尔伯特的一大批诗歌中，凭着心的感觉而遴选出来的。

吉尔伯特在一次访谈中说，他跟当代的美国文学社会没有任何关系。他还认为，正是金钱戕害了诗歌。他的诗歌走向心灵深处，简单、充实、酣畅，细节生动地表现了他和美国女诗人琳达·格瑞格，日本妻子野上美智子，以及一度爱上但未能结为爱侣的意大利女性嘉娜等的爱情关系，笔触感人地描述了他在欧洲各国和在日本生活期间的真实感受。他在一首描写自己不与文坛为伍，题为《走错了路》的诗中跟上帝发生了争执，面对上帝的指责，身为“男人”的诗人在末尾这样回答道：

“谁都不知道你现在哪儿。人们都已把你忘却。

你爱虚荣，脾气又犟。”男人切开

番茄和柠檬。把鱼拿出来

又打鸡蛋。我脾气并不犟，他想，

他把这一切都放在院子的桌上

充满了早上的阳光，飞翔的燕子投在早饭上的

影子。脾气不犟，只是贪婪而已。

诗人所指的“贪婪”，不是对金钱或名声的贪婪，而是对日常生活那种近于贪婪的热爱。据曾与他一起在希腊、英国和丹麦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女诗人（也曾是他的学生）琳达·格瑞格说：“他想要知道的是，他总是醒着——外面开花的树是杏树——他要顺着大街走去吃早饭”，而“不在乎生活是否清贫，是否不得不在公园的长椅上露宿”。

吉尔伯特后与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日本艺术家野上美智子结婚，随后迁至日本生活，并在该国一所大学教书。他的第二部诗集《莫诺利索斯》一九八二年面世时，离开第一本诗集的出版已逾二十年，而他的日本妻子也于该年因癌症而去世。他后来的诗中充满了对亡妻的真情怀念，从下面这首诗中可见一斑：

婚了

我从葬礼回来，爬

遍寓所，痛哭流涕，

寻找妻子的头发。

两个月里，我从排水管，

从吸尘器，从冰箱底下，

从衣橱的衣服里把头发找出。

但是，别的日本女人来过之后，

就没法搞清楚，哪些头发是她的，

后来就不找了。

一年后，

我把美智子的黄油果重新移栽时，发现

土里纠结着一根长长的黑发。

这首诗的英文标题是Married，一个很诗意，又晦涩难解的独字。如译成《结婚了》或《婚姻》，似乎都与该诗的文本含义有所违拗。倒是我家乡武汉的一句玩笑话，给这提供了一个译解。当朋友问某个单身汉是否已婚时，被问者往往会用武汉话开玩笑说：结黄昏。那意思就是说，结什么婚！而且一语双关，暗示结婚还有头脑发昏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婚了”也有“昏了”的谐音之暗示。

一九九六年，吉尔伯特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为何远离美国文坛时，他回答说，他“爱上了琳达和美智子”。他的诗歌因此对他们的恋情多有指涉，例如《飞落》一诗，打破男女感情破裂之后，诗人喜欢絮絮叨叨，大谈忧伤失意之感的传统，反而积极地宣称，“值得一做的事，就是做错也值”，哪怕爱情失败，曾经一度美好的感情也美好得值得记忆，不应以最后未能成功而加以否定，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鲁斯，一般被人看做飞起而落，中途坠海的失败形象，但在诗人眼中，“他只是成功到头了而已”。听起来像自我安慰，但不失为可心的壮语。

吉尔伯特的一些小诗十分隽永，意味深长，例如《离婚》：

突然醒来，以为听到了哭声。

冲进黑暗的房里。

停下来，想起了什么。站着看

外面混凝地上明亮的月光

这首短诗，颇有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之况味，但更多了一种后现代人遭受个人浩劫之后，无处宣泄，失魂落魄的悲凉。那种古代没有的“混凝地上明亮的月光”，更增添了这种无告的孤苦。

他还有些短诗，写得简单而又具体，撷取生活的一个侧面，能跨越时空和语言，牵动人的心灵：“我们抬头看星星，星星/却不在那儿。我们能看见记忆/中的星星，曾一度就在那儿。/倘能如此，人生足矣。”

美国诗人詹姆斯·迪基如此评论吉尔伯特的诗：“他把自己带到了一个更加内向的地方，已经到了不安全的程度。他从那种可怕的沉默和紧缩中，给我们带回了野性的慈悲之诗。”

