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十、延续了两千年的政策
这节故事说起来，颇有几分学术论文的感觉。历史和时事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年代不同罢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往往都是政治推动军事，军事推动科技，科技推动经济，经济推动政治，正好是一个圈。在这个圈里边，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每一环节的衍生品，都是文化。
在古代中国，具体说是在汉文帝以前的中国，按经济类型划分，中国经济类型的主体属于自然经济，简单说当时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衣食住行几乎都能自己生产解决，一般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就是在这种经济体系下收取劳动剩余。中国古代的盛世和乱世就在这点劳动剩余上体现出来了，政府收完税还能有余粮，这是“尧天舜日”的盛世。政府收完税连口粮都没了，那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
但是，最起码在商朝开始，中国人的商业活动在东亚这块是最发达的。这没办法，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比，中国最起码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有的是余粮跟周边进行交换。所以，四方一提起商国人，那就来做买卖的，简称商人。商人带来的交换物品，那就是商品。商人带着商品从事的这种行业，就是商业。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可见中国是个有商业传统的国家。
在先秦时代，中国出现了很多富可敌国的大商人。比如说孔子的十大得意弟子之一的端木赐，那是当时著名的大商人，而且很讲商业原则，是当时商界典范。更著名的还有范蠡，被后人尊为财神，在当年也是富可敌国，他还首创了有钱就做公益事业的先例。真把商业活动上升到经济理论的高人，那是东周时代的白圭，他最早提出了商场如战场。还有大商人弦高，以洛邑为中心，做到了生意遍天下。再说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吕不韦，做生意做到投资国君这份上，也是没谁了。
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成为商业巨子之后，就能干预政治，而且不是一般的干预政治。比如说端木赐，他玩纵横术比鬼谷子早多了。端木赐在国际上走一遭，成就了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伟业，他也曾担任过鲁国和卫国的丞相，在当时比他师傅孔子的影响力还大。范蠡更不用说，直接运作出一个东南霸主出来。白圭能在魏国当官，还能运作国家大型水利工程。弦高能在秦、郑大战之前，自己花钱在秦军面前演戏，把秦军忽悠回国。吕不韦更厉害，没他就没有秦国的霸业。
总之呢，大商巨贾一定会干预政治，而且有能力干预政治，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变的真理。具体到汉朝，无论是韩王信谋反还是陈豨叛国，都是以王黄、曼丘臣为首的商人集团联合运作的，仅仅是韩王信和陈豨不足以掀起那么大浪来，单论实力，这两位加一块都不见得比英布强，但是刘邦对付他们，比对付英布可难多了，这就是商人的力量。
商人掌握着资本，对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帮人所处的阶级，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从东周到秦朝，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乱世。在这世道下，商人们尚且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到了汉文帝二年，国家趋于平稳，生产力也日间加强。随着铁器的发展和运用，汉朝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再加上汉朝的轻徭薄赋政策，能让老百姓家里逐渐有了劳动剩余。很明显，这是一个适合商人生存的土壤。
在欧洲，小国林立，比如当年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政府必须和商人合作。这没办法，离了商人国家经济就完了。在汉朝这样一个大国，可选择的余地就多了。我们既然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需要商人。全国那么多农民可供政府收税，用得着收商人的税？再一个老百姓多好控制，商人无论是智力、财力甚至武装力量，都不是轻易能控制的。
因此，在汉文帝二年的一片歌舞升平中，年仅二十三岁的博士贾谊给汉文帝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给中国定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规矩。
贾谊的奏章当中，以《过秦论》和《陈政事疏》最为著名。但是我觉得影响力更大的，确是这本在汉文帝二年上奏的《论积贮疏》。