世人对吉尔伯特的认识，总是把他看作一个极端的怪人：吸毒、无家可归、屡屡离婚又结婚等，但据报道，他从未吸毒，虽然生活清贫，但从未到无家可归的地步，而且一生仅结婚一次。他与大多数美国诗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视功名利禄如尘芥，“不喜欢时时刻刻听人赞美”，“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地位确立的诗人都互不喜欢”，“我对出名不感兴趣”，他出国不是旅游，而是当作生活的一个部分，正如他所说，只有这样，“你手里才有东西，拿来跟你认为是正常的东西进行比较，你才能遭遇你不习惯的事物。（人生）巨大的危险之一就是（对事物）过于熟稔”。他认为，诗歌是关于“心灵”的。因此，他认为很多诗人写的诗是“没有怀孕就生出来了”。他的诗歌向来不加修饰，不事雕琢，因为他认为，诗人和诗歌是骑手和马的关系。他说：“你得知道如何掌控一匹马，否则，马会在外面吃一整天的草——你就永远也回不了谷仓。但如果你想教马如何做马，如果你想逼它，马可能会把腿弄断。骑手和马非得合在一起才行。”

当在访谈录中被问及他诗歌的主题是什么时，吉尔伯特有一段话解释了他为何选择清贫的诗人生活。他说，他的主题是：

我热爱的人。存在。过我的生活，而不把注意力分散到人们经常会被分散到的那些事物中。能够活着是如此非凡，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老要把生活限定在财富、骄傲、安全中——把生活建筑在这些事物之上。人们错过了太多的东西，因为他们要钱、要舒适生活、要感到骄傲、要房子、要工作，以便能够支付房款。他们还要买汽车。你从汽车中什么也看不清楚。汽车开得太快了。

关于吉尔伯特和美国诗人金斯堡，有一段佳话颇值一叙。据吉尔伯特讲，他与金斯堡曾有过节，纠正了金斯堡对抑扬格不正确的理解，从而成为朋友。后来，金斯堡把《嚎叫》的头两页给他看了，事情经过如下：

他进城时，想写短四行诗。这些诗写得很干净，但不太好。我们都很喜欢对方，但我只是好意地笑他。一天，他搭公共汽车，经过金门大桥，到索萨利托来看我。大街变成了小巷，小巷变成了土路，土路成了小道，最后只剩下树林。他一直往前走，最后到了我住的那幢废屋。我们交谈起来后，他说，他写了一点东西，想让我看看，就从包包里取出两页纸。我看了，跟着又看了一遍。我看看他，跟他说，诗写得棒极了。这两页纸后来就成了《嚎叫》。

吉尔伯特未被收入《诺顿诗选》中，表明他尚未被美国正统接受，但他的诗歌一经出版，总有斩获。一九六二年之前，吉尔伯特发表甚少，写诗二十年，仅投稿两次。第一部诗集《危险视角》（Views of Jeopardy)出版后，获得一九六二年耶鲁青年诗人系列奖，一出版即为他赢得了巨大名声，《西部起源》杂志主编戈登·利什在该刊为吉尔伯特发了一篇长达二十八页的专稿，除此之外，还发表了他的诗歌和访谈录。许多美国著名诗人都对吉尔伯特的诗歌表示赞赏。据丹·阿尔伯戈提说，处女诗集出版后能享有如此盛况的，只有拜伦可以与之媲美。

第二部诗集《莫诺利索斯》获得一九八三年美国诗歌评论奖，其他诗集如《拒绝天堂》获得二〇〇五年全国图书评论界奖，《全集》获二〇一三年普利策诗歌奖的提名奖。

最后，我想以吉尔伯特有关诗歌的一段言论作结：

我厌倦了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实验诗歌。我不是说这不是诗歌。写诗并没有唯一正确的方式。诗歌是一个词，就像爱情：不同的事物不停地混杂在一起，翘曲成一个词，因为具有鉴别力的词汇是不存在的。因此，我并不是说，我的写作诗歌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但是，我承认，我厌倦了很大一部分诗歌，因为这些诗歌不过是稀奇古怪地玩弄文字而已。肯尼斯·泰南就称之为“文学手淫”——一种本身不能结果，却要逼着文字生育的努力。看了一两页超现实主义诗歌之后，我的大脑就执拗地拒绝讲客气了。华莱士·斯蒂文斯说得很好，他说，超现实主义的问题是，它能发明，但不能发现。凡有想象力的人都能学会玩这种鬼把戏。只要把大脑调得稍微离焦，一切都会变样。最好学会把大脑整个调错，这样，每个物件就与不合适的相邻物件发生了一种机械关系。开始写诗时这样做不错，因为文字会有一种魅惑。但诗人怎么可能对这种东西持续发生兴趣呢？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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