汉高帝时期，刘邦出门都得做牛车，而到了汉文帝二年，皇上都能做六马龙辇出去飙车。可见汉朝经历了三代的轻徭薄赋，汉朝的生产力和财政收入得到了巨大恢复。而就在这时候，贾谊指出了国家看上去歌舞升平，事实上正处于巨大的危机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命脉就是粮食生产，没粮食都得喝西北风。但是，粮食的生产是有限的。一亩地就出这些粮食，换谁来当皇帝，都不可能亩产万斤。而且粮食的生产是有时间限制的，春种秋收这是自然法则，就算有塑料大棚，也得给土地每年三个月的休息时间。这要是再遇上水灾、旱灾，必然是颗粒无收。所以说，国家真正的富强，不是看这一年收成很好就算富裕了。因为每个丰收年，都要担负起灾年的减产。因此国家得有财政预算，趁着丰年一定要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现在虽然是盛世，但是国家和百姓家里依然没有多余的粮食。原因是经商的人越来越多，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商人不指望土地生存，而国家得指望土地统治。现如今一旦闹灾，国家没粮赈灾，老百姓就得出卖爵位和子女，堂堂盛世还这样，皇上能不震惊吗？
世间有丰年也有灾年，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储备粮食，倘若出现两三千里的大面积自然灾害，国家没钱赈灾，再加上边境上胡人入侵，国家没钱打仗，有野心的藩王再起兵作乱，到那个时候再着急，那就晚了。
所以，治理国家不能靠军事，得靠经济。国家有钱去赈灾，老百姓在灾年就不会成为暴民。国家有钱耗着，在战场上打不死敌人也能拖死敌人。而且管仲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也就上去了。人很穷还能做到心态特别好，遵纪守法五讲四美三热爱，贾谊说了，没听说过有这事。
因此，为了让国家和百姓都有余粮，就得打击商人。让他们都去靠种地挣钱，而不是靠投机挣钱。种地的人越多，全国生产的粮食就越多，可被国家收税的人就越来越多，则国家的储备就会越来越多，而具体到每个人的税收就会相应减少，老百姓家里的余粮也会越来越多，这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眼下国家面临的是严重的危机，太平盛世一旦遇上灾害就会崩溃，多让人惋惜。
贾谊这奏折递上去，汉文帝的三观被刷新了。这要是搁别的朝代，都争着歌功颂德，谁敢说这个。汉文帝决定采纳贾谊的建议，当年开春，汉文帝亲自到田地里去劳动，为天下做出了表率。从此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
从那往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坚持这一政策，从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一直到晚晴的时候，随着中国开放的加深，当外国人终于弄明白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商品之后，随着大量廉价工业产品的涌入，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工商业才算跟在洋人后面，走向了历史前台。
历史没有假设，我们不知道如果中国不坚持这一政策会走到哪一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政策成就了中国的辉煌，也在日后拖累了中国的转型。假如没有文艺复兴，假如没有工业革命。那么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在自然经济时代，农业就是天下的根本。全国都是商人而没人种地的话，以色列的下场就是个例子。因为在那样的时代，农业就代表着实业。粮食储备，就代表着国力。农民是国家最需要的人才，是国家统治的基础。那时候真来一堆会造原子弹的没有用，国家只需要农民。正因为这样，为了保护中国的自然经济体系，明朝开始实行闭关，不让老百姓和洋人以及海盗接触。当年的大海盗汪直跟朝廷谈判，敢提什么自由贸易，那不是作死么。郑和的航海图都烧了，早就表明了朝廷对海洋的立场。到了晚晴，在洋人的枪炮下，政府不得不开放海禁，不得不允许外资进入中国。中国人就这样极不情愿的被洋人生拉硬拽进入了世界资本市场，这才出现了转型。
总之从汉文帝时期一直到晚晴开放之前，再也没出现过先秦时期那些能影响国家的大商人，正是由于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而农本思想开始衰弱之后，晚晴才出现了盛宣怀、胡雪岩这些能影响国家军政大事的大商人。
正是由于传统中国的国家主体是农民，而农民和官员之间又有科举做纽带可以转换，所以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这块土壤很难孕育出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仅仅是萌芽而已。中国由于经济的单一性，导致中国的政治一直是个圈，从来都是没地的起来找有地的闹革命。政治上如此，军事上的重点也一直是如何对付揭竿而起的无产阶级，至于如何对付草原来的胡人和海上来的敌人，只需要建长城和实行海禁进行防御就可以了。正因为军事上的目标侧重点是无地农民，这就导致了中国科技的发展不太依靠热兵器。冷兵器的发展，自然带动了农具的发展。随着农具的发展，以及高产作物引入，则中国农业经济就更稳固了。这是传统中国的发展圈子。能种地有饭吃，有了闲工夫不去研究科举，去研究烧水壶为啥冒蒸汽，那不是吃饱了撑的么。
在贾谊那个时代，重农抑商没有错。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中国把商人贬低到不该那么低的地位，今天的中国又把商人抬高到不该那么高的地位。在传统中国，商人再有钱，到哪也没有发言权。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有了钱就能在任何领域指点江山。时过境迁，令人唏嘘不已。
不过在汉文帝时代，也恰恰是这重农抑商政策让国库逐渐充盈了起来，甚至是日后汉武帝东征西讨的资本，都是从贾谊这本《论积贮疏》之后才开始积累起来的。
而随着汉文帝越来越有钱，他治国的手段就越来越多样化。而他的对手们，将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至于汉文帝会用哪些手段，下节再聊。